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畹町:王若望是「民運政治同盟」的忠實踐行者


--民運要排除為穩固一黨制的「黨內改良派」領導民運的企圖
--中共「政治改革」的悲劇命運及粉飾效果
--「清污」「反資」對胡趙權力的雙面意義
--胡趙「政治改革」告敗
--被「反民運戰略」離間分化的三對群組
--當代民運的功夫展示時日無多


王若望老師仙世二週年了。謹以此文追懷他的苦難生涯,闡明悼念的價值及王老病逝對民運的啟示。

鑒於以往人們對「人權民運史」、「文革造反史」、「黨內鬥爭史」混淆帶來的有害於團結的教訓,恭敬、客觀地悼念王若望,對於認識民運的規律,是一個機會。

關於「人權民運史」與「文革造反史」的區別,什麼是嚴格、科學意義的「人權民主運動」,我在「建設民運(文化)」的發文中有多篇證明。而對「人權民運史」與「黨內鬥爭史」的區別,我一直在準備以「中國6•4真相」為對象,加以系統證明。

「中國6•4真相」將89民運寫成「黨內鬥爭史」為主線,也就是「黨內改良派」和「黨內保守派」鬥爭為主線的書,是違背史實的。「中國6•4真相」的終極目的是昔日「黨內改良派」宣布:決意和民運分立,伺機平反6、4,預備獨立接收6•4民主革命的儲備果實。

2001年,我在《所謂「黨內民主派」不是「推動中國政治改革的主要力量」──駁「天安門文件」「張良序言」中,已經從旁面解析了這一問題。

應該強調,民運是從「民間民主派」(社會民主派)民運的立場,而不是從「反叛共產黨人」的立場,更不是從「黨內改良派」的立場去追懷王老的。

民運是從「人權民運史」而不是從「黨內鬥爭史」,更不是從「文革造反史」的立場去追懷王老的。

為什麼把王老是「民主運動的堅強戰士」放在首位?為什麼把王老「反叛共產黨人」「民主主義者」的形象加以定位?

是因為,王老作為「反叛共產黨人」,有史可證,從89民運已經進步為民運成員;是因為,王老是改革開放時期「黨內鬥爭史」的一個重要代表人物;是因為,從有史可證的86年,表明王老是民主主義者。當然,還要肯定他懷抱樸素的民主思想加入昔日反專制獨裁的共產黨。

還因為,「反叛共產黨人」包括「黨內改良派」是「民運政治同盟」的一大組成。而另一組成是「社會民主派(民間民主派)」。「論民運政治同盟」已經在論。

還因為,一些「民運戰士」不堅強,甚至披著「民運」的外衣損害、危害民運。還因為昔日「黨內改良派」有的不是「民主主義者」,後來又搖擺在專制與民主之間。

眾所周知,王老是海內外民運的中堅積極份子。民運關懷他的病況,主辦他的喪事是職責規定,道義所在。因為海外民運是中國民主變革的海外代表和凝聚之所。無論它有運籌失措,有人格缺陷。當然,海內外民運人對職業民運的正確批評,也是他們的權利和責任。

人權民主運動,就是指57右派運動、民主牆運動、86學潮、89民運、98組黨5大民運。人權民主運動不同於中共領導的歷次「政治運動」,也不同於「文革造反運動」,還不同於「四五」是中共意識形態內的民眾發起的運動。其中明顯的外在區別是「平反」與「不平反」。已平反事件一般是非人文主義、非自由主義的。

關於他們之間的不同內涵,我已有長篇專論,本篇所限,不容贅述。

雖然,當局對57右派運動其「擴大化」進行了「改正」,但是,對前輩民主主義者的代表性事件及人物並沒有「改正」。這就是章伯鈞、羅隆基、陳仁炳、彭文應、林希翎、潭天榮、儲安平的「輪流坐莊」「政治設計院」和「黨天下」……

相反,民主牆、86學潮、89民運、98組黨,是中共抓住的四大未平反案件。為什麼?只因為四大民運是中共意識形態之外的,主流為「人文主義」「自由主義」的「人權民主運動」。

