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零零一年從斯坦福大學工商管理碩士畢業後，不顧朋友勸阻，決定回國，加盟麥肯錫大中華區北京公司做企業戰略諮詢顧問。記得剛回國的時候，心裏非常興奮非常激動，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覺得像做夢一樣，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回到了闊別七年的祖國。第一次和同事去嘉裡中心旁邊的小王府老北京菜吃飯，特別高興，心想在美國可吃不到這麼地道，又這麼便宜的中餐。回國的前四個月像蜜月一般，覺得中國處處都好，可不用在美國受第一代移民的辛苦了，心想這輩子不需要回美國去了。沒想到蜜月總有結束的時候，四個月之後，開始懷念美國，同時漸漸發現自己和中國文化之間的差異。記得回國之前，好友曾警告我說，當心回國後有 」Reverse Cultural Shock」 逆向文化震驚， 意思是說我需要重新適應中國的文化。當時不信，心想我從來是很中國的，在美國這麼多年，因為中國情結太深太重，總是有意識地牴觸美國化，保持自己的中國本色，回國後定能和本土派打成一片，難道還需要適應我自己國家的文化不成？結果不幸被好友言中，發現潛移默化中自己已經吸收了美國文化的很多東西，反而對中國文化不習慣了。那麼就來談談我回中國的逆向文化震驚吧。
語言震驚
回國兩月有餘，第一次去相親，對方是媽媽同事鄰居的兒子，北師大畢業，人大的工商管理碩士，在北京一家民營的證券公司工作，比我大一歲，地道的本土派，儀錶堂堂，爸媽頗為滿意。記得第一次見面，交談不久，對方冷不丁問我中文裡夾的英文詞 」impressive」 是什麼意思， 我被問愣了。在美國已經習慣了講中文的時候帶英文詞兒，從沒想到過需要把英文的口頭禪翻成中文。冷不妨被問到，一時半會兒還不知道怎麼翻，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直譯，但聽起來很蹩腳，中文不用這麼長的形容詞兒。翻成很好的？好像意思沒有完全表達出來。仔細一問，原來我交談中不自覺帶的很多英文詞兒他並沒有聽懂，只是不好意思問罷了。大學的時候讀圍城，記得錢仲書先生把海歸夾在中文裡的英文詞兒比成「夾在牙縫兒裡的肉屑」，當時為錢先生的刻薄叫好，並對海歸的這種行為大不以為然。沒想到十年之後，自己講話也變成了「夾在牙縫兒裡的肉屑」。真想對錢先生說，先生冤枉啊，我夾英文詞兒可一點都沒有假洋鬼子炫耀的意思，實在是習慣了，脫口而出，真要一點兒英文都不夾還很費勁呢，因為要在說話前把腦子裡現成的英文詞兒現翻成中文(還得找到合適的中文詞兒)。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海歸要想和本土派打成一片，要先克服語言關。
在麥肯錫第一次和中國客戶打交道，同事對我說，注意講中文，客戶不喜歡我們說話帶英文。於是給聯想做項目的時候，講話特別小心，英文一定要翻成中文再講，但一不注意英文詞兒還是脫口而出(比如說strategy, competitive analysis之類的商業用語) 。 好在聯想的客戶很尊重麥肯錫，也很願意向麥肯錫學習西方的先進管理理念，所以受我影響不知不覺講話也帶上了英文詞兒。想想很對不起錢仲書先生。
生活文化震驚
海歸遇到的語言震驚是很容易發現也是相對來說容易克服的，而海歸和本土派中西文化的差異，則是微妙的，它藏在生活中的一點一滴裡，不是輕易能夠改變的。記得一次和本土派的朋友聊天，談到聰明和智慧的區別，他問我說，你覺得自己是聰明型呢，還是智慧型的？我當時不假思索，脫口而出，「我是既聰明又智慧型的」。朋友驚訝地看了我一眼，說道，你到是一點兒都不謙虛啊。我當時一愣，突然意識到在東方文化裡，即使別人誇獎你的時候也應該謙虛地說，「那裡那裡，還差得遠呢」，那有王婆賣瓜，自賣自誇的道理？在美國呆久了，習慣了心裏想什麼就說什麼，忘記了謙虛，也忘記了謙讓。西方文化直來直去，覺得自己是十分好，一定要說十分(如果不是說十二分的話)。學會推銷自己是在美國謀生的先提條件。東方文化則比較含蓄，經常拐彎抹角，嘴裡說的不一定是心裏想的。覺得自己是十分好也只會說八分，留著二分讓對方去猜。
在上海做項目的時候交了一個上海男朋友偉，本土派的，其實也算海歸，留日的，但日本文化比中國文化還東方，所以我們在一起經常碰到中西文化的差異。一個週末我最好的女朋友苗從北京來上海玩，住在我酒店的房間裡。苗的朋友遍天下，在上海也有朋友，所以我想週末苗該見她的朋友就見她的，我給苗要了一張房卡，這樣我們倆互不影響，行動自由。跟偉一講，他很生氣，說你怎麼能這麼對朋友呢，中國人講「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當然應該陪好朋友玩了。我覺得很委屈，在美國，即使是好朋友，相互之間也是很獨立的，有空約時間見面，如果各有各的事，那麼就各行自便，沒什麼可客氣的。在我看來很自然的事，在偉眼裡是「不講姐們兒義氣」，解釋了半天也解釋不清，本來苗想找她的朋友玩，我想和偉去無錫玩，結果我們兩個人都陪苗去了杭州(杭州我剛剛出差去過)，也沒玩好，因為我和偉吵架，三個人都掃興而歸。
