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同意，「一次學生運動不能夠深層次解決中國社會政治生活中的複雜問題」，所以筆者才在拙著中談到了「由小到大、由學生到全民、由北京到全國」的問題。學生是社會各階層中目光最敏銳、思想最活躍、鬥爭最勇敢、行動最果斷、顧慮最少、負擔最輕的群體。在國家和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最先挺身而出的永遠是學生。如果連學生站起來都「可以止矣」，那麼還指望什麼人站起來呢？難道中國人就活該祖祖輩輩當奴隸嗎？
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從廣義的角度來看，所有的天安門事件都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唯有第五次天安門事件（八九民運）暫時還沒有得到正名。但是，它遲早是會被正名的。這種信心，筆者想，每一個熱愛民主自由的人都應該有。如果我們不是那麼急功近利，（只看到「六•四」屠殺對民主的摧殘，）我們就應該承認，最後的勝利也將屬於八九民運。當然，我們不可以只長遠的、歷史的、廣義的看問題。目前的、現實的、狹義的勝利對於我們生活在現實世界的人彷彿更為重要。對此，筆者要說，只要能夠得到正確引導，只要能夠獲得全國人民支持，在適當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下，學生運動是可以獲得目前的、現實的、狹義的勝利的。第一次天安門事件（1919年的「五•四」運動）就為我們提供了良好的例證。
為了抗議列強在「巴黎和會」上讓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1919年5月4日下午，五千名北京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要求「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在會後遊行示威途中，火燒了曹汝霖住宅、痛打了章宗詳。北洋軍閥政府當日逮捕了三十多名學生。但是，學生並沒有被嚇倒。北京學生在次日開始總罷課，並且通電全國，爭取全國人民的支持，得到各地學生的紛紛響應。北洋軍閥政府窮凶極惡，於6月2日又大肆搜捕學生，在兩天之內拘壓兩千多人，引起全國人民的義憤。6月3日，上海六、七萬工人舉行罷工，全國二十多省的大、中城市掀起罷工、罷課、罷市的浪潮。北洋軍閥政府抵擋不住，被迫於6月7日釋放被捕學生。6月10日下令撤消曹汝霖、陸宗輿、章宗詳的職務。6月28日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至此，「五•四」運動達到了「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預定目標，取得了全面勝利。杜先生說：（學生運動的）「結果均以殘酷的鎮壓告終」。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在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學生運動都不免會受到反動當局的鎮壓，這並不等於說學生運動都遭受了最後的失敗。古今中外的學生運動以全面勝利或局部勝利而告終的不乏其例。
杜先生說：「民主的成功是民主的力量逐漸壯大後的水到渠成，而不是一夜之間烏托邦的建立。」這當然是正確的。我們不能期盼通過一個「突發事件」就建立起民主自由的大廈。筆者對突發事件的態度是：「我們應該充分利用『突發事件』，但是不可以對『突發事件』寄予過高的期望。」（見拙著《科技進步增強了被統治者反抗專制暴君的能力》，《議報》第100期）但是，「民主的成功是民主的力量逐漸壯大後的水到渠成」並不意味著「民主的力量逐漸壯大後」民主自己就能造福於人類，降臨到人間，落到中國人民的頭上。哪怕「民主的力量」已經「逐漸壯大」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還是需要人民通過與統治者的鬥爭才能爭得民主。李慎之先生說，中國的民主已經「熟爛」。如果筆者沒有理解錯，他說的「熟爛」也就是熟透了，也即已經到了「水到渠成」的程度。但是，民主畢竟還是沒有降臨到中國人民的頭上。這是為什麼？就是因為還缺少「最後的鬥爭」。熱愛民主自由的中國老百姓不能無限期地等待某個中國的戈爾巴喬夫當上中共的最高領導人，把民主和自由恩賜給我們。我們必須「團結起來到明天」去進行「最後的鬥爭」。蘇聯共產帝國垮臺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只有通過鬥爭才能促成統治者的轉化。民主運動是促使戈爾巴喬夫誕生的催生婆。在戈爾巴喬夫誕生以後，民主自由也不會自動降臨，還是需要進行堅持不懈地鬥爭才能最終推翻共產黨的一黨專制獨裁政權。
