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請中國大陸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談談對「地主」的印象和認識，不少人會說出這樣一番套話：
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剝削農民為生，是封建社會的一個剝削階級。他們品德敗壞，橫行鄉里，欺男霸女，無惡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黃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劉文彩……
黃世仁，延安時代歌劇《白毛女》中的老牌地主。這個歌劇，後來一而再、再而三地改編為電影、芭蕾舞劇等，因而名揚天下。劇中的黃世仁逼債，逼死了貧雇農楊白勞，強暴了楊白勞的獨生女喜兒。喜兒出逃後躲在山洞裡，以偷吃山神廟的供果為生。由於長年累月不見天日，營養不良，變成了「白毛女」……某次在延安演出，當劇情發展到高潮時，一位連級軍官激憤過度，怒不可遏地拔槍向扮演黃世仁的演員開了一槍……幸虧沒有擊中，可見劇情感人之深。多少年來，連綿不斷地演出，「教育」了億萬青少年觀眾，使黃世仁成為家喻戶曉、人人恨之入骨的惡霸地主。
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小學語文課本中有一篇《半夜雞叫》的課文，節選自戰士作家高玉寶的長篇自傳體小說。課文裡的地主名叫周扒皮。這個可惡的傢伙為了催促長工們早起去幹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雞籠子裡學雄雞打鳴，引起雄雞紛紛啼叫。雞一叫，長工們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後來，長工們設計，故意將周扒皮當作「偷雞賊」痛打了一頓……這個戲劇性的故事，在嘻笑聲中農民的仇恨得以發泄。從此，「地主是農民不共戴天的仇敵」這一概念，深深植入了孩子們的心靈。最早讀過這篇課文的孩子，現在都已進入「知天命」之年了。
《紅色娘子軍》裡的南霸天，是另一個「怙惡不悛」的大地主。他利用萬貫家財，組織和支持反動武裝，與海南島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為敵。最後，被「瓊崖支隊」「紅色娘子軍連」的連長吳瓊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當過丫鬟）擊斃，得到了可恥的下場……
劉文彩是四川省大邑縣的大地主，也是個「無惡不作」的壞傢伙。他家設有「水牢」，把貧農冷月英關在「水牢」裡……四川省美術學院的師生，根據劉文彩的背景故事，集體創作了「泥塑收租院」，把地主壓榨農民血汗的場景形象化，文革期間全國巡迴展出，轟動一時……又將劉文彩的莊園改建成「階級鬥爭教育展覽館」，讓成千上萬的人參觀……展覽內容無中生有、添油加醋、無限上綱，不擇一切手段醜化劉文彩。
經過幾十年的宣傳、渲染和灌輸，一提起「地主」，人們便聯想到上述四大地主的醜惡形象，他們成了「地主」的典型代表，人人橫眉冷對，個個切齒痛恨。
（ 二 ）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
20世紀40年代末，在全中國，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幾百萬。1950年中共發動「土地改革」運動，殺害了200多萬地主。那麼，人們要問：每一位被殺的地主，都是像上面四大地主那樣的壞人嗎？都是「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嗎？
只要翻開歷史的卷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紀的老人問一問，就會得到截然相反的答案。人們承認，地主中有壞人，但地主不全是壞人；相反，其中絕大多數－－約佔總數95%以上的地主，都是心地善良、樂善好施的好人。－－「地主」這個名詞，已被共產黨幾十年的宣傳深深地毒化了，成為一個深含貶義的詞彙，人們一見到「地主」二字，就聯想到剝削和壓迫，產生厭惡感。
