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時,學生們喊的最響亮的一個口號就是"打倒官倒!",針對的就是我們這樣的公司.激情之下,學生們把"官倒"和高幹子弟直接掛鉤,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但應該說明,"官倒"與一些高幹子弟"倒買倒賣"的個人行為沒有必然聯繫,準確地講,"官倒"的深層原因是當時的體制問題.以許多在海南的公司為例,能夠把生意真正做的有聲有色的還是那些各級政府部門辦的公司,而不是高幹子弟掌握的公司.例如,那時各省和直轄市經委,計委,還有外貿委掌握了物資調撥權和進出口權,這是一種壟斷權,它們所屬的公司就是拿這種權力做生意的.這種奇特現象源自於中央搞了一個"雙軌制",把一些計畫經濟內嚴控的生產生活資料實行兩個價格,一個是"計畫價格",依舊按計畫經濟定的生產生活資料價格調撥物資給"國企";另一個是"市場價格"(比計畫價格要高許多),把所謂"計畫外"的生產生活資料按"市場價格"賣給鄉鎮企業和調撥物資不足的"國企".中央本意是想用"市場價格"來尋找物價改革的"突破口",但在基本還是"短缺經濟",以"賣方市場"為主導的大氣候下,結果是,"雙軌制"成了把許多物資由"計畫價格"變成"市場價格"的"合法依據",對控制了計畫經濟內生產生活資料的政府部門來說,不想發財都不行,因為許多得不到國家計畫調撥物資或調撥物資不足的生產企業和商家"死纏爛打",求著它們按"市場價格"賣給生產生活資料.於是,大批各政府部門辦的"官倒"公司應運而生,成為把"計畫價格"變成"市場價格"的合法"橋樑",它們做的等於是沒有風險的無本生意,只見錢進,不見錢出,這怎麼能不激起"民憤".我記得,我來海南前,公司領導找我談話,哼哼告誡我的是,絕對不能出"個人經濟問題",一定不能夠出"生活作風問題"(可能和我還沒有老婆有關係).業務擺在最後面籠統地談了一下,因為我們的生意根本沒有什麼風險,不用折騰,許多人千方百計地找上門來求你做生意,要"批件",所以把握好個人自己,"拒腐蝕永不沾",比有"生意頭腦"要重要得多.
時光飛逝,轉眼就到了一九八九年,此時我在海南正屬春風得意.海南公司的一把手已調香港,總公司不準備再派人來,我成了能夠說了算的實際"一把手".我那時主要精力就是代表公司應付各種"飯局",參加各種活動,多聽多看,求到我做生意的,也就是想從我這兒搞到"批件"的,我一律報總公司,由總公司領導決定.其次,我就是招待好各路來的"神仙".由於我們公司名聲在外,拿著我們公司各級領導的條子找我的人不少,再加上通過各種關係找到我的人,這些人大都有"背景",許多更是剛剛退下來的老幹部,有的更是由總公司領導陪同過來,我基本成了一個"大接待員",特別是在北方秋冬之交,我忙的乾脆就呆在了三亞,安排這些人的遊山玩水,連海口都回不去了.我在海南唯一的"政績"就是招聘了幾個來海南"闖世界"的大學生,組織了一個"調研部",從海南特有的視角,去粗取精,為總公司領導提供海內外經濟信息.領導對我的"政績"大加讚賞,其實我明白,領導最滿意的是我能夠擺正自己的"位置",不搞"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那一套.所謂"福兮禍所倚",正因為不必太操心公司業務,人就虛飄起來,交往的人越來越廣泛和複雜,與當時一些赫赫有名的高幹子弟也在酒過三巡,臉熱耳酣之際稱兄道弟起來,以至"禍從天降".