我們尚不得知王老被打成右派的具體罪名。但是,人們知道,那個年代,哪怕你在中共意識形態內有不同意見,只要你給黨政頭目,黨政管理,黨國政策提點意見,就夠罪過的。王老「反右」挨整之事,已被中共平反。這證明王老是在中共意識形態內有不同意見而遭難。

但是,「反右」將一批共產黨人和非共產黨人逼成了民主黨人。當然,建國前的中共吸引了大批的民主分子。其中,王若望就是。

曾據「王若望先生治喪委員會」沉痛公告:「文革」時期王老因批評毛澤東入獄4年,後戴上「現行反革命」帽子,強制勞動。

很多民運人都有參與中共內部政治鬥爭的「文革造反史」。雖然,不知王老批評毛澤東的具體內容,是批評文革的具體方針?或是批評破壞了民主集中制?或是批評打到老幹部?或是批評毛澤東的家長制?也或是批評毛澤東的專制皇權?總之,不知王老是從中共意識形態之內還是之外的立場去批評毛澤東?

然而,王老敢於在文革批評「親自組織和領導文化革命」的領袖毛澤東,是絕對多數的「文革造反史」人物不覺醒不能為的。據知,王老文革挨整之事,也已被中共平反。

李一哲的所謂「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副標題就是「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的。更不必說,李一哲大字報全文充斥著「馬毛」思想,「反修防修」,「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何以得是中國「民主運動」的「開端」和旗幟呢!

雖然,王老「反右」和「文革」的冤錯案件,均一一平反。雖然,被中共平反的運動事件對於當代民運來說,多已失去意義,但是,王老一生坎坷,歷經磨難,追隨民主,鍾情自由的人生里程,是我們的精神財富和學習榜樣。

必須作為「民主主義者」的王老,才是「反叛共產黨人」參加民運的典範。只有這樣的「反叛共產黨人」,才是民運的當然組成。因為,他們已經蛻變為「民間民主派」,容入民運大潮。

在民運被破壞低落時期,在民運人的痛澈檢查時期,對於「民間民主派」,對於昔日「黨內改良派」,無論老少,王老的逝世,都有巨大的反省追悔價值。

正是因為王老「反右」和「文革」的冤錯案件,一一平反,他才深知,被中共平反的運動事件及個人案件,對於當代民運來說,多已失去意義。所以,他自知之明,才積極認同「民間民主派」發起的當代民運。

因為當代民運最具前衛深刻理念、道德勇氣、意志磨難、英雄人格的,是原始體制外「社會民主派」的實踐作為,被證明是中國政治現代化的主流,是中國民主化的「本原動力,先鋒主力,主角角色」,已是在論的。

他們付出了自由和人權的寶貴代價。每一次社會民主運動無一不驅動了體制內的自由化騷動,共同衝擊著集權,進取著未來。

89期間,我從民主刊物上知道,當有人問道,誰來管理國家時,王老毫不猶豫地回答,新湧現出來的民運分子如魏京生一批人。(當然,還應該有「反叛共產黨人」)我們把王老首先作為「民主運動的堅強戰士」來悼念,正是因為他最早,最鮮明地認同當代民運,並將自己容入民運,是最可寶貴的。

1994年,王老率先積極推舉魏京生參選諾貝爾和平獎,雖然有些張冠李戴言過其實,但是王老以資深共產黨人的民運後進者身份,如此地參與和認同民運,與昔日「黨內改良派」「不在體制外運作」的聲明相比,是謂「傑出的反叛共產黨人」,「堅強的民主戰士」,「堅貞的民主主義者」!「反叛共產黨人」裡不都是好樣的。

由此可見,王老是沒有或很少有中共「專制基因」的貽害,或者意圖排開「民間民主派」獨攬民運領導權的「反叛共產黨人」。這又是王老的「傑出」之處。

93年,海外兩大政黨的聯合,因「民運」黑幫暗中搗亂而流產,兩黨格局分裂為三黨分立。期間和其後,很多人矚望王老整合民運,甚至後退到象徵性的「協調人」,都沒有成功。雖然如此,卻證明王老在海外民運中的威望。這個威望是王老做出來的。

