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民主」是個關係概念，不像太陽、月亮、以及呲著的黃牙板，可以被感官所面對。
民主既不能被面對，為什麼還要爭取呢？----因為它是可體驗的。
人用什麼體驗到民主？答曰：用心。----
心是什麼，在哪裡？答曰：心是肉體的一種機能，就在肉體內，因而心靈是內在的。只可內感而不可觸摸----心不是感官對象。
為什麼是心靈而不是感官經驗到民主？答曰：因為對人來說，心始終是統帥的源泉，是意志（心）在支配肉身----意志是否被限制當然被它自身所體驗，而不是感官來直觀。當然，民主不民主是人的內感而非外感官對象。
所以：意志先驗地就是自由！
因而說：「民主」是人際聯繫的一定質量--只要人在世界上存在，就必然是意識的存在；只要是意識的存在，就超越不出相互聯繫；聯繫既不能避免，聯繫之有質量也就不能避免。
所謂文明或進化，就社會關係來考察，其本質就是不斷排泄掉有損於人的那些聯繫質量，代之或充實以善的、增進人類福祉的聯繫質量。
民主既是人際聯繫的某種質量，要知道：任何事物的質量都由特定要素和特定方式，因而，人們從意志自由的感覺裡抽象出民主這一聯繫質量的實現，是需要相應方法、渠道和形式的。又因而：「民主」的涵義就有兩個方面：一是實質問題，即民主是什麼；二是它的保證條件，方法論問題：即社會如何來實現民主，保證每一位國民的意志都有充分的釋放機會，保證國家政權隸屬於全體國民。從這一意義上才有了現代意義的民主----實現民主的程序。
個人意志的自由要靠制度的合理來保證；
制度，制度，從相制裡來求度。
這才有了近代意義的議會制----只有達到法定的人數議案才能合法；有了議會制，立逼著就有議會如何產生才合理的問題？從而又有了普選制。
說到底，普選制就是對人人都是人，這個客關事實的主觀承認。
只要人存在就必然處在聯繫中，這不是主觀要求的結果，而是客觀不移的規律。感覺到聯繫有相適不相適，這是主觀心靈才體驗到的，這只是聯繫的質量問題。
普選的制度是由：「人是普遍同質事實」這個不移的前提所規定。
說普選有什麼條件上的成熟不成熟，就是不承認人是自然界的不移事實。試問李肇星：你爺爺、奶奶，你爸、你媽，你、你老婆，你兒、你女，你孫、你外孫……在做為自然事實上，還有什麼成熟不成熟？
到民主光復大陸那一天，我非得建議大法官當著全國人民，當著全世界媒體叫你說清：你李肇星到底是不是一個自然事實？若是，你就處在聯繫中，怎樣聯繫就是由你自主而非你爺爺代你去主。你就知黃牙板呲著漏風，自行選擇去手術，你能選擇重種白牙就支持你普選能力的成熟。
考察李肇星在香港問題上的發話，可以證明他根本不知「民主有本質與程序」兩個內涵，他說的「民主」只指程序。無論是記者的或是李肇星的爺爺、奶奶，那輩人都已有「民主」這個詞了，即民主已從純實質成熟到程序形式的近代階段了：康有為要的「新政」不是完全的憲政，這點不假，但康有為發動的舉子上書這個行為本身卻就是民主行動。打從嚴家其他先人翻譯西學，《名學（邏輯學）》進中國，就有了純學問的「民主」，同時也伴有實踐的求索。所以說李外長的說法不是欠當，而且反動：他爺爺奶奶的年代已有「民主」這個概念。咱來看看三十年代的中國思想界文學界：蔡元培、梁啟超、陳獨秀、胡適、馮友蘭、金岳霖……沈從文、林語堂、魯迅、巴金、徐志摩、郁達夫、王統照、矛盾、老舍、李劫人、梁實秋、張愛玲……要沒有民主這個軟環境的溫床，能平白生出這光茫四射的燦燦群星？能摧生出這麼多光耀萬代的人物？這些大師在世界星座中也是毫不遜色的，錢鐘書是這個光輝星座的最後一人。共產主義勝了利，光照千秋的思想巨人對就絕了跡！五十多年了，一位頂級大師也不出，何哉？共產妖魔斷送了意志自由的活水。
而實際意義的民主，它與意識的形成相同步，始終存在著，意志是種釋放和尋求滿足的力量，暢通還是受限制，始終就尾隨著意志，它就是實質上的民主。做為學問的「民主」具有絕對性意義，實踐意義的民主卻是相對的。春秋戰國就是中國歷史上一個較民主的時代，否則哪來的諸子百家？哪來我們的人文經典？秦始皇和他兒的時代，楊廣的隋朝，就特別不民主，特別專制……。即使是奴隸時代，也還有自由民之間的聯繫，古羅馬有貴族院，它就是貴族達到民主的條件，是實現民主的程序條件。
再一個問題是，五六千年來，中國大部分時代是個一統大帝國，是沒有形成成熟的民主，可要知道一個根本的事實是：共產黨之前，中國從來沒有一種建立在意識形態上的政權，傳統的專制是自然人的專制，共產主義的專制是臆造信仰為條件的專制，二者有根本的不同。各朝代也都有依言治罪的例子：但那只是政權內部的鬥爭，攪不到平頭百姓鍋裡，日出而作，日落而寢，園林牧漁，老百姓是自由自在地生活著，沒有一種外來原則的特別塑造，沒受到意識形態的壓迫，當然就享受著素樸的自然意義的民主，而共產主義的以言治罪呢，那是以意識形態為原則專制，人人膽寒、個個自衛，舉國的恐怖啊！那「紅色恐怖萬歲！」的標語連成紅海洋，豈不是共產暴政的自標籤！身份證！