一九八九年四月,胡耀邦逝世後五天我回到北京,公司領導要我見一下某知名港商,這名港商準備和我們在海南合資搞一個項目.晚上,公司領導在北京當時最有名的"明珠海鮮酒家"宴請港商,我作陪.在飯桌上,領導向我交待了要替港商在海南辦的幾件具體事,我當然滿口答應,港商非常高興.此後,大家開始閒聊起來,這時我才得知,許多人湧向胡耀邦家,弔唁他的去世.還有,就是在北京的大學校園裡開始出現大字報,天安門廣場也開始出現花圈和條幅.由於"內外有別",敏感的問題點到為止,大家都不肯再多說什麼.宴會後,公司的車送我回父母家,車到東四十條被堵住了.武警試圖攔住一隊隊揮舞著紅旗湧向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我聽見了學生們的口號聲,喊的最多的就是"打到官倒!",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不祥之感由心而生.第二天,我去見公司的一把手,他是"通天"人物,我希望從他那裡探聽一點點口風.但他根本沒有把學生"鬧事"當一回事兒,要我立刻回海南,並暗示我可能我要"陞官",回總公司某部門當頭頭.
我在北京沒有耽誤,立刻回到海南.第一件事就是做了一個"飯局",把海南幾個與我熟悉的官員請來,告之他們某知名港商要來海南,請他們協助辦幾件事,並請他們通報給當時的海南一把手.如此好事,對於需要政績的官員來說求之不得.另一方面,他們誤以為我很有能量,錯把我當成了"通天"人物,刮目相看,結果"六.四"之後,給我帶來了不少麻煩.第二件事,我找來了"調研部"的幾個"秀才"開會,要他們注意各方面的消息,隨時告我.我批給了他們一點兒錢,允許他們拉點兒媒體的"關係",目的無非是利用知名港商來海南之際,讓我們公司大出一下"風頭".結果這時候去和媒體打交道,正是"沒吃羊肉也弄一身膻".
北京局勢的發展出乎我的預料."四.二六"社論沒有"鎮住"學生,反而引爆了大規模的遊行.緊接著又有趙紫陽"亞太銀行講話",局勢好像又"翻"了過來.直到這時,北京的"政治風波"才在海南掀起點兒動靜.海南不少官員都把當時海南一把手看成是趙紫陽的"紅人",趙紫陽"風頭"一出,他們都有了"西瓜偎大邊"的心態,於是支持學生,支持"對話"一時間成了時髦.各種媒體也開始隨風而動,跟著北京的主要媒體開始"支持學生".然而,我這時感到了事態嚴重.我找到了我在北大留校教書的同學,向他瞭解情況.誰知,他興奮異常地告訴我,學生們還有更大的行動,北大教師已經成立了"教師後援團",這一次一定要在中國推動"政治改革",首要目標是要鄧小平下臺.我一聽,大吃一驚,也許我人在海南,感受不到北京那種"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大無畏氣氛,但憑直覺,我不信就靠學生如同文革般地"大哄大鬧"就能夠把中央軍委主席趕下臺.緊接著,北京的學生開始絕食了,然後是大規模的各界聲援遊行,最後連香港也爆發了空前規模的聲援遊行.當然,海南也不能夠免俗,海口市中心一天到晚也有不少人聚集,大字報和標語也上了街.據說,也有省政府機關人員帶頭遊行,不過我沒看到.那一陣,我真的"眼暈",海南像點兒樣的公司早沒人做生意了,大家熱衷於各式各樣的"小道消息",其實大部分是從香港"販"來的.但我還是相信"組織",幾乎每天向總公司領導匯報我們這邊情況,同時順便瞭解北京的情況.這時我發現,平時"通天"的公司領導們這會兒心裏也犯迷糊,還要我一定要找一找幾位赫赫有名的高幹子弟,探探口風.我千方百計地找到了其中一位,他在電話中只是以大哥的口氣告誡我,呆在海南,不要去北京!顯然,他探到了上面一點兒消息,但並不知他父親處境如何.而我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是,這位名震廣東和海南的高幹子弟的電話早已被監聽.
