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啟強
一
如果說開國者的事業是生死搏鬥、流血犧牲的事業，那麼，爭奪王位的鬥爭則是嘔心瀝血的事業。在這場嚴酷的、不動聲色的意志與心力的較量中獲勝的，往往不是那些最有學問、最有魄力的政治家，而是那些集無恥、陰謀和背信棄義於一身的野心家；當然，這些成功者還首先應該是一位出色的演員－－必須能熟練地扮演各種角色：謙虛的、道德高尚的人；有能力、而又能為國家利益鞠躬盡瘁的人；一個寬容的、最無鋒芒的人；而最重要的是，他必須特別成功地扮演成一個忠實的繼承人。
1924年，列寧病故，由誰來填補列寧留下的權力真空，使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面臨著一次巨大的命運挑戰。
在一個偉大的領袖身後，通常會出現人才的斷層；因為一個偉人所需要的，僅僅是照章辦事的庸才，而不是具有同樣獨立思考能力的偉人！然而，列寧身邊卻有一大批優秀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領袖人物－－僅此一點，就可以看到列寧比其他政治偉人英明之所在－－在這批革命家中，有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皮達可夫、托姆斯基；還有斯大林……
我們說還有，是因為在當時，斯大林與這些領袖人物在黨內和人民中的影響、地位根本不能相比；尤其托洛茨基，是公認的十月革命的領袖之一，是紅軍的創始人、是著有數十捲著作的革命理論家；而斯大林，卻是一個既沒有理論修養，又沒有才智的人，他是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中，唯一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他缺少口才，談吐拘謹，語言乏味；他是一個平庸的政論家，他寫的文章平鋪直敘，作結論一板一眼……托洛茨基稱他為「我們黨內最傑出的庸才」. 儘管斯大林於1922年被任命為書記處總書記，但當時的書記處歸政治局和組織局領導，它無權干預政府和軍隊的大事，而只是處理黨內的一些技術性事務；它甚至無權監督像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最高經濟委員會以及外交、國際共運、國民教育等重要部門……
托洛茨基曾經這樣評價斯大林：「斯大林的意志力看起來也不亞於列寧的意志力」；「但是，他的智力只有列寧的智力的１０至２０％。同樣，在理智方面斯大林也不成比例：實際洞察力和機智非常發達，而概括能力和創造性想像力則很低下。促使他當革命家的主要動力，始終是對有錢有勢的人的憎恨，而不是對被壓迫者的同情，而這種同情卻使列寧的人道風貌變得如此高尚和親切感人。同時，列寧也善於憎恨。」托洛茨基把列寧對被壓迫者的同情，看作最崇高的品質，無疑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只有憎恨的政治家，即使他具有野獸般的意志力，也只能為利己的目的行動，而他的行動中只會有攫取、殘忍和復仇；只有愛才可能使一個革命家，把自己的革命行動規範在人道的準則之下，把「一切為了人」，寫在革命的旗幟上。
二
1924年的斯大林不僅不具備其他領袖人物的智慧力量，而且列寧的遺囑對他非常不利－－列寧在遺囑中這樣評價斯大林：「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的來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處於總書記的的職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我建議同志們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位置上調開，另外指定一個人擔任總書記……這不是小事，或者說，這是一種可能具有決定意義的小事。」處於劣勢的斯大林表以極大的謙卑，迅速與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結成被歷史學家稱之為「三人幫」的政治聯盟－－以抵制最具有繼承人資格的托洛茨基；他同時謙虛地向所有可能的繼承人表示，任何人都不能以個人的身份繼承列寧的事業，列寧的位置必須由集體來繼承……
斯大林這種反個人專權的集體主義精神和沒有鋒芒的政治姿態，使得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這倆位資歷很深、卻又犯過錯誤的革命領袖，不遺餘力地為挽救斯大林的政治生命而行動起來－－列寧去世後的第一次黨代會－－俄共「十三大」前夕，斯大林推舉季諾維也夫為大會主要報告人，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則答應全力保住斯大林的總書記職位。
決定斯大林和半個人類命運的一刻，是1924年4 月21日：蘇共在"十三"大前夕，召開中央全會特別會議，宣讀列寧遺囑。
加米涅夫宣布開會，並宣讀了列寧遺囑：「斯大林同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這次會上，斯大林沉痛地表示，為執行列寧的遺囑，他願意辭去總書記的職務；但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動員一些中央委員卻說服斯大林收回辭職要求；季諾維也夫還就此問題發言，很慶幸列寧所擔心的事並沒有發生－－黨的書記處和中央委員會都沒有分裂。因此，他建議中央委員會，仍由斯大林擔任書記處總書記……
此時，會場一片沉寂。斯大林繃著臉，面色陰暗，兩眼直望著窗外，等待著對他的命運的裁決……
斯大林的總書記被保住了。