企業文化震驚
生活中的文化差異象是浪花，需要海浪的撞擊才會迸發，即使發生也不一定是件壞事，有時會給平靜的生活憑添一些樂趣。而工作中的文化差異，則像是一股旋流，會有一種被它吞沒的感覺。
在麥肯錫北京公司工作，感覺肩上的責任比在美國大，更有挑戰性，比如說給微軟這樣的財富五百強跨國公司或中國電信，聯想這樣的國企民企領頭羊做企業總部發展戰略，但是最大的感覺就是累，幾個月下來身體透支得很厲害。回斯坦福商學院參加我們2001屆MBA的一週年聚會, 和在美國麥肯錫做的同學一聊天，發現同是給麥肯錫打工，我在中國的工作時間是我同學在美國工作時間的兩倍。在中國其它外企工作的校友也有同樣的感覺，在中國工作工作時間加倍長，工作強度加倍大。為什麼呢，我想有兩個原因。其一，經濟差異，中國仍在飛速發展的階段，而美國經濟已相對成熟，好比馬拉松賽跑，如果你想追上比自己早起跑兩個小時的對手，自然會跑得累很多。其二，文化差異。美國文化強調個體的重要性, 強調 individuality，個人利益第一， 企業利益第二， 如果問100個美國人， 工作和家庭哪一個更重要？ 99個會回答說，這還用問，當然是家庭重要。剩下一個會被大家認為是 workaholic (工作狂)。 晚七點以後和週末是法定的個人時間，偶而老闆讓加班， 還要很抱歉地地對你說，不好意思讓你加班了，做完趕緊回家吧。而亞洲文化，強調集體的重要性，強調 conformity，企業利益第一，個人利益第二， 個人服從集體， 老闆覺得你的時間都是他的，加班理所當然。況且中國文化崇尚堅忍，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在麥肯錫每天工作十六個小時，做得那麼辛苦，大家卻也習以為常，沒有人因為工作時間長就炒老闆魷魚。習慣了individuality的我，一下子被捲入conformity的旋流中，在忘我地工作了大半年之後，突然有一種失去自我的莫名的失落。
女海歸的交友震驚
回到矽谷後，碰到和我年紀相彷，想回國的女同胞，問我回國的感受，我第一句話就問，你結婚了沒有？有沒有男朋友？如果回答是沒有，我下一句就是，最好在矽谷找到男朋友再回去，回國找不到男朋友的。為什麼呢，那就談談我回國的交友震驚吧。
在美國洋插隊了七年，回國的時候已是年近三十的大齡女青年，我的婚姻問題成了我父母最大的心病。在美國的時候心想，中國有十三億人，男同胞應該有6.5億吧，市場足夠大了，自己條件又不錯，找個老公總不成問題吧。殊不知自己大錯特錯也。回國半年多，居然一個約會都沒有(相親不算)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想想在美國七年，什麼時候擔心沒有男孩子約我呢？如果我想約會的話，去一次矽谷中國工程師協會組織的舞會，或是郊遊，自然能認識好幾個單身男士，約會不成問題。矽谷男女比例失調，女孩子是大熊貓，不愁沒人追的。沒想到回國之後突然之間門庭冷落，空守深閨了。海歸的舞會，郊遊，或是派對也去了，認識的人也不少啊，可好像從來沒人主動給我打電話，偶而有男士約我出去，還以為對方喜歡我，交往一陣子後發現對方已婚，甚至孩子都有了，想在婚外找紅顏知己，我可不想做第三著 - 第一著還沒著落呢， 哪有時間去做第三著？ 想想不對，用麥肯錫的2X2市場吸引力，企業競爭力矩陣一分析，突然發現自己在交友市場上吸引力是零，自身競爭力也是零，處在要被麥肯錫建議退出市場的原點上。為什麼呢，先談目標市場吸引力，我的目標市場是海歸男士，覺得大家背景相同，都是洋插隊回城的，應該有很多共同語言吧。沒想到海歸男士不想找海歸女士，自己掙錢已經足夠多了，何必再找個女強人呢，還是找一個本土派的賢妻良母比較好。那麼擴大目標市場，轉向本土派吧，可惜自己在美國兩個名牌大學拿了兩個碩士學位，年薪十萬美金，足以讓本土派男士望而卻步。我曾試過在新浪網上交友，email 告訴對方自己的學歷和經歷之後， 對方只回了四個字，高山仰止。大學的時候就在雜誌上讀到過女碩士女博士找對象是高射炮，找不到目標。現在才明白其中的道理。市場吸引力是沒了，再看看自己的競爭力，既不年輕，也不是特別漂亮的那種，可能也不夠溫柔，在美國習慣了獨立，一切事情都自己做主，從不依靠任何人，東方女性的順從謙讓都忘到腦後了。和本土派年輕漂亮溫柔賢惠的女孩子比起來，似乎也沒有競爭力。怎麼辦呢，難道真按麥肯錫的矩陣理論，退出市場不成？可總不能一輩子孤家寡人啊。
正在交友無望之際，偶然在上海做項目訪談時認識了偉。偉比我高一屆，88級的，大學畢業後趕上出國潮，東渡日本留學五年，回國後在一家日本公司做銷售。我在上海給一家跨國公司做中國市場的戰略諮詢，在做諧》錳傅氖焙蚺鑾扇鮮兜摹Ｒ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