局勢急轉直下,對北京的戒嚴,以及趙紫陽去天安門廣場後不再露面,標誌著黨內"鬥爭"已分出高下.學生們在巨大的挫折感打擊下,決定不顧一切地"硬頂"下去."六.四"凌晨北京終於響起了槍聲.在海南,大家對北京局勢的瞭解立刻陷入混亂之中,各種聳人聽聞的消息滿天亂飛,其中有"殺人如麻說",即天安門廣場血流成河,幾千學生被坦克碾成"肉餅".還有"鄧小平已死說",即鄧已歸天,楊尚昆和楊白冰兄弟發動政變,趙紫陽出走廣東.最離奇的要屬"內戰說",即三十八軍和二十七軍在北京南苑大打出手,連炮都使上了.當然,幾天後這些謠言都不攻自破.但"六.四"之後,海南暫短地陷入混亂確是不爭的事實,關鍵在於當時海南的一把手被認定是支持趙紫陽的"鐵桿兒",他北上京城就回不來了,以後以"受賄"的罪名撤職查辦,對海南的"清查"也由此展開.
六月中旬,我正在夜夢中,突然有人闖入我的房間,我立刻驚醒,側身滾到床靠窗戶的一邊,然後緊靠牆角,以防有人從後面偷襲我.但幾個人向我迅疾扑來,手電筒筒的光亮晃的我睜不開眼,我試圖反抗,但很快被按在了地上,我的雙手被反銬起來,然後我的雙眼被蒙上,押入了一輛車中.我以為遇見"綁票"的了,只恨自己不該大意,住在了公司(我們公司在海口那時最著名的賓館租房辦公).時間不長,我被押進一間平房中,四周非常靜.大約一個小時以後,有人解開了蒙住我雙眼的破頭罩,對面一束強光打在我的眼上,讓我什麼也看不見.有人開口向我問話了:"姓什麼?"我聽出了此人的北方口音,加上他問話的口氣,憑直覺,知道他們肯定不是"綁票"的匪徒.我沒有了被"撕票"的性命之虞,頓時鬆了一口氣,突然有了一種"起死回生"的"幸福感",竟然能很自如輕鬆地回答起問題.我的"鎮靜"到使審訊者謹慎起來,問的問題越來越簡練.這時我才明白,他們是要弄清我和那位名震廣東和海南的高幹子弟的關係,繞著彎審我是否知道他在"六.四"以後的下落.沾上"六.四"就好辦了,我知道我什麼"非法活動"也沒參加,什麼"過頭話"也沒說過,和這位現在"落魄"了的高幹子弟認識,但無深交.你們審吧!七十二小時過去了,屋裡始終亮著燈泡,我感覺不到晝夜的交替,但不再給我反戴手銬.這是一個套間,提審我就在外屋,然後我回裡屋.我也沒有什麼可客氣的,撒尿就跑到屋牆角,困了就在空無一物的裡屋地上躺下,這期間,只給我吃了兩頓飯,但水倒是不缺.我基本能夠判定,這裡不是正式的拘留所,也不是公安局,顯然,就是為了搞清我與這名高幹子弟的關係,找了個臨時隱蔽之地,秘密審我.當然,也有幾次"誘供",明顯是讓我"咬"這名高幹子弟.對這兒事必須留心眼兒,別說我對這名高幹子弟所知甚少,就算他和我是"哥們兒",我也得咬緊牙關,文革中連鄧小平都台上台下走了個來回,萬一哪天他老爹殺個"回馬槍",我非倒大霉不可.以後我才知道,我這次被"密捕",全是因為我"六.四"前給這名高幹子弟打的那個電話.