其實，1949年之前，大多數農村尊稱土地和財富較多的人為「財主」、「老爺」。佃戶（租種土地的農民）和長工，則尊稱土地的主人為「東家」。那時候，雖然也有「地主」這個詞彙，但除了酒宴上「略盡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誼」的客套話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與羨慕，絕對不含貶義。
「地主」究竟可惡不可惡？「土改」運動中殺掉200多萬地主，是不是人人該殺？……要弄清楚上述問題，首先要瞭解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
地主的土地和財富，大體有以下三種來源：
第一， 祖傳家業。
有些人家，祖上好幾代前，就擁有這些土地和財富。一般有錢人家總是送子弟讀書，這個書香世家，幾代沒出「化孫子」，因而守住了家業，代代相傳，傳到了這個兒孫手裡。到了1950年，風雲突變，這位繼承者反而因擁有祖傳的土地和財富遭了殃，全家掃地出門，土地和財產被沒收，連生命也沒有保住，被槍斃了。
「土改」中有不少「貧富顛倒，是非混淆」的現象。－－中國有句古話「富不過三代」。許多財主家，不幸出了個好吃懶做、嫖賭逍遙的「化孫子」，他「崽賣爹田心不痛」，把萬貫家財化得干乾淨淨，變為沿街乞討的「叫花子」。哪知風水輪流轉，「叫花子」反而因禍得福，「土改」中被劃為「貧農」，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財」（沒收地主的財物）。－－作家余華的長篇小說《活著》，就寫了這樣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第二， 在外地做官、經商發了財，回鄉興家置業，購買大量土地，成為地主。
從秦始皇到清王朝，皇權專制兩千多年，一直是重農輕商的小農經濟社會。那時人們的觀念，與現代人大不相同。那時沒有銀行，銀錢放在家裡，怕偷怕搶；存在私人票號裡風險很大，不放心；那時工商業不甚發達，人們壓根兒瞧不起商人，不願意投資興辦實業。筆者小時候聽到老人們的口頭禪是：「要想家業穩，作田是根本」。－－因此，在那個年代，人們的頭腦裡，有了錢之後的第一個念頭便是「買田」。田是不動產，偷不走，搶不去，年年增值，死後傳給子孫，家人就不會餓死了。
第三， 勤勞儉樸，聰明好學，善於經營，在本地被稱為「田秀才」的能幹人，一輩子省吃儉用，有點積蓄便買田，土地漸漸增多，慢慢上升為中農、富農……積攢土地最多的，達到中、小「地主」水平。
正如每一個階層、每一個團隊裡，既有好人，也有壞人一樣，毋庸諱言，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盤剝而上升為地主的，但這種人畢竟是極少數。那個時代，儒家學說「仁義禮智信」大行其道，社會輿論對不道德的行為大肆伐撻，大家都瞧不起走歪門邪道發了財的人，「戳他的背皮」，恥與為伍……因此，一般人都自覺或不敢走邪路。
那時候的人，頭腦簡單，思想單純，信奉神佛的佔百分之八、九十。人們不敢做壞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靈被打入地獄。總體說來，在皇權統治下，通過儒家道德的宣揚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的流行以及「有神論」的制約，大多數時候，社會是平靜、安定的。貧者安貧，富者樂善好施，相互依存，長期和平共處，沒有那種「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的「階級鬥爭」之說。
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大致是上述這三種。其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動產，在交易、過戶的過程中，都簽署了契約，按章繳納了稅負，並由政府主管部門頒發了權證，既是公認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 三 ）地主階層在農村中的作用