只要誰在海內外有力量整合民運,「民運」黑幫必在那裡搗亂。一些人自覺不自覺地參與其中,是要逐步暴露的。

據海外報導,86年王老在國內撰文「一黨制度必然導致專橫」。這可能是標誌王老作為堅貞民主主義者的史料根據。因「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1987年與方勵之、劉賓雁一起再次被開除中共黨籍。

此前此後,方勵之和王老、劉賓雁是民主刊物上的熱門人物,成為「反叛共產黨人」的優秀代表,主導著開放以來「中共黨內鬥爭史」的走向。(此前還有「清理精神污染」,另有論)王老被鄧小平指斥為「資產階級自由化老祖宗」。

這頂共產黨給的「桂冠」是特指中共範疇的。在嚴格、科學意義的「人權民運史」面前,不應引申為「中國民運的老祖宗」。當代民運作為啟蒙發端的「右派運動」,作為開拓奠基的「民主牆」,在全國及國際範圍內,都有史料公認的,活人見證的代表性事件和人物。

據上海友人王雍罡回憶,89民運,王老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列。經過「反右」「文革」的磨難平反後,再因89而入獄。流亡海外後,王老積極參加海外民運,主編「探索」,不改其志,是謂「堅強的民主戰士」。

86學潮之後,王若望先生抗擊專制、嚮往自由的錚錚鐵骨,已經被民主刊物介紹傳播,使得「民間民主派」對他十分欽佩和熟悉。他同方勵之、劉賓雁、張顯揚,被代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帽子再次被中共整肅出黨,使民主牆之後,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共「黨內鬥爭史」進一步公開化。也使他們作為「反叛共產黨人」,逐步成為當代「民運政治同盟」的重要一翼。

由於「反叛共產黨人」的出身侷限,主要表現為「民運後衛」的救援作用,一般不參與不認同「民間民主派」的前鋒政綱與行動,諸如反對民主黨組黨。

但是,王老卻是異數,他認同並積極參與「民間民主派」民運的一切先鋒行為,包括支持本土民主黨,手腦並用,在「反叛共產黨人」裡,是數得過來的。此外還有阮銘、郭羅基。方勵之。民運需要王若望式的「反叛共產黨人」。

「清理精神污染」是民主牆之後發生的「黨內鬥爭史」的第一個標記。電影「苦戀」,理論領域的「農業社會主義論」「人道主義論」「異化論」,一概在「清理」之列。禍及軍中右派老作家白樺,文革前文化部長周揚,人民日報副總編王若水等人。

這都是在鄧胡趙柄政時期發生的事。鄧胡趙的所謂「政治改革」「三寬政策」既造就了方、王、劉、張等人的悲劇命運,也粉飾了那時的所謂「政治寬鬆」,還培養了一批後來亮相的中青年「黨內改良派(開明派)」和「新權威主義」。「清污」和「反資」既是胡趙穩固權力的必為之舉,也是胡趙的不得已而為。

民主牆是繼57右派運動之後,當代人權民運的新崛起,是嚴格、科學意義的人權民主運動的開拓與奠基。民主牆和11屆3中全會是中國進入歷史新時期的標誌。此後,中共黨內的一系列「自由化」騷動,就是由此而引發的。

79年民主牆時期的「黨內理論務虛會」已經埋下了種子。當時,白樺在「詩歌」雜誌研討會上就說過,「歌頌什麼,還不如歌頌民主牆上的一塊磚」。

鄧胡趙的「政治改革」「三寬政策」,既沒有滿足「黨內民主」的需要,更無益於「社會民主」。結果,繼民主牆之後,不僅爆發了86學潮,而後,又醞釀了89風暴。

6•4民主革命才是奪目的民運奇葩。它標明,「黨內改革」已經告敗。胡趙的所謂「三寬」政策和「政治改革」的「功德」已經過時。所謂「黨內改革」無法滿足社會民主這個飛速發展的時代要求。