三天後,任何"手續"都沒有辦,我就由海南某部門的人"陪同"回到了公司,而抓我和審我的那批人一個也不見了.我的事還沒完,海南地方某部門接手查我的"經濟問題"和"動亂時的表現",有點兒"破鼓眾人捶"的意思在裡面.我被要求呆在公司的一個房間裡,每天有人給我送飯,然後就是"交待問題"和"接受提問",整個兒就是現在的"雙規".不過待遇已經大有改善,除了能夠吃飽,還能每天"泡澡"(因公司的房子都是租賓館的),但絕對不能見人和與外界聯繫.負責對我"審查"的某官員是我原來的老關係,這一點我沒想到.也許這是他的上司給他下的套兒,或者是"上面"有意放我一馬,我個人覺得後面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整我的"經濟問題"其實主要還是要查我們公司是否與"六.四"前的海南一把手有經濟往來,結果倒給我查出一個"廉潔"的美名來,我自己沒有私自倒賣過一份"批件",賣出去的"批件",帳筆筆清楚.來買"批件"的人帶來的"條子"我都留著,審查我的人看了條子上簽字人的大名也都不想往下查了,反而有點兒"後怕",怕我以後"翻身"了,找他們算帳.當然,從我這裡也沒有找出原海南一把手的"經濟問題".查我"動亂時的表現"有點兒複雜.關鍵是"六.四"前我批給公司"調研部"那筆錢,本來讓他們當"公關費"用在媒體身上,為某知名港商來海南時"造勢"用.結果,"調研部"的"秀才"們錢是花了,卻讓媒體把他們反咬一口."六.四"後,海南某媒體一口咬定他們捐給學生的錢是我們公司以"贊助"名義出的,"秀才"們拿不出具體"物證"來洗刷自己.話說回來,那時給媒體所謂"贊助費",求媒體幫忙,實屬"灰色地帶",大家心知肚明的事兒,哪能留下"贊助費"是為了幹什麼用的字據.不過,"審查"我的人並不想為難我,何況這件事沒有什麼"油水",既挂不上原海南一把手,也沒有什麼其他"黑手",更何況"主審官"畢竟和我有交情,他向上報告,認定是某媒體私自把我們的"贊助費"捐給了學生,這件事也就這樣不了了之.
到了七月中旬,二十幾天的"審查"嘎然而止.本來我做了最壞的準備,但突然好像一切都沒有發生似的,審查我的人全都撤走了.這下我不幹了,一定要負責審查我的海南某部門給我做個"結論",怎麼也不能白白地抓我呀!奇怪的是,凡審查過我的人現在都"躲"著我,好不容易讓我"捉住"一個,也只是表示讓我再往上,回北京找人談,他們不能夠給我"書面"的東西,因為我不是海南省的幹部,"審查"我是奉命行事.此人還特別請我吃了一頓飯,這就算道歉了.以後我才知道,上面一位強有力的人物對海南搞"運動"式的"清查"進行了干預.顯然,即使是"六.四"剛過,在一些人大喊鎮壓"反革命暴亂",實際力圖否定"改革開放"之時,中央已經有人對此進行了抵制.以後,"整頓"成了各項工作的中心.政治上整頓,經濟上整頓,當然公司也離不開整頓.我們公司屬於整頓重點,工作陷入停頓,我在海南已無事可做,領導將我調回北京.對於我在海南所受的"委屈",公司領導在他們職權範圍內給予了我最大的"安撫",這裡就不細說了.
在離開海南前,我特意去了一趟三亞,到那裡沒有別的意思,就是想休息一下.面對潮漲潮落的大海,我才發現歲月無情,自己已經到了非告別自己青年時代的年齡了.想到此,心情反而平靜下來,有一種凡事頓悟的愉快.所謂早歲那知世事艱,或許,只有在青春已逝之後,才會嚮往轟轟烈烈、變幻莫測背後的那種平淡和自在.也就是在那一瞬間,我決定開闢自己新的人生道路.回到北京不久,我遞出了"辭職報告"......
後記
每個人都曾年輕過,也特別願意用"青春無悔"來褒獎自己的青少年時代.而我回首往事,內心深處卻有一種莫名的遺憾,也許是因為我的青少年時代太過單調了,任何回憶都和"紅色"有一種割捨不斷的聯繫.父親是紅軍,當了一輩子的軍人,我自然就出身在最正宗的"紅色"革命軍人家庭,在小學是"紅小兵",上中學後自然成為"紅衛兵",而後又參軍戴上了紅五星和紅領章,直到上大學,然後參加工作,也都是在"五星紅旗"下一步步成長起來的.仔細想一想,這也是在中國大時代背景下一種不以自己意志為轉移的必然經歷,因此自己只要把它記下來就好了,告訴後來人,我就是這樣走過了自己的青春歲月.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