地主們青少年時期大都受過嚴格的教育，是農村中文化素質較高的群體。他們讀的是《四書》《五經》、「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憐貧恤老、救濟鰥寡孤獨、助教興學、救災賑災、修橋補路、興修水利、調解糾紛、倡導文化活動（舞龍燈、賽龍舟、唱大戲等）……舉凡農村中一切需要錢、物的公益事業、慈善事業，都是由他們帶頭髮起，熱情贊助並充當捐資、獻物、出力的主角。
經過十年寒窗進入（官場）上層社會的，大多數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當年的地主階層，集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於一體，理所當然地成為社會的主流。
許多科場失利、無意於仕途的讀書人，回到鄉梓後，因其品德高尚、學問豐富、主持正義、辦事公平，往往被推舉為地方領袖，掌握著村、鄉、區的地方事務管理權。而當年的政府（縣級以上）是那樣軟弱，既沒有「社會救濟」概念，又沒有過問地方事務的經濟實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務便責無旁貸地落在本鄉本土有聲望的富紳（地主）的肩頭上。
興辦公益事業和慈善事業需要大量資金，光憑空口叫叫喊喊，是沒人信服你的，關鍵時刻要帶頭拿出白花花的銀子來。有聲望的富紳帶頭捐了巨資，人人跟進，形成「眾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資金，才能辦好地方事業。那時候，差不多所有的鄉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業心強的地主，帶頭捐資。
「地主」這一階層當年在農村佔有的土地和財富較多，是多種社會力量長期碰撞取得的均勢與平衡，是兩千多年來皇權專制社會優勝劣汰、自然選擇的結果，是一種符合當時社會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經濟結構要素。
兩千多年前，孟子說：有恆產者，始有恆心。這話的意思是：只有財產較多的人，做事才有責任心。因為他要對自己的財產負責，對自己的家庭負責，對自己的聲譽負責，絕對不會亂來。當年，地主階層以其財富、道德、學識和聲望，責無旁貸地擔負了政府職能缺失部分的職責，在農村中起著穩定社會的中流砥柱作用。
（ 四 ）中共發動「土改」的目的
1950年6月，中共決定在「新解放區（1947年之後「解放」的地區）」開展「土地改革」運動。中央一聲令下，整個農村立馬籠罩在紅色恐怖、血雨腥風之中，200多萬地主的人頭紛紛落地。
中共為什麼要開展「土改」，為什麼要殺那麼多地主？
大力為共產黨宣傳、與毛澤東私交相當不錯、名著《西行漫記》的作者－－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曾說過這樣一番話（大意）：
我曾追問毛澤東，井岡山時期，蘇區的面積只有那麼大，人口只有200多萬，每年的稅賦有限，你們是怎樣解決幾十萬紅軍軍糧軍餉的？
毛澤東「王顧左右而言他」，迴避了斯諾的提問。
俗話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記者斯諾足跡遍佈全世界，見多識廣，具有獨立思考能力，是個內行。
毛澤東為什麼不直說呢？顯然有難言之隱，深知自己做了見不得人的事。
20世紀30年代，紅軍在井岡山五次「反圍剿」，槍炮齊鳴，火光衝天，捷報頻傳……最後兵敗逃竄。仗打得那麼熱鬧，支撐熱鬧場面的軍糧軍餉、武器彈藥補給……錢，從何而來？
不要看表面文章，不要看毛澤東的詩詞如何豪氣干云：「天兵怒氣衝霄漢」、「六月天兵征腐惡」……每一句詩裡都飽含著地主的鮮血、戰士（農民）的鮮血和農民的血汗……
「戰士（農民）的鮮血」好理解，打仗要死人，死的戰士都是農民；「農民的血汗」也好理解，打仗要消耗錢財，消耗的自然是農民的血汗錢。