斯大林一貫是默默無聲地進行戰爭的。他從不急於公開的進行反擊，在政治局會議上他常常是無聲的觀察著，即使在他受到批評時，他也很少公開還擊，這種時候他會離開會場，躲到克里姆林宮的某一個角落裡。
斯大林的這次無聲的、也不十分引人注目的戰鬥，給他帶來的勝利並不算大，但卻使他向權力的巔峰邁出了第一步。
狡詐、工於心計、善於掩藏自己的內心世界、善於組織和利用各種政治力量，是斯大林取勝的主要因素；但是，在1924年的這場較量中，另一方的重大失誤，也不能不說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否則我們便不能解釋，歷史上，並不是所有的政治較量都能靠狡詐和背信棄義取勝。
首先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政治上的短視，他們只看到了托洛茨基的專橫，而沒有看到斯大林更加冷酷無情的殘忍本性。十三年後的1937年，他兩在斯大林的監獄中，已經明顯的臨近死亡的邊緣時，還對斯大林可能發發善心抱有幻想、而不斷地給斯大林寫信，並在斯大林指定的認罪書上簽了字。所有的這一切絕望的努力都沒有能挽救他倆免於槍決的悲劇。
其實，他們即使不能在1924年識破斯大林的本性，至少在2926年以後便不應該再對斯大林抱有任何幻想……
1926年，當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斯大林當作"托洛茨基分子"而開除出黨時，季諾維也夫曾經痛苦地回憶起1924年挽救了斯大林政治生命的那次中央全會特別會議，並質問斯大林：「你知道什麼叫感恩嗎？」斯大林的回答是，「我當然知道，那是一種狗的病症。」
三
除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政治短視和失誤外，斯大林能獲得勝利，還在於他的另一個對手托洛茨基的更加重大的失誤－－對陰謀詭計的藐視。
在1924年決定斯大林命運的那次中央全會上，儘管也有托洛茨基派的人反對季諾維也夫的提案，不同意讓斯大林繼續擔任總書記的職務，但作為這一派的首領托洛茨基本人，卻對「三人幫」十分露骨的表演，保持著頑強的沉默，他以對這場喜劇的藐視來保持自己的自信和自尊。這等於放棄了對他來說不費力、對歷史來說則十分重大的戰鬥……
托洛茨基的自信、自負、清高，對作為學者的他來說，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缺點，但對於一個政治家來說，則是致命的缺陷……他為此放棄過許多次機會和戰鬥－－1924年4 月，蘇共"十二大"即將召開，當時，列寧已經很難從腦溢血的後果中恢復健康，因此不能參加代表大會。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應該由誰來取代列寧、代表中央為大會作政治工作報告？
當時，托洛茨基是公認的僅次於列寧的領袖人物，於是，政治局會議決定由托洛茨基準備政治工作報告。然而托洛茨基拒絕了，他發表了叫人感到莫名其妙的聲明，說「如果我們之中有誰企圖由個人來代替患病的列寧，黨將會感到不痛快……」若干年後，托洛茨基曾經為此加以解釋。他說：「我極力迴避鬥爭，因為最初這種鬥爭具有毫無原則地反對我個人的陰謀性質。我很清楚，這種鬥爭如果爆發，就必然及其尖銳，而且在革命專政的條件下，有可能導致危險的後果。」托洛茨基在這裡所犯的錯誤是，他沒有認識到奪取權力是一個職業政治家的生活、甚至生命的一部分，反而以此為恥，認為那是不能容忍的……
鞏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後，斯大林便開始向托洛茨基發動直接的攻勢－－他們的手段是，極力否定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以剝奪他對紅軍的領導權。
由季諾維也夫所領導的列寧格勒黨委會發出呼籲，要求開除托洛茨基黨籍，撤消其陸海軍人民委員的職務……按說，這麼重大的問題只能在定於1925年1 月17日召開的中央全會上解決，也就是說托洛茨基完全有時間、有機會在中央全會上為自己辯護，並組織力量進行反擊。然而托洛茨基又一次放棄了這一次對他的政治生命生死攸關的鬥爭。他竟然在這次全會前，向黨中央提出了一個申明，要求解除他的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他還保證，他將「根據中央的委託，在任何崗位上和不在任何崗位上，即不言而喻是在受到黨的任何監督的情況下來完成任何工作。」黨慷慨的地滿足了托洛茨基的請求－－1925年1 月17日舉行的中央全會，在譴責了他的反黨言論後，認為，「托洛茨基同志繼續在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工作已不可能了」；同時，黨還慷慨的保留了托洛茨基的政治局委員，並給他任命了好幾個新的職務：電工技術管理局局長、科學技術局主席、中央租讓委員會主席……
在以後的鬥爭中，托洛茨基始終保持著消極的態度，甚至當斯大林與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政治聯盟產生裂痕，而在政治局會議上發生尖銳的矛盾、衝突時，托洛茨基仍然抱著冷眼旁觀的態度。有時，他居然在政治局會議上閱看法文小說，而不介入那種被他認為屬於低俗的喜劇……
托洛茨基是一個公認的革命理論家、是最出色的革命宣傳者、鼓動者，然而他不是一個政治家。他最終為自己的清高、自信和藐視政治手腕的書生氣而付出了極大的代價－－1927年11月，蘇共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托洛茨基和他的政治對手、斯大林的前盟友季諾維也夫被同時開除出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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