而89民運,6•4革命本身烘托、確立了「民間民主派」民主運動在中國民主道路上的主角地位。中國民主不僅要嘗試「黨內改革」更要走「體外再造」的道路。此後的「民間民主派」98組黨就是上述確切的信號和證據。

王若望不僅是資深共產黨人,而且是57右派,又因為參加和支持89民運,坐過牢。雖已「平反、改正」,但他一生命途多舛,數次挨整。

王老無論在海內外,和「民間民主派」融為一體,是「反叛共產黨人」積極參加民運的典範。正因為如此,「民間民主派」無比尊敬他。

「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中共剪除黨內「持不同政見者」的虛設罪名。有的並不具有嚴格意義的「資產階級自由」觀。而王若望脫離了中共臍帶,所以,才有曹長青言:「王若望身上最難能可貴的是敢於直言、堅定反共的硬骨頭精神。數不清的「有水平」、「高深」的中國「知識份子們」就根本不清楚,更沒有膽量表達」。

我要補充一句的是,「反叛的王若望老先生,當年在上海的傲然風骨,公開認同「民間民主派」民運的民主覺悟和遠見,難能可貴」。這是我在《論民運政治同盟──致「反叛共產黨人」》中的一句話。

但是,「中國6•4真相」的張良,企圖改變民運固有地體制外運作定勢,聲言「不在體制外運作」,目的是誘引「反叛共產黨人」脫離民運政治同盟,客觀阻止民運的前進發展!

而王若望在魏京生赴美之前,積極擔綱海外民運,後來主編《探索》,以「反叛共產黨人」的身份容入民運,積極「在體制外運作」,是王老的第二個「難能可貴」。

所謂「不在體制外運作」,既是「黨內改良派」的「偽高貴」,也是對民運的損害。因此,解決「反叛共產黨人」「不在體制外運作」,是民運政治同盟要解決的大問題,也是所有「反叛共產黨人」和「民間民主派」的聖責。當然,「民間民主派」對「反叛共產黨人」的辱罵和輕慢,是對民運的罪過。

在國內堅持人道救援的林牧和迫走海外的方勵之,拒絕「寫認識」歸國的郭羅基,為魏京生作序的阮銘……都是優秀的「反叛共產黨人」。中共先驅李大釗,帶領國共兩黨幾十人避難蘇維埃使館,並沒有妨礙李大釗的歷史形象。

「改良派」志在做官,「民主派」志在天下。對比之下,王若望是區別於昔日「黨內改良派」的「反叛共產黨人」,是堅強的民運戰士,堅貞的民主主義者。沒有「黨內改良派」的那種政治搖擺性、共產性、多面性。對於海內外民運而言,這是王若望的第三個「難能可貴」。

民運接受「反叛共產黨人」中的民主派參與領導。可是,由「黨內改良派」統領民運,既沒有歷史根據,更沒有政治根據。

民運必須排除為穩固一黨制的「黨內改良派」領導民運的企圖!因為這有背於當代民運的運作機制、光榮使命及民主憲政的根本宗旨。王若望是「民運政治同盟」的忠實踐行者。

在追懷傑出「反叛共產黨人」王若望的重要時刻,重述「民運政治同盟」的有關要件,十分重要。

•6•4抗暴的失敗,對「民間民主派」對「反叛共產黨人」共同的政治遺訓是要結盟。
•「民間民主派」「中國民主派」有民運歷史自然產出的原型代表和領袖集體。

•中國民運政治的兩大經驗教訓:「民間民主派」與上層「黨內開明派」互利;「民間民主派」與「反叛共產黨人」同盟。

•民運政治同盟的三大基礎:「民間民主派」與「反叛共產黨人(含「黨內改良派」)」6•4被合力圍剿;「反叛共產黨人」的政治覺醒;近程目標「平反6•4」;