「地主的鮮血」是怎麼回事呢？原來，從1928年秋收起義，竄入井岡山搞武裝鬥爭開始，毛澤東領導的中共，一直是沿襲「打土豪」的辦法，解決軍糧軍餉的。所謂「土豪」，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地主」的代名詞。
他們每「解放」一個地方，便把那裡的地主通通殺掉，奪取他們的財富充作軍糧軍餉。「紅區」（共產黨佔領地區）大大小小的「土豪」打光，沒得油水可撈了，便派出突襲隊，趁月黑風高之夜，到「白區」（國民黨佔領地區）去打「土豪」，斬盡殺絕，擄掠一空……久而久之，「白區」靠得近的「土豪」也打光了，老百姓跑得精光，形成一條30多里寬的「赤、白交界」絕無人跡的「陰陽地界」……
1949年中共建政後，百廢待舉，到處需要錢，入不敷出，捉襟見肘，財政危機相當嚴重。在軍事方面，西邊要進藏，南邊要「解放」海南島，東南準備攻打臺灣，北邊要「抗美援朝」，幾百萬「解放軍」軍糧軍餉從何而來？……於是，歷史上最大一次「打土豪」，掠奪最富庶的江南農村地主財物的「土地改革」運動，便應運而來了。
1950年6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八大任務」，其中第一項就是進行土地改革。毛澤東毫不諱言，要把「土改」列為「取得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的首要條件」。－－這就是「土改」第一大真實目的：奪取地主的財富，解救新生的紅色政權的財政危機。
「土改」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鮮血，鞏固新生的紅色政權。
中共建政後，國民黨及其遺留、派遣在大陸的軍政人員，反抗是非常強烈的。自發性的民間土匪，也十分猖獗，常常在某夜突然把一個鄉政府「端掉」了。新生的紅色政權內外交困，隨時有被顛覆的危險。這時，毛澤東認為，必須大開殺戒，殺雞儆猴，把「反革命」的囂張氣焰鎮壓下去……殺誰呢？不幸，歷史選擇了「地主」作為「儆猴」的這隻「雞」。
「土改」時，批准殺人的權力在區一級，二十來歲的區長或區委書記掌握著全區十多萬人的生殺大權。深夜，區、鄉幹部會議結束，大家勞累了一天，睡覺去了。年輕的區委書記（或區長）坐在煤油燈下，根據各鄉上報的材料，勾畫明日的殺人名單。
這時，如果這位年輕人心地比較善良，他手中的「硃筆」稍稍留情，對於可殺可不殺的人，盡量不劃紅勾，這些人就可能倖存下來。如果這位年輕人「階級鬥爭」觀念比較強，殺紅了眼，「硃筆」一路勾畫下去，則明日刑場上便有十多位地主的天靈蓋被打飛……要是這位年輕人打瞌睡，「硃筆」誤點在某個原擬不殺的人的名字上，醒來後又沒有發現這一錯誤，這人明天也就完蛋了！
殺人的權力雖然在區一級，但實際上，某位鄉幹部要殺誰，甚至因私仇某位貧雇農要求殺誰，跟區委書記說一聲，少有不批准的。
鬥爭地主的場面十分野蠻，拳、腳、鞋底、棍棒、皮鞭一齊上，打得皮開肉綻、口吐鮮血、傷筋斷骨，哀號之聲，不絕於耳。對於某些強加的罪名，跪在鬥爭台上的地主想解釋一下，戰戰兢兢剛開口，台下便發出一片震耳欲聾的口號聲，淹沒了地主那微弱可憐的聲音；台上的人隨即抽耳光，拳打腳踢，打得你根本無法開口……
在這節骨眼上，起作用的是「人性」。這位地主如果性情特別溫和，待人十分寬厚，以前從來沒有得罪過任何人，沒人告他的狀，也許能逃過一劫，留下一條小命。如果早些年因某件雞毛蒜皮的小事，或說話不小心，得罪過某位貧雇農，在土改幹部的挑唆下，貧雇農指控他是「惡霸地主」，就完蛋了。－－只要有人說你是「惡霸地主」，你就是「惡霸地主」，沒得分辯的餘地。
在貧下中農這一方，如果人性好，富有同情心，看到地主挨打挨斗被殺十分可憐，不記恨往日的小事，寬宏大量，什麼也不說，這位地主的小命也許能保留下來。如果是個生性嫉妒、幸災樂禍的積極份子，見人受罪心裏樂，看到殺人便興奮，告狀時添油加醋，無中生有，一個一個的地主，便死在他手中……也有經不住土改幹部反覆勸說，說錯一句話致使某位地主喪命的，事後這位善良的農民良心發現，一輩子追悔莫及！
殺地主，沒有任何標準。每個村子都要殺，不殺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規定：「戶戶（地主家）冒煙，村村見紅」。假設那個村子裡沒有人夠資格評上地主，就將富農提升為地主；假設連富農都沒有，就「矮子裡面拔將軍」，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農提上去……總之，至少要殺一個，殺一儆百嘛！
