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震驚全球的北京學運被血腥鎮壓，已經十五年，在追尋那場運動產生的原因時，人們往往對中共高層的變化未予足夠的重視。在一個專制傳統深厚的國家走向開放與民主的轉型，統治階層是絕不可缺席的。中國八九民運大潮的湧起正是與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當權實行一系列有限的政治改革密切相關。而趙紫陽的改革又是文革後非毛化的繼續，這一過程從七八年開始，至八九年六四事件結束，大約十二年。六四鎮壓的代價是斬斷了文革後全國性的政治反省，犧牲了兩位重要的體制內改革派領袖胡耀邦與趙紫陽。
鮑彤領導政改辦的深入探討
由於六四後中共當局的封殺，研究這個時期的有價值的出版物並不多，而海外描寫六四事件的書也不少是道聽途說七拼八湊之作。吳國光博士九七年出版的《趙紫陽與政治改革》是難能可貴的一本，今天重讀，仍可以感到它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這本書可以從一個側面印證八九民運的背景及其結局的悲劇性。作者記述一九八六年九月至一九八九年二月，他作爲智囊團成員之一參與趙紫陽委託鮑彤領導的中央「政改辦」工作，不僅經常接觸高層和各方面負責幹部，作了數十萬字工作筆記，而且參與十三大政治報告和其他重要文件與講話的起草，這些經歷累積的資料，成爲這本書的寫作基礎。因此，本書不僅是這段高層保密運作的政改設計見證，也是中共執政史上罕見的內部記錄。其史料價值顯然超過私人回憶錄和一般的內幕報導。
由於鄧小平在反自由化運動中對總書記胡耀邦失去信任，而由任總理的趙紫陽主持中央政改研討小組，並要求政改成爲中共十三大的主題。參與政改研討的重要成員有鮑彤、周傑、嚴家其、賀光輝、陳一諮、陳福今。從啟動到十三大前，政改辦召集了三十多次正式座談會，包括黨政軍、經濟、文化、外交、新聞和省市各方面領導人與專家，請他們談政改問題。由於是內部會議，可以看到許多大膽的批評與建言，除了個別人如吳冷西等，絕大多數高幹都認爲黨的權力太大，一定要改變以黨代政的局面，黨要在憲法法律範圍內活動，批判權力高度集中。有人說，北京火柴漲價一分，也去請示中央政治局、五七年前非黨人士中央部級以上佔二成，現在全國只有十八名非黨副省市幹部、甚至有人提出天賦人權，質疑「黨的權力來源」，認爲多黨制，三權分立，議會民主是恩格斯肯定的，包括「黨的經費來源」都在議論之列。
趙紫陽對體制有深刻反省
吳國光詳細地記錄了趙紫陽在政改研討過程中的多次講話，趙指出政改的制度化，實質就是要「分權」，「國民黨的以黨治國，還沒有我們的黨政不分厲害，地方黨部不搞一元化領導。」胡啟立說，封建社會靠科舉制、資本主義靠選舉制和文官制度，社會穩定，比較公平，趙表示有同感。趙批評過於強調領導核心，指這種核心制度很難保證不出事。趙指示：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等問題，要列入研究專題。但這些問題非常敏感，研討可以，對外「絕不能擴散」。
在整個諮詢期間，無論是部長還是教授，省長還是將軍，他們的思路都離不開三個方面：一是對黨的歷史主要是毛時代的反省；二是對中國封建社會太長的共識；三是結合實際和群眾的意願，表示對國情相當的熟悉。趙紫陽與眾不同的是，他常常引用國外資料包括西方、蘇聯東歐和港臺的政治社會制度與經驗，顯得高屋建瓴，視野廣闊。八六年底安徽科大發生學潮，趙評論說：「我們選民的投票興趣還沒有菲律賓大。我們真民主搞得很假，人家假民主搞得很真。假民主搞得很民主，真民主搞得不民主。」「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感覺到不如資本主義民主，這終究是一個我們需要回答的問題，一百年也要回答。」這些可圈可點的話，令人想起赫魯雪夫對蘇維埃制度的批判。
當時，鄧小平在家中會見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等人，談八六學潮與反自由化問題，嚴厲批評胡反自由化不力。吳國光指出，鄧這次講話收入鄧文選時，只留了「專政手段要講也要用」的意思，刪去了原中辦文件中有的「不怕流血」的字樣。
主張少說多做，多一點實在的自由民主
趙紫陽八七年接任中共總書記之後，繼續推動政改研討，同時給反自由化降溫，在四月見過鄧小平之後，以折衷手法發表五一三講話，扭轉大氣候，使反自由化在胡去職後無疾而終。這段時間，即十三大前後是趙的權力高峰期，他言詞犀利，敢表態，有魄力。在二月份聽取溫家寶關於「黨政分開」的專題匯報時，他指出，無論自由化或不正之風，都壓制人民積極性，根本解決辦法「要搞直接民主」。「我們黨的領導太絕對化，每個黨委書記就是絕對權威，一個單位一個太上皇。」
趙很關注蘇共戈巴契夫的改革，認爲蘇共廿七大後的發展對中國有啟發，尤其在理論與立法方面。他說，「我們也有不民主，不能說成真民主，過去選舉是沒有選擇的選舉，很難說是真民主。」關於公民的權利，趙主張以立法加以保障，「比如遊行，我們不能禁止遊行，但要劃出一個界限來。」「我們在民主問題上要少說多做。不是不做，而是多做。多宣傳一些集中，而實際上多給人們一些自由，紮紮實實搞一點民主，效果可能更好。」