港英時期又怎樣？那時你們共產匪幫的幽靈還在歐洲徘徊，你們共產黨還出來「保家衛國」過？可你們的教材，你們江賊民的《百年滄桑》卻記著許多前輩與英國侵略者的鬥爭，你這話好像「三元裡抗英」也是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先輩們的反抗不是爭民主嗎？
讓我再實地的教育教育你：人活著不是為了使命，沒有什麼任務，人不是為革命才活的。幹嗎硬要人在港英時期說點什麼？----如果港英當局不對港人實施特別的意識形態，不對人做出信仰塑造的命令，人能夠憑獨立身體的能力維繫自己的存在，享受自己的生命：可以放歌、可以豪飲、可以侃山、可以清議、可以評頭、可以論足、可以說三、可以道四，可以自由地追隨正義，又可以安全地鞭撻邪惡，可以同情弱者，可以譴責恃強……嘴巴長在自己臉上，可以自由地喊、舒暢的叫，陰影裡沒有警察的盯稍；媒體沒有對外來「大局」的義務，輿論不必在自己良知外受什麼「穩定壓倒一切」的限制，迫害……我問問李肇星，人們又何須去要呢？人就淌漾在自由中，還要什麼民主！你個笨伯！人暢遊在自由之海，只有手舞與足蹈，心神曠怡，哪管它有無政制，殖民不殖民？
你要人說「嘛」呢？你個膠縣土混混！
你爺爺爺、奶奶奶那輩沒有電視、電話、轎車，沒有村支書，你不是幹上卻黨組書記、坐著納稅人血汗錢賣的鱉車了嗎？
2、李肇星竟敢把國民的要求污辱為「鬧、噪音」
膠縣牙也真不知天下還有「羞恥」兩字，香港的名嘴被貼了封條；共黨應承的「兩制五十年不變」，卻七年就變，七年就翻五十年的理，這不叫鬧，不叫欺人霸道？他竟還倒打一耙：說港人是「鬧」、是「噪音」，到光復大陸那一天咱把李肇星的褲叉子當封條蒙他嘴上，咱看他鬧不鬧！人之所以定義自己為理性動物，就因人類是據於埋才發生交流和行動的。因此，李肇星得為他的「鬧」、「噪音」找到理據，這個理據得是公共的，已證的。香港問題依據的共理就是收復香港時中共的承諾，那就是法！是全世界都承認的公理，李大部長還大顏不慚地講：「相反，民主的人也就是尊重法律的人。」那他推翻《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是尊重法律呢還是「鬧」？
不履行法律承諾的行為不叫「鬧」不叫「噪音」，不叫過激。而要求履行法律承諾的行為卻被指為「鬧」！「噪音」！這是「三個代表」的真諦，「三貼近」的精髓，「新三民主義」的本質。
人長的漂亮都有罪，你看那重慶大學研究生魏星艷，你看那長沙青年教師黃靜，你再看看那群野獸警察、局長、檢長、法官……烏記、王八蛋。那個管教育的頭頭竟說：「都怪黃靜不配合！」天啊！多麼偉大的共產黨！強姦犯無罪，被強姦者倒犯了不配合罪----天機一語破！這就是共產黨的黨性，共產黨就像「解放」魏星艷、黃靜那樣解放全人類的！
咱不操死共產黨就實在枉來一遭人世！枉為了一回人！
3、把共產黨的內政連同共產黨一齊漚糞吧！
李肇星說：「中國要維護自己法律的尊嚴，不允許，也不需要外來干預。」還有那個孔泉，年紀輕輕卻也世故圓滑「英美的言論……是屬於干涉中國內政的言行。」還有港人胡應湘也是敗類叭兒狗。你們都來說說：《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是不是中國的內政？「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是不是中國的內政？
這內政的第二點，它是不是關於人的吧？只要它是給人立的，它就得符合人的性，它就得是人政----仁政，只要是人的政它就得經得起國際法規的求證，不干涉內政要國際法規何用？中國是聯合國成員國，還是安理會成員，聯合國要協調國與國的關係，它能不干涉內政？薩達姆去攻科威特是侵略，侵略也是內政！
首先的原則是----政；是「政」就得----正。不問內政還是外政，都得正！因為內政的「內」給很多王八蛋式人物以藉口：什麼國情、特色、差別……來為不正打掩護，這才要求從全人類共同的性質出發約束內政----只許內政正，不許內政歪，不許內政邪！這才需要國聯，這才需要《人權宣言》，這才需要國際約法。內政不經了人政的求證怎麼能在法理上取得絕對合法性？
全人類只有一個標準----正義，人權！凡不正的政，管它什麼內政外政，都得干涉！
必須取締共黨的內政論，特色說。
我就是要反共產黨，並且，我告訴你李肇星，我一定能看到把你投進審判臺那一天。
我在這裡對警察、法官、市長、書記們警個告：強姦魏星艷的，保庇殺害黃靜的，抓蔣彥永的，拆磨王炳章、秦永敏、何德普、王金波的……一個也跑不了，你們要不趁早上吊、喝安定，這輩子就到大西北去種樹！恕你們的罪一直到死！
我一直暗戀東郭先生，八0年跟著徐文立喊廢止死蹋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