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這一年裡閻長貴經歷了什麼，看見了什麼，他又是怎樣從貴為江青秘書的身份一跌成為「階下囚」的呢？
獲得毛主席讚揚
閻長貴於1956年高中畢業後，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1961年被分配到《紅旗》雜誌社工作。但是閻長貴並沒有做編輯，而是師從中國哲學史家關鋒學習研究中上哲學史。剛大學畢業一年多的閻長貴，曾因一篇文章而聲名鵲起，他根據華君武先生的漫畫《無題》寫了一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的文章。一篇習作，卻給他帶來了很大的榮譽，開座談會時，文章被收錄進《報刊評論選》。當時閻長貴對這篇習作受到如此高的禮遇一直心存疑問，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戚本禹才告訴他：「毛主席稱讚和表揚過你的《永不走路，永不摔跤》，並做了批示。」30年後他看到當年毛主席的批語：「印發各同志研究。犯了錯誤，只要認真改正，也就好了。」文章能得到毛主席的批語，這在當時可是很了不起的大事。這無疑對他以後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
1963年秋，閻長貴進入《紅旗》雜誌社的「哲學反修」小寫作小組，小組由關鋒負責。批判修正主義的文章還沒寫出來，「四清」運動開始了，不久，「文化大革命」爆發，至此閻長貴的學術研究被迫終止。1966年6月，閻長貴被戚本禹調到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搞信訪工作，一個月後又被調到中央文革小組簡報組，住進了釣魚臺國賓館，緊接著又被分配專門負責江青的群眾來信。
成為江青的專職秘書
「文革」前，沒有群眾給江青寫信，江青也沒有專職秘書，但「文革」開始以後，江青擔任了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就有一些群眾給她寫信了。一開始每天幾十封，到1966年8月31日江青在天安門主持了毛主席第二次接見紅衛兵的大會後，群眾來信急劇增多，每天收到的信用麻袋裝，七八個人都處理不過來，為此專門成立了江青辦信組，閻長貴任組長。閻每天挑選七八封「重要」的信，在前面加上摘要送給江青，其餘的絕大部分轉給有關部門，揭發和批判江青的，則作為「反革命信件」轉給公安部。
1966年底的一天，戚本禹對閻長貴說：「江青讓我給她當秘書，我不行，太粗，我看你還比較細，你去吧。」一天晚上，戚本禹又正式對閻長貴說：「跟我走，現在你就去11樓！」當時江青住在釣魚臺11樓。其實選中閻長貴給江青當秘書並非這麼簡單，當時有好幾個人選，但最後選定資歷最淺、年紀最輕的閻長貴可能有這樣幾個因素：一是他出身好，社會關係簡單，有一定辦事能力，所寫的文章得到過毛主席的讚揚；二是閻長貴當時和江青的女兒李訥接觸比較多，很談得來，李訥對閻的印象不錯，她可能起了一定作用；第三，最關鍵的恐怕還是戚本禹的推薦，江青當時信任戚本禹超過信任姚文元，更不要說王力和關鋒了。
1967年1月9日閻長貴正式當上了江青的秘書，至此江青才有了第一位專職秘書。儘管當秘書前閻經常見到江青，江青也都很客氣，但是閻當了秘書以後，江青很長時間不見他，見了面也帶理不理的。閻很納悶，別人告訴他，這叫作試用階段，20天以後，江青才找閻第一次談話。起因是當時中共中央辦公廳部分為兩派，汪東興支持一派，戚本禹支持一派，戚本禹派閻去「調查」然後寫個報告。閻「調查」回來後，給江青和戚本禹寫了一封信,內容當然是同情戚本禹支持的這一派。戚本禹看完信後說：「這事我不管！」閻馬上辯道：「『調查』是你讓去的，你怎麼不管呢？」戚本禹接著說：「你敢不敢把這封信送給江青？」閻當時年輕氣盛，隨口就說：「那有什麼不敢的！」於是閻通過警衛員把信送給了了江青。第二天，江青把閻找去，對他說：「你的信我看了，但這件事你不要管了，從今以後你就在我這裡工作，除了我派你去做的事，任何人派你都不再接受，你要對我負責，對黨負責。」另外，還講了一些做秘書的紀律。從此以後，閻開始每天直接給江青送文件，處事信件，做一些事務性工作。江青曾對閻說：「我完全是個政治化的了，除了工作，連今天是星期幾都不知道。」所以，閻每天送文件時，都要附上一個紙條，上面寫著今天是某月某日星期幾。
「文革」以前，江青很少長時間住在北京，冬天一定要去南方。閻長貴說：「惟獨1967年我給她當秘書這一年，江青一天也沒離開過北京。」這一年是江青極力往上爬的一年，她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去。閻長貴在江青身邊小心謹慎地工作著，江青一般沒有為難過他。客觀地說，江青還是有一定的能力的，無論是報告或是發言，絕大多數都親自自擬提綱，不讓秘書起草講稿。閻長貴就從沒有為她寫過稿子。江青極自負，她不要秘書寫稿子，可能是想顯示自己，也可能受毛澤東的影響，「不要秘書代勞」。