當年殺地主是用槍頂著後腦杓，從背後斜著向上開槍。一聲槍響，天靈蓋便被打飛了，紅色的鮮血、白色的腦髓，撒滿一地……血腥、殘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渾身顫慄，掩面而泣，甚至嚇得好幾個夜晚從惡夢裡尖叫著醒來……殺多了，嚇怕了，反抗者都縮頭了，新生的紅色政權便鞏固了。
「土改」的第三大目的是：動員廣大的農民參軍，上「抗美援朝」前線。
窮兵黷武的毛澤東為了討好斯大林，用中華兒女的生命和血汗錢，為發動朝鮮戰爭的金日成火中取栗。他知道，只要給老實巴交的農民一點點好處，農民就會為他賣命。「土改」將沒收地主的土地、財物分給貧下中農，翻身的農民感恩戴德，讓自己的兒子、丈夫去參軍，敲鑼打鼓，戴著大紅花，送他們開赴有去難回的朝鮮戰場。
中共為一黨私利，隱藏著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的目的，打著「耕者有其田」的漂亮旗號進行「土改」，把自己打扮成貧苦農民的「大救星」，實質上是為了利用農民，哪裡會真正為農民著想！說來說去，其最終目的是為了鞏固新生的紅色政權。
（ 五 ）地主的「罪惡」有幾分真實？
帶著政治目的，用文學藝術塑造的四大典型地主，是真實的嗎？他們與現實生活中的地主差距有多大？
說實話，那些虛構的故事，可以哄哄一般人和小孩子，但絕對騙不了親身經歷者和歷史的知情人。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四大地主的故事中，有些情節是編造的、虛假的，有些則是將許多壞人壞事集中到一個人身上。－－無論古今中外，任何地方，將社會陰暗面發生的各種壞事堆砌在某一個人身上，這人也就十惡不赦了。
就拿姓周的小地主來說，他真的會半夜三更趴到雞籠子裡學雞叫嗎？不會的。要叫，躺在床上叫就是，聲音可以傳過去嘛。筆者小時候居住在農村，偶爾醒得特早的日子，聽到遠處的雄雞打鳴，叫聲由遠及近，最後，鄰居家的雄雞、自家的雄雞都跟著叫起來……遠遠地學雞叫，即使學得不十分準確，由於距離遠，雄雞聽不分明，可能跟著叫；趴在雞籠子旁邊學雞叫，它聽得分明，是人在叫，反而不會跟著叫了。－－這道理是十分明顯的。
課文裡還描寫姓周的地主打開雞籠子，劃火柴去照……這些愚蠢行動驚動了雞，它也不會開口打鳴了。－－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這些細節是虛假的、捏造的：學雞叫不必趴到雞籠子旁邊，也不用打開雞籠子去看，熟門熟路要劃什麼火柴？
就事論事，即使你把長工們早早驅趕到地裡，自己不跟著起早去監督，長工們躺在田頭怠工，你有什麼辦法？
那時候的地主，需要雇佣幾個長工的，一般會先雇佣一個比較能幹的「長工頭」。總體任務交下去後，每天由長工頭分配其他長工幹活，根本不用東家操心。當然，長工頭的工價比一般長工高。筆者務過農，做過工，深深知道「活在手裡」這句話的份量，如果「對著干」的話，工人和農民自有千百種方法可以消極怠工。因此，用欺騙、壓榨的方法，東家和長工是不能長期相處的，最終吃虧的必定是東家。小氣、吝嗇的地主是有，但一定得適可而止，如果太厲害，吝嗇的臭名遠揚，就沒有人上你家來打工了。
那時候的地主，一般採用「籠絡」的方法穩定長工，例如，初一十五「打牙祭」（吃肉），逢年過節送糧食、衣物，有急事允許請假，年終結算時另外暗中給紅包……用這些手段來挽留那些老實本分、肯幹活的長工。
極左年代，許多中、小學的工宣隊對學生進行「階級教育」，請來當地「土改根子」當過長工的老貧農來學校作「憶苦思甜」報告。老貧農在講台上講著講著，忘乎所以，話題突然走偏，手舞足蹈地說：有人說地主壞，但我看也有好地主，我那東家對我就特別好，每年都送我十多斤臘肉過年，吃得嘴巴流油。不像1960年過苦日子，飯都沒得吃，差點餓死了……
工宣隊一聽，不對頭，老農民在「憶甜思苦」，對他使眼色，制止不住，只好上臺「救場」，搶過麥克風對同學們說：老貧農講累了，下去休息休息，我跟大家講一講地主是怎樣壓迫剝削農民的……說著，便把老貧農推下了講臺。
那個年代，如果是出身不好或有歷史問題的人，在大庭廣眾之中說地主的好話，作「反動宣傳」，會立即打成反革命，判刑坐牢，甚至還可能槍斃。但那老貧農是「土改根子」，講的又是實話、真話，奈何他不得，只好不了了之。
