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日是農曆五月。在我出生地的福建省，農曆五月正好是雨季。在傍晚時分經
常打雷。特別是我出生的那一年，據說雷雨特別厲害。母親是把兩張八仙桌並起來，在上邊鋪上布墊，才生下我的。
母親特別討厭打雷。在懷我的時候，一聽到雷聲，就沒有了食慾，什麼東西都吃不下去。小時候，我體弱多病，或許與此有關吧。
我出生後不久，我們一家就搬到了北京。四歲的時候，我得過疝氣。原因是我和哥哥一起玩，我扮做馬，哥哥騎在我身上，他不斷地叫我跳、跳。結果用力過度造成了疝氣。我的一位親戚是醫院院長，所以，我住進協和醫院接受了治療，協和醫院當時是和美國合作的。但是因為我自作主張解下了治療用的繃帶，所以最後疝氣沒能完全治癒。因此，我後來一直都不能進行劇烈的運動。
在北京，父親經常去上兩三個小時的班就趕回家來。與工作相比，父親更熱心於對我們兄弟三人的培養。
清朝奉行科考的選拔人才制度。父親也是學四書五經長大的。《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四書，《易經》、《詩經》、《書經》、《禮記》、《春秋》是五經。這些都是儒教的經典。
我出生的時候，科舉制度已經被取消了。儘管如此，父親還是很早就為我們請了家庭教師，教我們兄弟讀四書五經。當時我還只有虛歲五歲。
在書房裡，我們兄弟三人一起上課。為了便於監督，父親也和我們一起聽課。學習是從早上8點開始。我的年齡最小，和大哥相差四歲，和二哥相差兩歲。因為年紀小，所以要跟上哥哥們的進度是很不容易的，非常吃力，實在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背書，就是把書拿在背後，嘴裡背出書中的內容。我怎麼也記不住，往往要弄到半夜12點才能結束。祖母經常為我說情，說「已經差不多了，可以了」之類的話。
圍棋啟蒙
我開始把圍棋放到圍棋盤上是七歲左右的時候。兩個哥哥也一起開始學棋。學習圍棋，我的進步明顯比哥哥們快。
[比起念四書五經，學圍棋是件快樂的事。]
因為父親在日本留過學，所以對日本圍棋界的情況很瞭解－－比如圍棋發展得很快、也有職業棋手等等。父親從日本還郵購了許多棋書，有幕府末期的棋聖秀策的百局棋譜，也有「方圓社」發行的《方圓新報》合訂本。
圍棋的學習也是從早上持續到晚上。一隻手拿著沈重的棋書，一隻手打譜。一會兒手腕累了，就換另一隻手，就這樣不停地交換來交換去。因為看不懂日文，解說部分就由父親讀給我聽。棋譜基本上擺一遍也就全記住了。
因為長時間地持續拿沈重的棋書，所以我兩隻手的中指都變形了，略有些彎曲。
再也沒有更讓人高興的事了，我不再挨父親的板子了。因為進步得比哥哥們快，比起念四書五經，學圍棋是件快樂的事。
那樣的日子，一直到父親病倒為止。
段祺瑞
父親是1925年去世的，當時他才33歲。那年我11歲。父親得的是肺病。雖然在家裡調養，但自吐血之後，他很快就去世了。
[在父親去世的前三天，他把我們三兄弟叫到病床前。他把練字用的字帖交給了大哥，把小說給了二哥，交給我的是棋子。]
在父親身體還沒有變壞的時候，父親帶我去過北京的一家名為「海豐軒」的棋社。在家裡看見我學圍棋進步神速，父親也許就開始想培養我往那條路上走。我在棋社和當時中國的一流棋手顧水如、汪雲峰等下了受五子棋。
