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發居民強烈不滿，憤而採取激烈手段爭取權益的拆遷問題，在黑社會人士介入下，採取騷擾、要挾、恐嚇的手段驅趕拆遷戶，激化各種官民衝突，也經常可見群眾在政府門前示威、靜坐抗議的場面。
雖然上訪可能被抓、被關，但是，來上訪的老百姓卻越來越多，在市政府門口，每天都有很多人，不是老百姓心要故意對著幹，而是老百姓太冤了，沒有活路，只有上訪這一條路了。
以下是劉安軍接受本報記者採訪內容：
死裡逃生成了殘疾人
我已上訪一年多了，2003年5月12日拆遷公司與黑社會勾結,僱用兩個外籍凶手來暗殺我，當時我頭部縫了廿九針、骼膊骨折、一條腿失去知覺，從此生活不能自理，沒有一點勞動能力。
但中國官員與拆遷公司勾結，雇凶者後來給放了，兩個凶手一個放了，一個在看守所，按正常法律手續是可以控訴公司的，但是今年5月10日起訴時法院說，刑事案件不能審理起訴，現在連治療都沒人管了。
檢察院明目張膽包庇凶者
上訪都是被逼無奈的，像拆遷戶連住的地方都沒有，你給他吃的是起不了作用的，檢察院明目張膽包庇凶者，開庭時兩個行凶者已明確招供承認。暗殺行動是由拆遷公司馬姓老闆，花四千元請他們把我給「做掉」，在中國北方「做了」就是「弄死」的意思，但是馬姓檢察官在法庭上說：你啥啊！「做了」就是叫聲的意思，明目張膽的以「兩個犯罪人態度較好，交代問題也較好」為由，為殺人犯減輕罪刑，最後判於懲處，而對被告及計謀殺人的事卻隻字未提。
公安站崗監視
4 月30日晚上,大批便衣警察突然到劉家，沒有任何手續，以執行公務為由，開始不准我出門，除了去廁所外，哪裡都不能去，我問為什麼呢？回答是說「不知道！上級交辦的！」我說：「孩子放假要去買東西也不行，不然坐你們警車去也不行，我問：「你們違法啊！」他回答：「違法也是當官的違法，跟我們沒關係」
白天五個公安，晚上八個公安站崗,一步都不能離開，兩輛警車開到家院門口,對外說是照顧殘疾人,其實是在監督，直到5月7日整整站崗七天。
2003年11月23日上海有篇報導，找來十五、六家報社記者到家來，實際上登的內容是為最高人民檢察院歌功頌德。我正式控告他們非法拘留，可是到目前任何結果也沒有，不知什麼原因，他們私自做主，轉到哪兒我也不清楚，15區檢察院瀆職處。
2月25日公訴機關開庭，但29日晚上，還有保安人員到家監督，又用磚頭砸我家，報警後警察有來，可是什麼也沒說，後來我找檢察院，檢察院要他們立案，可是到現在沒人管。
各部門都互相推諉，找官員，官員說只管案；找法院，法院說檢察院公訴誰，我們就審理誰；找檢察院，檢察院說判了誰我們就懲治誰。實際上這是完全由政府一手操作、策劃的，他們就是互相推諉。因為這牽扯到拆遷公司與上級勾結，拆遷公司馬文立經理曾公開表示：「他從河北拿了150萬元，其中120萬元給了看守所公安和政府一些官員，如果他們敢動我，我就全部抖出來。」
所以事情爆發後，其他嫌犯都被關進看守所二個月，主要嫌犯馬文立卻不知去向，檢察院說他在逃。
委託律師也遭恐嚇
劉安軍委託的劉律師也受到恐嚇，他說：「要是真為你打官司，就會跟上海鄭恩寵一樣，被安上「泄露國家機密罪」，判刑兩年，所以我不敢接。」
現在主副凶手都沒人管，倒是我這個被告，每當到敏感日子就被看起來，像全國人大開會、美國副總統來訪、六四，最近又散發消息要整我。我前三次被毆打，都是派出所包庇凶手，因為牛街派出所是北京市的先進派出所。他們為了維護先進派出所的聲譽，種種藉口保護凶手做偽證，梁副所長還說：「我就整你材料，整完你我就弄你！」
劉安軍五月十二日遭到暗殺，可是牛街派出所和分局都不管，直到八月十日才抓到凶犯和雇凶等四人，雇凶者就是拆除公司經理馬文立，雖然都被抓到，但是隔天又說在逃了，明明就是他們放的，他們互相掩飾，說是在逃犯，可是拆遷公司就在我家門口，大家都看到。宣武區政府辦公室副主任余志強，還反倒問我「馬文立怎麼在逃？」
最基本的「生存權」都不保
在上訪中遇到一位東北人，兒子是哈爾濱交警，不明原因被檢察院帶走，不久就被打死，又改說是拘留期間暴病死亡，現在在中國不要說又有人權，連最基本的「生存權」都不保，許多被打、打殘的，比伊拉克戰俘還可憐。
前天我們又到最高人民檢察院找領導控告，他們說沒有能力解決問題，要我們信訪部去反映，最後被公安連拉帶踢毆打，高玉清、王桂花等三人當時被打成重傷，他們都是六十以上的老人，六、七隻雙腳踩著一個老人，真是一點人性也沒有，或許你覺得怵目驚心，但這些事發生在中國卻是很平常事。
劉安軍覺得近年來，各種原因而發起的遊行示威請願活動愈來愈多，據統計一年示威破千萬人次，真是扑天蓋地，國內媒體評論員也批評，中國已到了窮途末路時期。
(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