這裡必須談到一個人－－阿甲。
延安歡迎會上的《游擊隊員之歌》
阿甲，1907年出生於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湟裡鎮一個教書先生的家庭，原名符律衡，曾用名符正。
阿甲小時候在家鄉就很喜歡京劇，經常在老人們的指導下學演古戲裡的人物，也得到大人們的讚賞。
少年時的阿甲性情好動，喜歡聽戲。曾在家鄉不遠處的大寺院「顯親寺」逗留過。該寺有一名高僧，禪號懷舟。別看懷舟是出家人，但卻學貫中西，早年曾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對中國的京劇藝術情有獨鍾，雖居古寺之中，卻潛心於中國的京劇研究。
阿甲十分崇拜懷舟，只要一有時間，便跟著他學習書法、繪畫和京戲，逐漸迷上了京戲，常常是獨自在家中，也要唱上幾段。沒有鼓樂，便將過去的漆皮枕頭抱起來，自己獨自用手敲打，邊擊邊唱，聲震寺院，引得許多僧人駐足靜聽。
1938年，阿甲來到延安，原想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政治或軍事，投入民族解放的偉大鬥爭。一次活動中，無人會畫宣傳畫，有人就找到阿甲，他因曾跟懷舟學過一些國畫和書法，於是信手幾筆，便算是完成了任務。誰知這幾筆，卻整個地改變了他的生活軌跡。
當時延安急需各方面的人才，美術人才更是奇缺，這樣一來，就有人勸阿甲從事藝術工作，同樣也可以為抗日出力。於是，阿甲便進了魯迅藝術學院美術系，決定以手中的畫筆來為革命事業服務。
當時延安乃革命聖地，各界青年紛至沓來。來一批新同志，就要開一次歡迎會。在一次歡迎會上，阿甲為當時青年從軍抗日的熱情所動，情不自禁地上臺，用京劇的「流水板」演唱賀綠汀創作的歌曲《游擊隊員之歌》，這種獨特的形式，令人們頓覺耳目一新，掌聲如潮。
人們如同發現了新大陸一樣，一致認為阿甲的京戲比他的畫還要好。接著他就被調進了魯藝實驗劇團所屬的平劇(京劇)研究班，從此開始了以整個生命為代價的京劇事業。
「文化大革命」中，當年認識他的朋友們曾說，阿甲要是當時不出來唱那麼一段京劇《游擊隊員之歌》，恐怕就不會今天被鬥得這麼慘了。
抗戰烽火已燃遍全國，京劇作為一種舊的傳統藝術，如何為民族的解放服務呢？阿甲深深地思考著這個問題。
1942年，阿甲出席了延安文藝座談會。
在這次會議上，他聆聽了毛澤東主席的重要講話，作為一名身處抗日戰爭年代的京劇工作者，思想上起了質的飛躍。過去他曾認為，自己到了延安，全國上下都在積極參加轟轟烈烈的抗日戰爭，搞京劇藝術無法派上用場，還不如穿上軍裝，到抗日前線去。可是，聽了毛主席的講話後，他認識到文藝工作，其中包括京劇工作，在抗日戰爭中也同樣是需要的，也可以為抗日戰爭出力。
阿甲的戲劇觀從此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後來，他寫了一篇有關京劇改革，服務抗戰的長篇建議書。這份建議書由周揚送到中央書記處，受到中央書記處的高度重視。中央決定從延安的青年中先選拔一批有藝術才能的專門學習平劇。接著又從國民參政會所發的有關領導同志的差旅費中抽調2000元，由西安的八路軍辦事處購置了一份戲箱。
延安「魯藝平劇研究團」正式成立後，阿甲擔任團長。他除了組織演員們深入到部隊、學校、機關和農村演出之外，還經常深入到戰鬥第一線去演出，受到了邊區工農兵的熱烈歡迎。1942年，魯藝平劇研究團同賀龍領導的八路軍一二○師戰鬥平劇社合併，成立了延安平劇研究院。毛澤東欣然為此題詞：「推陳出新」。
阿甲是一個多才多藝的藝術家，他不但做導演，還親自參加演出，做演員，有時還自己動手寫劇本。他努力地發掘中國傳統京劇中的精華，並開始嘗試著將其與現實生活聯繫起來，用以反映現實，反映民族所關注的事物，在困難的物質條件下，努力探索中國京劇藝術的發展新路。
他自己寫劇本，將傳統京劇《宋江》進行了改編，演出後大受延安觀眾的歡迎。接著他又改編歷史劇《三打祝家莊》，並注入了新的時代氣息，演出後的影響更是超過了《宋江》。這部劇中，阿甲不但親自改編、寫台詞，同時還自己登臺演出。以後又演了《逼上樑山》，毛主席看了演出之後，親自寫信祝賀，並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1938年7月1日，為慶祝建黨17週年和抗日戰爭一週年，延安舉行了大型的慶祝活動。阿甲領導延安的平劇演員，自編、自導並參加演出了一部在中國現代京劇史上較早的革命現代京劇《松花江上》，這是一部用傳統京劇藝術表現抗日戰爭的京劇。阿甲讓古老的京劇，走上了抗日前線，在延安產生了很大的反響。