顧水如老師那時帶我去過段祺瑞的府上。段祺瑞是親日派的軍閥政治家，是北京政府的國務總理。段祺瑞十分喜歡下圍棋，每週的星期天一大早，棋手們就都會去他家和他一起下棋，之後一起吃早飯，這已經成為了慣例。
我也和段祺瑞下了棋。我開始並不知道他的棋力如何，只知道他下棋很快。看我是孩子，他就下無理手想欺負我，最後我抓住了他的破綻，贏了那盤棋。但實際上，他喜歡贏棋。大家都知道他這個脾氣，為了討好他，就都故意讓著他，輸給他－－沒想到卻讓我這樣一個毛孩子贏了他。
輸棋之後，段祺瑞的心情大壞，一個人進屋去了，之後再也沒有出來。那天早上的早飯也沒有和我們大家一起吃。但因為答應過以學費名目給我錢的，所以第二次見他的時候，我直接對他說：「請給我學費。」這樣，我拿到了100塊大洋。
父親過世之後，家裡沒有了收入來源。所以，第二個星期我又去了段祺瑞的府上，但他沒有再與我下棋。不過那以後他答應過的學費還是如期如數地給了我。
在父親去世的前三天，他把我們三兄弟叫到病床前。他把練字用的字帖交給了大哥，把小說給了二哥，交給我的是棋子。這也算是父親給我們的遺囑吧。之後，大哥做了官，二哥成為了文學家，而我成了一名棋手，完全如父親生前期待的一樣。
天才少年
我去過段祺瑞府好多次。段祺瑞下圍棋最得意的手法就是，打入對方，然後在對方的空中活上一小塊。他將這樣的下法比喻成「在公園裡搭建小房子」。
那時，得到了日本支持的張作霖在滿洲建立了軍閥體系，一直在各處征戰，一會兒將勢力擴張到北京，一會兒又撤退回滿洲……但最後是日本在滿洲建立了偽「滿洲國」。
段祺瑞也是親日派的軍閥，但他看見日軍在滿洲張牙舞爪的樣子，這樣說道：「搭建個小房子可以，但不能歸為己有。」在圍棋上，他採用的就是那樣的打入手段，這是我長大後才明白的－－我認為他很了不起。
在我的親戚中，有一位名叫李律閣的有錢人，他給張作霖等親日派軍閥捐獻過很多錢。聽說有一次和張作霖打麻將，就故意輸掉了50萬大洋。作為回報，張作霖把北京郊外佔地極大的南苑「處理」給了我的親戚。
後來，段祺瑞的地位保不住了，我每月的學費贊助也就沒有了。父親去世後，我們家一直靠變賣家產度日。後來我去了北京中央公園(現中山公園)裡的「來今雨軒」下棋。由喜歡下棋的有錢人提供獎品，好多的棋手都去那裡下棋。順便提一句，「今雨」是古語，意思是「親友」。
我連戰連勝，多次拿回了硯臺、花瓶之類的獎品－－那時我還只有十一二歲。為此，我受到大家的鼓勵，有一家北京的報紙刊登了我的照片，報導了我下棋的事。後來在北京慢慢地大家都叫我「圍棋天才少年」。
那時，有一位林先生帶我去了日本人的俱樂部。以前我的祖父在福建省做鹽的買賣，和我們吳家一起合作的就是這個林家。林家是邪片戰爭時的忠臣林則徐的同族。那個林家的人看見我們家的沒落景象，就帶我去了日本人的俱樂部。
在那裡我見到了一位名叫山崎有民的日本人，他在北京經營和美術有關的生意－－這成為了我日後留學日本的一個契機。
日本人俱樂部
中國圍棋在清朝末期到中華民國初期是最差的時候。清朝末期有一位名叫汪雲峰的國手－－國手也就是日本的名人－－但我認為汪雲峰的棋力比起他的前任國手周小松要差二子。國家處於戰亂中，根本不是下棋的年代。那樣的年代持續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但在我的少年時代，因為有喜歡下圍棋的段祺瑞，還有我那有錢的親戚李律閣也經常幫助顧水如先生等人，圍棋環境勉強說得過去。顧水如有留學日本的經歷，那時他和喜多文子下過一盤受二子棋，結果輸了。輸給女棋手很沒有面子，據說輸棋後顧水如一下子揮霍掉了他在日本一年的生活費。不管怎麼說，在當時的中國，光靠圍棋是無法生存的。