在趙的主持下，政改辦的研討仍很活躍。陳曉魯（陳毅之子）在一次討論中談中共「權力來源」，他說：「我們是武裝競選，經過二十多年選上了，但選上了，就是千年王國了？建國後我們或多或少地濫用了人民給的權力。」嚴家其表示同意。統戰部部長閻明復甚至估計將出現反對黨，他認爲要制訂「政黨法」。有人認爲，憲法中沒有「政協」的規定，可以認爲政協是「非法組織」。出版法、結社法，也都在討論之中。關於黨的經費，由國庫開支，連民主黨派也在內，都引起非議。有人主張增加黨費與國家補貼相結合，趙則強調決不能搞黨辦企業、公司，否則流弊比「吃國家」還嚴重。（當時中共全黨黨費一年一億元，上交中央三百萬元。）
鄧小平的專制性格葬送政治改革
當政改方案初步成型時，鄧小平在八七年五月作出反應：「是不是搞了一點三權分立？」語氣不重，但壓力很大。因爲鄧是太上皇，一言九鼎。鄧在反自由化時曾明定不准搞西方式民主，斥三權鼎立，就是幾個政府，「要保證效率，這是社會主義優勢，不能丟。」趙說，鄧一貫思想如此，反對互相牽制。但是，貫穿在政改辦的基本思路，就是只有權力制衡，才能改變高度集權，才能使決策科學化，合理化，才能以法治代替人治。爲此趙與胡喬木有一場爭論，在研究政治局與常委的職權劃分時，胡反對劃分，認爲沒必要。趙則認爲不劃不行，他批評「黨多年的習慣不願搞具體的東西。我們總是怕繁瑣。」趙認爲「不規定起碼的制約，會出大問題。」趙和鄧立群也有分歧，鄧說「多數人的專政就是民主」。趙則說：「專政是民主的保障，但不是民主。」
非常明顯的軌跡是，趙紫陽的政治改革要藉助鄧的權威以排除阻力，又要屈從於鄧的集權性格隨時自律。他的許多講話都帶著折衷平衡色彩，先講反自由化，堅持四項原則，再講堅持改革。中共意識形態的遊戲實在玩得很辛苦。但趙紫陽畢竟不是胡錦濤、溫家寶之輩，大權在手，他還是有承擔的能力，繼否定整黨報告成立馬列研究院的建議後，八八年三月趙提議將中央黨刊《紅旗》改名爲《求實》。沒有足夠的膽識，是不敢作此決斷的。
首席顧問鮑彤舉足輕重貢獻良多
值得一提的是，在八六年秋到八九年「六四」，這兩年多的政改醞釀與實施過程中，趙紫陽十分倚重他的首席顧問鮑彤。年屆天命的鮑彤，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博學善謀，頭腦慎密，兼具組織能力，一位元高級領導人有這樣的幕僚，那是少見的幸運。試舉一例說明鮑彤的見識非凡。十三大前，趙鑒於蘇共的改革領先也想取法「公開化」之效，在十三大提出「政治開放」的口號，但鮑彤認爲現處於訓政階段，提出政治開放，人們會誤想到黨禁開放，報刊開放，審判開放，選舉開放，而這些又不可能去做，還是具體寫上趙提出的兩句話爲好，即「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讓人民討論。」開放之議，遂而擱置。
八七年十月中共十三大雖然通過了趙紫陽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但是在推行層面阻力很大，首當其衝的是「黨政分開」。正如趙指出，這涉及「既得利益與權力」，相當多省委書記反對黨政分開。有人說，改革改革，最後拿黨來開刀。同時，經濟改革的逐步深化，利益再分配也引起新的社會矛盾。一九八八年鄧小平干政，要求全面實行價格改革。物價這一關沒有闖過，改革形勢受挫，到秋天，政改已處於停滯狀態。趙低調說：「當前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解決當前問題，保證廉政，保證公民權利，爲經濟改革創造條件，不能老把眼睛盯在西方議會民主。」進入多事的八九年，焦躁不安的學生和知識份子走上街頭，爆發了空前規模的八九民運。
中國戈巴契夫的悲劇
趙紫陽在學潮和中共頑固派的內外壓力下，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趙紫陽的命運給後人留下深深的啟示。十五年來，不少人期盼中國出一個戈巴契夫，吳國光的書以大量翔實的材料顯示，趙的思維與膽略，乃至風格已相當接近戈巴契夫。書的尾聲，引了一段趙在八九年新年茶話會上的承諾：他說，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要建立的制度是「可以保證讓選民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按照個人的意志投票。國家重大決策和立法，是經過廣泛協商對話，有些則經過全民徵求意見後，由人民代表組成的權力機關決定的。」這似乎不像一位共產黨領導人說的話。
如果沒有以鄧小平爲首的中共第一代餘孽的垂簾聽政，中國文革之後的歷史一定會重寫，胡趙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領導人，已經用事實證明，他們是中共體制內最有希望實現民主轉型的一代，保守顢頇而又狡黠殘忍的鄧小平扼殺了第二代和他們的反省精神，選擇了毫無遠見，奴性十足的第三代、第四代，造成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巨大斷層，這是一九八九年的悲劇所在，也是中國未來的不幸。
(2004年6月開放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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