而且，正確地合理地充分利用「突發事件」是可以產生良好結果的。在東歐共產黨國家一個接一個地垮臺之際，羅馬尼亞似乎還堅如磐石。1989年11月20日至24日，羅共十四大在布加勒斯特召開，齊奧塞斯庫再次當選為羅共總書記。他在閉幕式上發表講話，受到與會代表30多次熱烈鼓掌和放聲歡呼。那情景好像羅馬尼亞永遠是他牢不可破的鐵打江山。但是，僅僅二十多天以後，形勢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2月16日，羅馬尼亞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爆發反政府示威，保安警察開槍鎮壓。示威蔓延到其它城市，齊奧塞斯庫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12月21日，保安警察開槍彈壓首都布加勒斯特的群眾示威。某些部隊嘩變。12月22日，救國委員會宣布推翻政府，接管權力。嘩變部隊和政府軍發生槍戰。齊奧塞斯庫逃亡，並於途中被捕。12月25日（聖誕節！）以種族滅絕罪被處決。從11月24日他受到30多次熱烈鼓掌和放聲歡呼至12月25日他以種族滅絕罪被處決，為期正好一個月！
齊奧塞斯庫的獨裁政權就這樣被推翻了！事前誰能想到？正如杜先生所說，「整個社會無準備」。救國委員會首先宣布禍國殃民四十餘年的共產黨為非法組織。但幾個小時以後又宣布，根據結社自由這一基本人權，共產黨享有合法地位。此事雖「小」，但當時羅馬尼亞的政治形勢的混亂卻可見一斑。在隨後幾年中，政府領導人基本上都是前共產黨員（因為在共產黨長期一黨專制下，沒有別的政治力量存在）。1991年12月8日通過新憲法，確定多黨政治。1996年11月3日和17日的大選中，前共產黨人全部落選。但是，2000年11月26日和12月10日的選舉中，他們所得的選票又有所回升。然而，無論前共產黨人在台上、在台下、或者選票有所回升，羅馬尼亞的民主制度卻已經不可逆轉。許多原國有企業在1996年就實現了私有化。
杜先生斷言：「通過強烈的集中的運動這種方式實現民主制度的建立，基本不可能。它或許能夠推翻一個制度，然而這種推翻舊秩序的行動往往建立在整個社會無準備的基礎之上，隨之而來的可能是長期的動亂和各種勢力的爭權奪利」。這只是一種武斷和臆測。羅馬尼亞的實踐表明，腐朽沒落、病入膏肓的專制政權就像一幢岌岌可危、搖搖欲墜的大廈，任何輕微的震動都可能使它轟然倒塌（參見張林：《一個醉鬼嚇跑一萬個共產黨員》，《新世紀》2004年1月8日）。倒塌之後的重建工作可能反覆多變，杜先生所說的混亂狀況可能發生，卻並不一定必然發生。即使發生，也不一定長期。
至於對學生運動「是否會成為塔利班，也令人十分擔憂」，則是對和平理性的學生運動的不負責地責難。學生運動在不斷地進步。現代民主運動的經驗把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理念逐步深入地融入了廣大熱愛民主自由的人們（包括學生）的頭腦中。除了少數極端份子，已經沒有多少人還把暴力當作解決問題的正確手段了。如果說85年前的第一次天安門事件（「五•四」運動），確實使用過暴力（火燒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詳），那麼15年前的第五次天安門事件（八九民運）從4月15日發起至6月3日夜中共武力鎮壓期間所表現出的和平理性卻得到了整個國際社會的一致尊敬和讚揚。把它與塔利班扯到一起，不能不讓人對杜先生的豐富想像力感到驚愕！
當然，以上歷史例證所談的是北洋軍閥政府和羅馬尼亞。目前中國人民爭取民主自由所面對的敵人是中國共產黨的專制政權。它比北洋軍閥政府和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獨裁政權更加頑固、更加虛偽、更加瘋狂、更加殘暴。面對這個口頭上大公無私、骨子裡立黨為私、完全無視民意、一味崇尚武力的政府，中國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的道路是極為艱鉅而漫長的，誰也無法預言還要經過多少曲折、多少犧牲。筆者和杜先生一樣，「不願意看到手無寸鐵的學生或是其他民眾的寶貴而神聖的鮮血再一次地浪費在坦克的履帶之下和槍林彈雨之中」。但是，如果因此就懷疑「以學生為主的運動……與現代民主制度的建立究竟有多少聯繫」，就質問「這些事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有利於中國民主的進程」，就提出「《「第六次天安門事件」可以止矣》」，這則是筆者絕對不敢苟同的。它使筆者聯想起戴晴女士的《天安門事件並非民主運動》。
如果中國人民不願意永遠做奴隸，就必須有第六次天安門事件（不管是不是以學生為主，也不管是不是正好發生在天安門）。如果第六次天安門事件（暫時）失敗，就需要再來第七次天安門事件……對人民（包括學生）奮起反抗專制暴政的鬥爭，任何人都沒有權力勸止。真正熱愛民主自由的人所應盡的義務應當是研究如何才能更加和平、理性、非暴力地與共產黨極權政權的殘酷鎮壓和野蠻迫害作鬥爭，以零傷亡為目標，把損失減到最小最小，讓成績達到最大最大。在第五次天安門事件（八九民運）中，劉曉波、高新、周舵和侯德建四君子與戒嚴部隊指揮部談判，促成天安門廣場學生和市民的和平撤離，拯救了數千條寶貴的生命，為保存民主運動的力量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發生第六次天安門事件時，中共獨裁政權將更為虛弱、中國人民解放軍將更加動搖（甚至可能嘩變）。汲取了第五次天安門事件（八九民運）的經驗和教訓的群眾領袖，沒有理由不比當年的四君子做得更好。任何堅信民主事業在不斷進步的人，對此都不應該有所懷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