那樣的大背景下，我在日本人俱樂部和一位日本初段下了一盤棋。那是1926年，我12歲的時候。那盤棋開局的時候我中了對方的圈套，一直是苦戰。但進入中盤後我吃掉了對方一塊棋，最後我贏了6目。在觀戰者中就有山崎有民先生。
[山崎先生在觀看了我的對局之後，給遠在日本的大棋士瀨越憲作寫了封信，告訴他中國有一位天才少年。]瀨越老師1919年因為圍棋交流來過中國，在中國的日本人都知道他。在他們兩人之間，開始了關於把我送往日本留學的話題。]
1926年的夏天，職業棋手岩本薰六段和小杉丁四段來到中國。我和岩本薰下了兩盤受三子棋，結果我都贏了。下了一盤受二子棋，我輸了兩目。和小杉的受二子棋，我贏了。這些對局是為了考察我的棋力的吧。不久之後，在瀨越老師和山崎先生之間，有關我去日本的事情進入了具體商榷的階段。
當時，儘管家裡入不敷出，但母親也沒有回福建老家的意思，因為已經從祖父那裡分得過家產了。臺灣的親戚勸我母親說，如果能去日本應該盡力爭取。但是在國內的中國親戚卻對我的東渡扶桑持強烈反對的態度－－當時中國和日本的緊張關係由此可見一斑。
加入日本國籍
加入日本國籍是1936年的事。
如果我一直保持中國國籍在日本繼續圍棋修業的話，終歸怕有所不便。為此，山崎有民先生就勸我加入日本國籍。山崎先生是在北京的美術商，他為我來日本費盡周折和心血。因為中日關係越來越壞，後來山崎先生也回到了日本。
但是，加入日本國籍的手續非常麻煩，花了三年的時間。加入日本國籍要有各種條件，例如要在日本居住五年以上，要有穩定的生活等等。但其中最困難的其實還是要脫離中國的國籍。
當時，因為日本建立了偽「滿洲國」，實際是侵略了中國，所以日本對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來說是敵國。
去了好多次在東京的中國領事館，但總是要被問到為什麼要加入敵國國籍，儘管遞交了申請，但總是遭到譏笑。
關於加入日本國籍的問題，瀨越老師也很煩惱。老師他既不阻止，也不贊成，只是一直沉默。所以我去找了外交官清水薰三先生商量。清水是中國通。清水先生找了中國的外交部，跟他們說：「你們即使留住吳清源的國籍也沒有用。」由此說服了他們，使得我終於脫離了中國國籍。
在日本的中國人，被蔑稱為「支那人」，受到歧視，也有人受到過實際的威脅，因此，我對自身的安全也很擔心。母親和大哥都勸我回中國，或者去哪個學校上學。但是一邊下棋一邊讀書是行不通的，再說我還要養活一家人。最後我決定一個人加入日本國籍，選擇了留在日本。
之後，我改名為「吳泉」。我的正式名字叫「泉」，「清源」只是字。「吳泉」採用了半訓半音的讀法。因為一直關照我的政治家望月圭介先生對我說：「不能忘記中國。」所以，採用了中文名和日本名各半的讀法。
儘管改名為「吳泉」，但大家總不太習慣，結果，1940年又將名字再改回到「吳清源」。
國 籍
出生於中國的我，到了日本後的頭八年裡，都還是中國國籍。後來隨著戰爭的進一步升級，我加入了日本國籍，一直到戰後。
到了1946年，突然有一天，一些在日華僑來到我家，並且拉著我去了我所住的杉並區的派出所。他們強迫我放棄日本的國籍。因為他們是讓我等在另一個房間裡，所以他們是怎麼具體操作的我一點都不知道。後來，他們交給了我一本中國的臨時護照。