惹禍上身
江青最終不信任閻長貴，導火線是一封信。一天，江青按鈴一時沒找到閻，後來閻得知後跑去，江青大發脾氣：「我用不起你這個大知識份子，你現在在我這裡，我承擔了多大壓力啊！你還懵懵懂懂，別人說你什麼我都不信，為什麼別人說我你都信。」閻對她的這番話摸不著門兒，但「別人說你什麼我都不信」這句話閻心裏清楚。那是1967年8月關鋒倒臺後，因與關鋒的師生關係，閻受到了一些攻擊，有人貼他的大字報說：關鋒是反革命，他的學生閻長貴也是反革命。閻長貴在江青同志身邊工作我們不放心等等。閻把這些情況原原本本地報告給江青，江青說：「跟關鋒在一起的人、關鋒的學生不一定都是壞人。」
1967年底的一天，江青把閻長貴叫去，戚本禹、姚文元也在場，她將一封信摔在桌子上，對閻說：「你為什麼把這封信送給我？目的是什麼？你無知，無知就是犯錯誤，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後就沒動過窩兒！」閻被嚇蒙了，看了一下那封信，那是北京電影製片廠的一位女演員寫給江青的信。女演員在信中說，她解放前的名字叫過江青，現在受到衝擊。信很長，閻沒有看完，但他誤以為女演員和江青有什麼私人關係，覺得不好處理，就寫了個便條請示江青。這下捅了馬蜂窩！江青一生的痛處就是30年代曾做過演員，只要知道她底細的人，「文革」當中無一不遭迫害。對江青來說，閻長貴也在劫難逃。
事有湊巧，當時比閻稍晚些時候和閻共同給江青當秘書的楊銀祿因父親病危欲回家探望，收到電報時江青已經睡覺，閻不敢打攪她，請示了汪東興，汪同意楊回家看望父親。楊回來後閻領他去見江青，江青大發雷霆；「他來了，你還來幹什麼？」就在這天晚上，陳伯達、汪東興找閻談話，陳伯達說：「你還是回去搞文字工作吧！」汪東興說要例行手續審查一下，閻被帶到釣魚臺北門警衛連的一間房子裡，暫時關起來。這一天正好是1968年1月9日。後來閻說：「我給江青當秘書整整一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當時閻沒把事情想得那麼嚴重，隨身只帶了幾本書。
成為階下囚
三天後，陳伯達和姚文元來了，陳伯達問閻：「幹什麼呢？」閻說：「看書。」陳伯達冷冷地道：「你還看什麼書哇！王、關、戚安插在首長身邊的釘子。」這時閻感到事情嚴重了。又過了一個星期的晚上，陳伯達、謝富治、楊成武、姚文元一起找閻談話。這是怎樣一種陣勢？後來閻長貴笑著談起這件事：「我這個22級的小幹部竟然驚動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當時僅次於周恩來總理的第4號人物）、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還有揭開「文革」序幕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始作俑者。這裡所顯示的就是江青當時的「氣派」和「威風」。閻真真切切地感到：江青身邊無上事！第二天，閻就被關進秦城監獄，成了真正的階下囚。閻長貴為自己的一時疏忽付出了參重的代價。
投進監獄兩年多，沒有傳訊沒有提審，沒有書報沒有紙筆，他像被世人遺忘了。閻成了完全與世隔絕的人。閻盼望提審，是因為可以與人說話，他甚至找茬兒和看守吵架，為的就是張口說話。閻的腦子裡無時無刻不在想問題，越想越不通，為了強迫自己不去想，就每天坐在床頭前數暖氣罩上的網眼兒，一遍又一遍，循環往復，一旦停止數數兒，又開始思考，這種痛苦使他備受煎熬。當時閻的念頭就是，只要讓我出去，幹什麼都行。
兩年多以後，即1790年春才有了第一次提審，隨後的情況稍有改善，可以讀《毛選》和看報紙。幾年下來，《毛選》中的每篇文章他都讀了幾十遍，其中《論持久戰》讀了有上百遍。
1975年5月閻被宣布釋放，並被直接送到湖南西洞庭農場勞動，等待結論。1975年10月上級宣布了給閻長貴的結論：妄圖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負責同志（當然指的是江青）。留黨察看一年。閻勞動了一年多，被調到農場中學當教師，一年後調到農場宣傳部當理論幹事。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閻長貴於1979年9月得到了徹底平反。1980年3月閻長貴回到了北京，回到了他離開14年的《紅旗》雜誌社，重新做起了編輯。
（摘自《文學故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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