那時候，許多地方鬧土匪，地主們都嚇得「雞崽子」一樣，小心謹慎，生怕惹禍。他們夾緊尾巴做人，「樹葉子掉下來都怕砸破了腦袋」，哪裡還敢欺壓農民？他們大多以慈悲為懷，樂善好施。叫花子來討米，總是一碗碗米打發，絕對不讓他們空手而去。不要小覷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線，如果輕慢了，說不定哪天晚上來一幫手執刀槍的蒙面大盜，把家裡搶得精光……地主們連叫花子都不敢輕慢，哪裡敢得罪長工？
姓周的小地主，要是真的敢於半夜學雞叫，剋扣和壓榨長工如此厲害，他早已一敗塗地，甚至家破人亡了。－－高玉寶畢竟太嫩，編造謊言，漏洞百出，不堪一駁。
2000年，歷史學家笑蜀先生根據多年調查，寫了一本《劉文彩真相》，還了劉文彩的真實面目。一般來說，地主都是集優缺點於一身，比較複雜的人物。他們的個性、作風、處事方法，無一不與當時的時代背景、人文環境、風俗習慣息息相關。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著許多儒家道德的傳統優點，同時也沾染了不少社會流行的惡習。拿劉文彩來說，他有著慷慨興學的美名（斥資200萬美金興建了四川省最好的「文采中學」），不少濟困扶危的義舉，但也有吸鴉片煙、玩女人、討幾房小老婆等當時有錢人的通病。根據笑蜀先生的調查，劉文彩家根本沒有什麼「水牢」、「地牢」、「行刑室」，那些都是極左年代，為了宣傳「階級鬥爭」，煽動人們仇恨地主編造出來的。
總的來說，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壞人，但好人佔絕大多數。中共為達政治目的，編造四大地主的醜惡形象，以此代表所有的地主，是不公平的。平心而論，地主中有人為非作歹，貧下中農之中何嘗沒有為非作歹之人？道理是一致的。不光四大典型地主是捏造的、虛假的，「土改」中絕大多數被殺的地主，都是捏造罪狀，含冤受戮的。
（ 六 ）「土改」是歷史上最大一次劫掠
大家都知道，殺人的事，必須慎之又慎。毛澤東說過多次：殺人不是割韭菜。韭菜割了自己可以長出來；人的頭割掉後，就無法再長出來了。－－但是，毛澤東說話不算數，經常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一旦有需要，他便大開殺戒，「土改」就是一例。
現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已經廢除了死刑，即使沒有廢除死刑的國家，要殺一個人，法律程序都相當複雜。首先必須追究這個人犯了什麼罪？證據齊全、罪行確鑿後，依據某法律某條款，才能判處他的死刑。
但是，在「土改」中，殺地主是無須定罪的，「地主」二字就是「罪」。那時候，「罪」與「非罪」的概念混淆了，用「黨的政策」和政策執行者的指令，代替了法律這根準繩。「黨的政策」規定要殺誰，政策的執行者說要殺誰，那人就難逃厄運。殺地主，既不要問犯沒犯事，也不要去尋找證據和法律依據，鬥爭會場上有人（多數是會前佈置好的積極份子）喊殺，一呼百應，第二天便綁赴刑場，「呯」地一槍了事。
你說沒「法」，他們說不對，中共中央頒布了「土地改革法」。這部法規定，共產黨到來之前三年，佔有數量較多的土地，出租土地剝削農民的，均在該殺之列。
世界上所有的事，都有一定的道理。讓我們來看看，「土地改革法」合不合道理。
首先一個道理是：法律不應該追訴立法之前的罪行。
例如，立法不准隨地吐痰，違者罰款100元，法令頒布後立即執行。－－那麼，我昨天隨地吐了一口痰，你今天頒布法令，就沒有理由罰我。－－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
但中共的「土地改革法」，追訴法令下達之前的「罪行」。
地主的土地和財富，全部是你中共到此地來之前三年就有了的，有的是中共誕生（1921年）之前就有了的，有的甚至是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前就有了的，怎麼能追訴幾年前，幾十年前，甚至百年之前的「罪行」呢？
現在你用「槍桿子」逼著，要沒收地主所有的土地和財物，掃地出門。好，地主們就老老實實把土地和財物全部獻出來，你怎麼還要殺人呢？地主並沒有做壞事呀！