當時正好是我和橋本宇太郎先生的第一次十番棋開始的時候。第一局我輸了後，那些華僑又來了，說「輸得這麼難看，像你這樣的人要了也是沒用的」，結果他們又把臨時護照從我手上拿走了。
後來，拿到正式護照已經是1949年以後了。那一年，中國的國民黨在內戰中戰敗，去了臺灣。我去了在橫濱的中華民國領事館辦手續，終於拿到了護照。在此之前，我三年沒有國籍。
妻子和我一樣在1946年失去了日本國籍，實際上一直也處於無國籍的狀態。而我們是1952年才發現這個情況的。當時正好剛贏了和籐澤庫之助先生的十番棋，就收到了臺灣來的邀請函。
妻子去申請護照的時候，才發現自己竟然是沒有國籍的，便一邊找律師商量，一邊辦手續，終於又恢復了日本國籍。失去日本國籍的真相是，1946年那些華僑衝到派出所，杉並區派出所的工作人員對他們說：「不是本人的話，是不能辦理退國籍手續的。」對此，華僑們怒吼道：「戰敗國的國民說什麼呢!」然後就強詞奪理地將我和我妻子的日本國籍都退掉了－－那是日本剛剛戰敗後十分混亂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拿到了護照，決定去臺灣。這時周圍有人開始擔心我會不會是一去不復返，不再回日本了。因為在戰時，加入日本國籍的我是曾被人貼出了懸賞告示的，所以這次如果去臺灣，很有可能會和我算舊賬。
在東京舉行了餞別會，作家川端康成先生和村松逍風先生都來了。席間，川端先生還對我說：「吳君，還是不要捲入政治的好。」看得出他很為我擔心。
再加入日本國籍
我於1979年再次加入了日本國籍，時年65歲。戰前，從中國國籍轉為日本國籍，是因為當時是戰爭年代，受形勢逼迫不得已。再次加入日本籍，較之我自己，更多的是考慮到孩子。
小兒子昌樹在考高中的時候，碰上了這樣的事情－－在考場裡只有小兒子一個人被叫到一邊，不和大家排一個隊。具體的原因不知道，但估計是國籍的關係才會這樣吧。這件事對小兒子的打擊很大。
我和妻子都為孩子的將來著想。在找工作的時候，可以想像如果沒有日本國籍，情況會更糟糕。所以我們決定再次加入日本國籍，這也是小兒子的希望。
但是，要說再加入日本國籍，並不是馬上就能被認可的。日本是不允許雙重國籍的，如果我沒有退出中國臺灣籍的證明就拿不到日本國籍。為這事，我還去了原法務大臣稻葉修先生那裡去找他幫忙。因為這個手續十分麻煩，花費的時間相當長，所以我連母親的葬禮也沒有去。
國籍問題解決了，小兒子從早稻田畢業後，在「日本電氣」工作。長子信樹慶應大學中途退學後，進了桐朋大學，立志成為音樂家。女兒佳澄從成蹊大學畢業後教初學圍棋的啟蒙班。
撫養孩子長大都是交給妻子費心的，因為我受的是中國四書五經的教育，所以對日本的教育一竅不通。圍棋已經牽扯了我全部的精力，甚至連教孩子們學棋的時間也沒有。甚至有孩子說：「非常想到父親的房間裡去，那是個特別的房間。」
大哥在我母親去世後去了美國，因為大哥的三個孩子都在美國。大哥的大兒子和二兒子學的都是物理學，小兒子成為時裝設計師。大兒子在航空宇宙局(NASA)工作，後來因為NASA縮減了規模，改學了農業，聽說和生物有關。
大哥最後是在美國去世的。我和大哥的孩子們一直有聖誕賀卡的來往。
摘自《吳清源自傳：中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