人民群眾的熱烈反響，給阿甲的藝術創作增添了新的活力，接著他編寫了反映抗日戰爭題材的又一部現代京劇《錢守常》。同時又參加了現代京劇《松林恨》和《夜襲飛機場》等的演出。
創作《紅燈記》前後
1949年4月，阿甲隨華北平劇研究院遷入北平。接著，中華全國第一次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平召開，阿甲當選為首屆中國文聯委員。此後，歷任文化部藝術處副處長、中國戲曲研究院副院長等職。
1961年，阿甲出任中國京劇院副院長兼藝術研究室主任。
這是阿甲京劇藝術生涯的黃金時代。可是由於他生性倔犟，看不慣江青的所作所為，更不肯出賣一個藝術家的良心而與江青「合作」，使他遭受了一場難以想像的災難。
從延安進北平之後，阿甲雖然後來擔任了中國京劇界相當高的職務，但他從未停止對於京劇現代戲的探索。
他深入生活，瞭解黨史，很快就創作了一部反映安源煤礦工人大罷工的現代京劇《安源罷工》。他不但自己親自創作劇目，同時還在京劇界抓現代京劇劇目。
在阿甲的努力下，一批現代京劇被首次搬上了首都的京劇舞臺。
1958年，中國京劇院根據同名歌劇《白毛女》改編成現代京劇，這使阿甲非常興奮，因為歌劇《白毛女》當年在延安和解放區演出時，群眾爭相觀看的熱鬧場景一直都銘記在阿甲的心中，將這樣一部優秀歌劇改編成現代京劇，也是阿甲多年來的一個夢想，今天這個夢想終於得以實現。
為了演好這齣戲，阿甲和鄭亦秋一同擔任導演。演員班子也經過了精心的挑選，由著名京劇演員李少春、袁世海等擔任主演。
阿甲對於現代京劇的要求是嚴格的，在排練的時候，他要求李少春充分發揮中國古代京劇的傳統技法，堅持「推陳出新」，同時又不要為傳統的手法所束縛，大膽地放開手腳，去體會和把握劇中人物楊白勞在黑暗的舊社會裏忍受地主壓迫，屈服於命運，一開始不敢反抗的內心世界，將中國勞動人民千百年來所受到的壓迫和剝削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
京劇《白毛女》的演出給看慣了古裝戲的觀眾們以耳目一新的感覺，加上許多著名京劇演員的精彩表演，體現了深刻的時代內涵，成功的演出一下子轟動了當時的北京城。
1964年，阿甲經過多年的積累之後，進入了現代京劇創作的頂峰時期。
這一年，在全國京劇現代戲的演出中，一部以後為全國人民家喻戶曉的現代京劇同阿甲的名字緊緊地聯結在一起了。
在此之前，阿甲和翁偶虹成功地改編了現代京劇《紅燈記》，接著又由阿甲擔任導演，由著名京劇演員李少春、高玉倩、劉長瑜、袁世海擔任主演，開始了對這部京劇的排練。阿甲將多年對於現代京劇的探索和研究的心血，全部用在了這部劇中。他精心地對整個演出進行了設計，對舞臺進行了精心的安排，對許多唱詞進行了在傳統基礎上的發掘。在他和劇組所有人員的共同努力下，《紅燈記》在這一年的全國京劇現代戲的演出中一炮打響，引起轟動。
全國各大媒體相繼對此作了報導，認為「京劇能不能反映現實生活與今天的時代精神，阿甲編導的《紅燈記》作了肯定的回答」。
許多京劇界的同行和專家也都認為：「《紅燈記》是京劇表現現實生活的里程碑」。
這部現代京劇也引起了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的高度重視和肯定。
演出之後，全國各種戲劇幾乎同時掀起了一股《紅燈記》熱，許多別的地方劇種也都向其學習，改編或上演《紅燈記》，《紅燈記》裡的許多唱腔也頃刻之間遍佈於大街小巷。
《紅燈記》是中國京劇藝術家們共同努力的結果，阿甲在其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從此，阿甲的名字便與《紅燈記》這部現代京劇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了。
「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
《紅燈記》公演前後，被此時在中宣 部藝術局任職的江青盯住了。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首都文藝界大會講話時，就指使人點名誣陷阿甲「破壞京劇革命」，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1968年6月，江青在鋼琴伴唱《紅燈記》的座談會上又一再地誣陷阿甲說：「阿甲這個人很壞，是歷史反革命，又是現行反革命。」從此之後，阿甲就一直挨批鬥，幾乎天天都有，輪流在各個部門游鬥。一個六十開外的老人，又患有高血壓和冠心病，身體、精神都難以支撐。