•民運政治同盟的障礙:所謂「不在體制外運作」•所謂「葉裡欽模式」。
•民運政治同盟的天然缺陷:「反叛共產黨人」「專制基因」的遺害•「民間民主派」的「人格素養」。

•民運政治同盟的結構:民間民主派(民主知識份子+民主知識勞工)+反叛共產黨人+資產者。
•民運政治同盟的統領權:「民間民主派」與「反叛共產黨人」「資產者」共行。

•「民間民主派」對昔日「黨內改良派」採取既同盟又批評的方針。
•民運政治同盟的困境:外部世界支援的不足與失誤。

98建黨事件表明,中國政治現代化再次要求匯聚他的優秀先鋒組成堅固聯盟。這是中國民主派成熟為獨立政治力量的信號。隊伍再一次集結。中國民運的組織化早起步於民主牆,擴展於89,中國民運不應該在組織化進程中倒退。獨立的不同政見,獨立的知識份子生活方式,不再是民主化的主流需要。民主牆以來,中國正式步入民主運動時代,「持不同政見」時代已經過去。儘管當前的民主黨在退卻。

中國民主化就是在永恆的來潮與退潮,驚濤拍岸中迫使海岸線後移的,正如四大民運的降臨,誰又敢說不合時宜?什麼力量阻擋得住!
如果說,中國代表簽署了聯合國人權公約不是組黨時機,那麼,還有什麼比此更好的機會?

事實是,社會民主派(民間民主派)在歷經民主牆、86學潮、89民運後,已經基本完成了它建立獨立民主、民運理論的過程,基本完成了隊伍的集結過程。

人們總是頭頭是道的說,先開言禁、報禁、再開黨禁。可是,中國民主進程向人們展示的並非如此。正如社會形態5階段論,作為常識教育,被理論家們機械化、簡單化、庸俗化了。「實踐是常青之樹」!

不理解組黨,畏懼組黨風險,甚至反對組黨的朋友和人們,將被繼續證明落伍於中國社會政治及民眾的需要,責備於自己的良心和責任。一個在挫折中轉移、退卻、休整的先鋒黨比芸芸眾生比自由人士強大先進100倍。

現代中國民運,起始於人權組黨,高漲於民主組黨。組黨造憲政,並非遙不可及的天國。而是每一個有民主良知「民運人士」的腳下之始。

不算右派運動,4大民運從1978-2003悠悠25載,從年頭看抵得上共產黨從27年南昌起義到49年建政立國。按10年內戰說,也能打它兩回半了。就是長征,夠走十幾個來回。從民運的失敗看,中共從毛澤東1936年逐漸主掌權力之後,共產黨沒敗過。

中共失敗的歷史共長15年,途經陳獨秀羅章龍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張聞天幾任頭子。4大民運跌宕起伏,過關斬將,敗走麥城25個春秋,比人家多10年,雖然長進很大。但未突破。從中共建黨到立國不過28年,當代民運的功夫展示,時日無多了!海內外民主派們,你們熬的起嗎!對得起中國人民的民主大業嗎!

「民間民主派」「反叛共產黨人」(含昔日「黨內改良派」)和「自由知識份子」三大組群,被離間分化;「民主牆一代」「天安門一代」兩大組群,被離間分化;海外僑社與民運兩大組群,被離間分化……

這就是多年民運失挫、被動挨打,延展到國內自由網路遭殃,禍及在美華裔學者的一系列主因。「外國人的呼籲救援有多大意義和作用!國內這些可憐的人們誰去管?」,這是我對媒體「日內瓦將提交中國人權譴責案,你是支持還是反對」的回答。

「如果去支持美國的中國人權譴責案,還不如提出解決民運自身的危機──民運的團結統一、權威凝聚、傳統繼承──建設民運的連續性與經驗積累──建設民運(文化)更重要」。

「中國人不爭氣,中國知識份子不爭氣,民運不爭氣,一切外力都是無用的」。

國際資本的惟利是圖,政治綏靖主義只是民運危機的非主因素。這就是今天紀念王若望逝世2週年對民運的又一個啟示。

2004.05.17 訂正(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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