即使退一萬步講，土地不該私有，不該出租，但土地私有和出租是兩千多年制度的沿襲，是歷史形成的，地主本人不應該為此承擔責任，更沒有死罪！
再則，你要殺某個地主，要講清楚，為什麼要殺他？說地主有罪，要講清楚，地主究竟犯了什麼罪？該不該殺？－－將強詞奪理和莫須有的罪名強行扣在頭上，不准開口辯護，一頓亂打，一槍崩了，地主們死也不瞑目！
不講道理，用槍桿子逼著，殺人越貨，是什麼人？是土匪、強盜。因此，1950年中共開展「土地改革」運動，實質上是以黨的名義，用國家發布政令的辦法，用槍桿子逼著，公開地、大張旗鼓地進行歷史上最大一次劫掠！
地主犯的是什麼「死罪」呢？他們的唯一罪名是：擁有的土地和財富超過了共產黨規定的數量，將土地出租給農民，收了租，吃了剝削飯。－－用這種罪名，一殺便是200多萬，這是有史以來全世界罕見的最大的冤案！
（ 七 ）「土改」的惡果及其後遺症
中共暴力「土改」，產生了的惡劣的後果和嚴重的後遺症。
首先，「土改」人為地製造仇恨，摧毀了中華民族的優良道德傳統，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傷痕。
華夏大地本來是一個文明禮義之邦，尊老愛幼、相互禮讓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處。在農村，上下不相慕，貧富兩相安，生產生活，秩序井然。自從「土改」將謀財害命、殺人越貨，顛倒為備受讚揚的「正義事業」之後，人心渙散了，傳統道德觀念崩潰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爭鬥，爾虞我詐，道德淪喪。請看今日之中國，人慾橫流、物慾橫流，追本溯源，「土改」難辭其咎。
其次，「土改」破壞了農村的生產力。
本文第二節指出，農村中有一批勤勞儉樸、善於經營「田秀才」，他們上升為富農、地主後，代表著當時農村的先進生產力。他們農具比較齊全，資金比較充足，生產具有一定規模；他們經驗豐富，接受新生事物較快，有能力選擇和改良作物的品種；他們的農、副業產量總是達到當地最高水平；他們先進的耕作方法給貧苦農民起了示範、帶頭作用……如果讓他們繼續富下去，其子女留學美國歸來後辦農場，中國的農業或許會改變面貌，跟上世界前進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們打壓下去，殺的殺，關的關，管的管，生產資料瓜分得罄空……中國農業一條極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斷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萬別，有的人就是頭腦不想事。許多貧下中農只能在別人的指揮下從事簡單勞動，缺乏獨立門戶掌握全盤生產的能力。把土地分給這樣的人，他們一缺資金、二缺農具、三缺種子、四缺經驗……明明分給他們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種不出糧食。所以，土改後的第一年，生產總是倒退了。
更有一批懶漢，把分的東西吃光用光，分的田賣給別人（後來被制止，不准買賣土地），依然是個窮光蛋。
「土改」通過鬥爭和殺戮，把善於經營的地主、富農打壓下去，農村中就更加缺乏經營型人才了；把已經集中了的生產資料，零星分散給不善於經營的單人獨戶，使農業生產力遭受到嚴重破壞。
第三，「土改」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
在古代，農村是非常安寧、祥和、溫馨的。請讀古詩：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 張演《千家詩•七絕•社日》 ）
這兩句詩是什麼意思呢？「春社」就是開春之後村裡結社開大會，商討本年度的生產大事：耕牛、農具、種子、肥料、水資源的分配和調劑、預防旱澇災害等……出席會議的是每戶的當家人。生產大計討論完畢後，擺開豐盛的酒宴，大家樂呵呵地大吃一頓。到夕陽西下的時候，每戶人家都把喝得醉醺醺的當家人扶著回家……這真是一幅美妙無比的「農家樂」畫圖，可以想像，當年農民是何等地自由自在，快樂、幸福！