就是這樣江青還覺得不夠，她還在有關的會議上一再地煽風點火。她說：「阿甲這個人不好鬥，厲害得很，你們要狠狠地鬥，每天鬥。」
只可憐一個阿甲老人，苦心改編了《紅燈記》的劇本，結果卻落得個家破人亡。他的夫人方華也因此遭到了江青的點名，受到令人難以忍受的毒打，最後被迫害致死。江青將阿甲等原創人員拋在一邊，自己組織力量對原劇本進行了一些局部的改動和壓縮，一部新的《紅燈記》便在江青的精心策劃下開始出籠了。
1970年5月，江青利用掌握的輿論工具。在《紅旗》雜誌上全文刊登了由江青組織人所精心炮製的《紅燈記》。一本黨中央的機關刊物發表一個京劇的劇本，這是過去從未有過的事情。
為了給自己樹立「政績」，這期《紅旗》雜誌發表了一篇為江青鳴鑼開道的文章，題目叫《為塑造無產階級的英雄典型而鬥爭》。這篇文章一開始就肆意地誣陷國家主席劉少奇以及陶鑄、陸定一等同志，胡說什麼他們鎮壓京劇革命多次失敗之後，又通過反革命分子阿甲赤膊上陣，要把《紅燈記》炮製成一棵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
如此一篇胡言亂語的文章是誰寫的呢？原來竟是江青的「傑作」。她寫好後又經張春橋和姚文元的指點和精心批閱後才出籠的。
由此可見，江青一夥緊緊抓住《紅燈記》不單是竊取別人的創作成果，同時也想藉此來誣蔑和打倒黨和國家的一大批領導幹部，以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為了防止阿甲拿出原作來對證，在發表這篇文章和劇本之前的1970年3月，阿甲的家裡突然衝進來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對其實行翻箱倒櫃的搜查，將阿甲所寫的《紅燈記》的手稿全部抄走，使阿甲的手裡再無任何東西可以作證。
當年，筆者和許多善良的中國人一樣，在狂熱的樣板戲浪潮中，看了一遍又一遍的《紅燈記》，誰也沒有想到這後面竟隱藏著如此令人難以相信的黑幕！
江青一夥自認為天衣無縫了，將阿甲在1964年改編的《紅燈記》稍加壓縮，就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了。
江青一夥將在《紅旗》雜誌上發表的稱之為新本，自稱為是一本脫胎換骨的樣本。同時將阿甲原來改編的劇本稱為舊本，並說成是反革命分子炮製的大毒草。
可是，只要看到過阿甲原稿的人立刻就能發現，江青所搞的那個新本，其中有90%的唱詞及藝術構思，都是從「反革命炮製的」舊本中抄襲來的。
198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此案進行了審理。
在法庭上，審判員問江青：「你是不是講過林默涵、阿甲是反革命？」
對於如此一筆血債，江青冷漠地回答說：「不記得。」
法庭兩次宣讀和播放江青1970年7月3日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接見「周揚專案組」工作人員時的講話錄音：「要審訊阿甲，要審訊林默涵這個反革命，叫他如實的講，我要這個材料。阿甲這個反革命呀！他拒絕見我，六二年我給四個正副部長講話，找了他，他不見我，要審訊他。」
聽完之後，江青承認是她的講話，但她仍拒不承認曾將阿甲打成反革命。
法庭通知阿甲出庭作證。
阿甲出庭，雙目怒視被告席上的江青，列數了江青為著竊取《紅燈記》的成果，對他實行的種種非人的迫害。
阿甲說：「江青為什麼要把我打成『反革命』呢？這裡有一個《紅燈記》的問題。在1964年，全國京劇現代戲匯演的時候，江青欺世盜名，奪取了廣大文藝工作者的勞動成果，據為己有，作為她篡黨奪權的政治資本，我和京劇院的全體同志改編和演出的《紅燈記》，是八個所謂樣板戲中突出的一個，她當然不肯放過。本來嘛，一個改編的《紅燈記》有什麼了不起的啊！你拿去就算了嘛，為什麼還要把我打成反革命呢？因為江青既要做『披荊斬棘』的『英勇旗手』，她就必須要捏造破壞京劇革命的對象……」
阿甲最後說：「江青，我瞭解你，不要看你過去地位很高。但是，你人格很卑鄙，靈魂很骯髒，心很毒，手段很殘忍，格調很下流。我要求我們的人民法庭，對這樣的反革命分子，必須依法嚴厲地制裁，一絲一毫也不能寬恕！」
在阿甲咄咄逼人的證詞面前，江青無言以對。
二十六年後，《紅燈記》再現舞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