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教授就甘的指責寫了一篇答辯，對考試方式本身提出質疑。他大概想說的是：導師帶博士，應該儘可能自己說了算。儘管這話沒有公開說出來，還是引來方舟子先生的譴責：「朱教授據說在美國讀過博士學位，那麼美國的博士生錄取是否像朱教授所說的不採取考試方式呢？否。眾所周知，要報考美國博士生，都要參加GRE考試(報考法學院研究生可能還要參加LSAT考試)，各所美國大學對此都有明文規定，而且普遍定了最低分數線。美國教授的錄取權力，只是針對那些已達到GRE分數線的申請者的。恕我孤陋寡聞，我沒有聽說過有哪個考生沒考好GRE或類似的全國性考試就在美國正規大學讀博士，即使有的話也是個例，不足為憑。我承認教授有權力不錄取初試考得好的學生，但是我不認為教授有權力錄取沒能通過初試的『熟人』。」最後方先生義正詞嚴：「法學院尚且如此踐踏程序，如此毫無尊嚴，何況其他機構？」
據筆者所知，美國大學雖然有GRE最低分數線等規定，但教授的好惡遠比分數線重要。規定從來是可以破的。筆者當年託福只考了590分，再考跌到580分。後來妻子被耶魯大學錄取，筆者便作為陪讀出來。先旁聽了一堂課，馬上被上課的教授推薦去讀東亞研究的碩士，在讀碩士第一年筆者決定報歷史系的博士，報考很簡單。當時上一個大牌教授的課，寫了兩篇僅10頁的讀書報告，第三篇按期寫不出來，去教授的辦公室請求寬限，這也是和他的第一次私人談話。他給了我寬限期，然後說：「你有讀博士的良好素質，你想不想讀？」筆者當然喜出望外，不過自知託福、GRE不行，也無再考的勇氣。於是問：「我沒有託福、GRE成績，也不太想考，怎麼辦？」他馬上說：「我們對你已經有瞭解，不需要這些。」後來果然被錄取了。
可見，筆者就是像方先生所說的沒有參加初試的考生。國內拿著優異的託福、GRE成績申請耶魯大學歷史系的，每年不知道有多少。可是筆者在校這幾年，沒有見系裡從中國直接錄取過一個學生，錄取的都是本人這樣的「熟人」。道理很簡單，培養博士很複雜，選拔人遠非考試所能夠解決的。博士生導師，某種程度上就是個足球教練，你不可能拿著幾個百米和12分鐘跑的成績，要求他在通過這樣的「初試」的人中選拔隊員。導師的經驗和直覺，往往比幾個考分重要。
這套規矩是否能夠移植到國內，筆者很懷疑。因為國內存在學術腐敗問題、教授公信度較低，所以筆者也很同情甘德懷，覺得他把問題提出來還是有意義的。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忽視了學術的複雜性。
在美國申請博士有三大件：自述、推薦信和GRE等成績。而GRE絕不應被理解為是什麼初試，只不過是考試公司設計的智能測驗，供學校參考而已。許多教授看中的是你的個人自述。自述最多兩頁，非常簡短，但很能說明學生的素質。大家寫自述幾乎都找人幫忙、提各種意見，但也很難作假。因為博士的研究志趣和方向很特別，別人無法幫你發明。美國的博士大部分是在沒有見面的情況下錄取的。北大法學院這次的複試搞得很混亂，而且花了不少精力。為什麼不多研究一下學生的自述來選拔人才呢？
就公眾而言，要監督的也不是這些具體的錄取細節。監督太具體，教授的學術自主權就沒有了。不過，公眾可以監督博士課程的結果。比如北大法學院今年幾個博士畢業，復旦也有幾個，這些新博士哪家的厲害？如果一所學校培養的博士總不如人，教授就會有壓力。筆者對甘德懷的勸告是，條條道路通羅馬，北大不行，還有別的學校。最重要的，是自己學有所成，用實際的成績證明朱教授是錯的。(薛湧 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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