這裡要特別注意的是：會議召集人，也許是「村長」吧，是何等的有威信、有能力，把本村的事安排得妥妥貼貼，人人滿意。這位德高望重、辦事公平公正的長者，很可能就是本村土地和財富最多的人－－即「地主」（參見本文第三節）。
在科舉時代，沒有「功名」（未考取秀才、舉人）的人是不允許進入地方領袖層的，因此，地方領袖素質較高，廉潔奉公，能真正為群眾辦事。
鄉村地方領袖第一次惡質化，是從晚清1906年廢除科舉制度後開始的。由於大家都沒了功名，誰可以當地方領袖。三教九流之輩見有機可乘，便憑藉土地、資本、祠堂、武力、公產、宗教和個人關係……紛紛鑽了進來。這些人魚龍混雜，良莠不齊，形成派系小集團，忙於爭權奪利，置貧苦農民於不顧。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約束，不受政府控制，貪贓枉法，為所欲為。加上人口爆增（清朝初年，全國人口約1億，「康干盛世」後增加到4億，抗戰勝利後全國人口號稱4萬萬5千萬），人多田少的矛盾突顯出來，從此，農村社會開始動盪不安了。
「土改」利用「流氓無產者」（扒手、小偷、地痞、惡棍、無業流民等）打衝鋒，打垮地主、富農後，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紛紛入黨做官，趾高氣揚地成為「書記」、「委員」、「主任」、「鄉長」、「村長」……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這些人大多一字不識，居然洋洋得意上臺作報告，開口第一句便是：「我是個大老粗，只曉得三擔牛屎六箢箕……」－－不因沒有文化感到羞恥，反以為榮！
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馬，偽裝積極，拉幫結派，任人唯親，欺下瞞上，惟命是從……他們能力低下，不懂生產，卻指手畫腳瞎指揮，常常造成重大經濟損失。農村領導權落在這樣一幫沒有文化、素質低劣、目光短淺的人手裡，農業生產怎麼能搞得好？再加上毛澤東頭腦發昏，「土改」後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到1960年前後，農業生產全面崩潰，餓死3500多萬農民……
第四，1953年「土改」結束，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全面達到了毛澤東的預期目的，滋長了毛澤東的驕傲自滿情緒，增強了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地位，從此，毛澤東一言九鼎，容不得任何反對意見，為他隨後腦袋發熱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埋下了禍根。
中共暴力「土改」以及多變的農業政策（首先是單干，後來合作化；到80年代，又分田到戶單干……），產生了嚴重的後遺症：農業生產停滯不前，長期處於落後狀況，至今無法跳出小農經濟的窠臼，遠遠落後於世界農業發展水平。
革命革了幾十年，到今天，農村依然貧窮落後，農民依舊苦不堪言。使朱鎔基總理頭痛、溫家寶總理特別關注的「三農問題」，追本溯源，「土改」難逃罪責！
（ 八 ）應該為「地主」「平反」
中共暴力「土改」，殺害了200多萬地主，需不需要「平反」？
當然需要平反！
做錯了事，殺錯了人，雖然事情的惡果不能挽回，人死無法復活，但承認錯誤，澄清思想，對死者是一種憑弔，對活著的後人是一種安慰，同時可避免國家今後再度陷入那樣可怕的人為的災難之中！
但是，要求當局平反，就須認真考慮了。為什麼？因為要求他們平反，是一種奴性思想的表現，是當久了奴隸之後懇求奴隸主「恩典恩典」，本身仍陷在奴隸的境界中。
我的一位農村親戚，被錯劃為「四類分子」，80年代初平反後，打發女兒來問我：聽說公社還保存了一袋關於他的「黑材料」，女兒的同學在公社當副書記，他想利用這個關係，請客送禮，走後門把那袋「黑材料」要回來……我回答說：不要去理他，上面的政策不變，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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