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滿清垮臺後，中國人嘗試性地建立了亞洲第一個三權分立的，真正的共和國－中華民國（雖然後來當權的袁世凱不同程度地破壞和不遵守其規則，並沒有能或不敢從根本上顛覆其共和國的國體），之後的十七年裡，中國人在五千年來第一次合法地，公開地，完整地享有言論，出版，遊行，集會，結社（儘管北洋軍閥不情願，卻不能或不敢禁奪人們的這些自由權利）。民國初年的強大的自由環境，使「五四運動」這樣的非暴力抗爭居然能夠取得勝利，第一次改寫了中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古訓，就連貫以詆毀民國為能事的中共也不得不承認民國初年「民主空氣濃厚，民主潮流高漲……」1928年，蔣介石國民黨動用武裝力量擊敗北洋軍閥，不徹底地統一了中國，為了避免民國初年軍閥野心家鑽共和制度的漏洞，造成紛亂割據的政治局面，而暫時實行一黨執政的「訓政」，但幾乎原封不動地保留了辛亥革命的自由成果，而且，包括蔣介石在內的國民黨，一直在有誠意地準備「憲政」，即建設一個完善的三權分立和多黨民主競爭的現代的共和國，後來施行的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就是明證（這與大陸所謂「最開明」的共產黨一黨專制憲法－1954年「憲法」有本質的區別）。可見，1911年至1949年是自先秦以後，中國歷史上又一個偉大的自由時代。民國前期的十七年甚至被英國泰唔士報評為「二十世紀中國最自由的時期」，國民黨治下的飽受內憂外患煎熬的1927至1937年竟然被國外史學界評為「中國發展的十年黃金時期」，這38年中國取得的文明成就之大，可想而知。
在文化上，民辦報，刊在全國範圍內湧現，僅在1913年，各種民辦報刊就由清末的數十家發展到五百多家，至一九三七年各種民營報紙已達一千零三十一家，各種民辦刊物已有一千五百一十八種，公、私營電臺七十八家，公、私營通訊社五百二十家3。著名的通訊社如《國聞通訊社》、《申時通訊社》；著名的報紙如《申報》、《大公報》、《國聞日報》；著名的出版機構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均為私營。到四十年代抗戰勝利後發展到七百多家（這與大陸至今只有官辦刊物，而且總數遠不及「解放前」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對中華民國的經濟成就，中共的教科書《中國現代史》也不得不承認：「自辛亥前四十年中國民族、民間工業誕生至一九一一年止，資本萬圓以上的廠礦僅七百家，資本總額僅一億三千萬圓。然而，自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九年的八年間，廠礦即建成四百七十多個，投資近一億圓，加上原有企業的擴建，新增資本達一億三千萬圓以上，相當於辛亥前四十年投資的總額。一九一二年資本百萬圓以上者約二十五個，一九一九年即增至四十三個，並出現了擁有資本一千二百萬圓以上的茂新、福新、申新等大公司多家，使工業落後的中國，一時出現了被冠以麵粉大王、火柴大王等稱號的民族工業鉅子。鋼鐵、採煤、運輸、電力等重工業，和皮革、造紙、捲煙等一應輕工業，以及金融等，均獲得重大發展。」那麼，中共更加刻意詆毀和迴避的國民黨執政時期，經濟成就又如何呢？金融方面，「一九三一年中央銀行資產總額已增加兩倍半，各項存款增加五倍，發行的兌換券已增加一倍以上，純益增加了十九倍。由是，一九三二年中國銀行的外匯成交額升為國幣一億六千一百萬圓，次年即增加到九億五千六百萬圓。新的商業銀行不斷增加，一九二七年有五十七家，一九三四年已有一百三十八家，一九三六年達至一百四十六家。其中絕大多數為私營。4」工業方面，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一年，於世界經濟蕭條期間，中國新設立工礦企業達六百六十家，資本總額達二億五千二百四十五萬圓，5對此，大陸史學界不得不承認，其發展速度「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黃金時代』「。
在人才上，這一時期湧現出了大批其成就至今無中國大陸人能望其項背的劃時代人才：政治思想家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嚴復，蔡元培……科學家與技術人才有李善蘭，詹天祐，馮如，蘇步青，童第周，齊仰之等等，文學家林語堂，梁實秋，沈從文，錢鐘書，張愛鈴，巴金，老舍，曹禺，郁達夫，魯迅（後來大陸的不是出不了魯迅，而是出版不了）……晚清至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這批文人的創作成就，至今仍成為大陸，乃至海外華語文化嚮往和學習的標本。
由於中國文化不崇尚，不長於哲學的性質，使民國時期取得成就最顯著，卻最容易被忽視的是哲學理論方面的成就。自由的思想條件，使得這一時期成為西學東漸的成熟期，出現了總多學派的自由探討爭論的繁榮景象和善於理論創新的人才，如張東蓀及其認識論哲學，金岳霖及其邏輯學，馮友蘭及其哲學史觀等等，這與解放後中共取消除馬列外的一切理論學派，理論界言必稱馬列的死氣沉沉局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最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中國產生了一位在人文精神領域最具劃時代意義的人物───胡適。學貫中西的自由主義大思想家胡適，是中國本土自由主義的創始人和第一位啟蒙者，他的眼光和學識，超前了中國至少一個世紀以上，因為自由化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所以今天的中國大陸（臺灣已經達成了胡適先生的目標），不管道路再曲折再艱難，正在，而且不可避免地向他所設想的目標前進。胡適對中國未來的建議，他對中華民族的勸戒，對共產主義等非理性狂熱的懷疑和警告，幾乎完全遭到冷遇和忽視，這，已經成為這個民族歷史真相的知情者最感悔恨和痛心的事情之一。胡適，為同時代的絕大多數人不理解，為「左派「所唾棄，為共產黨所瘋狂地仇恨和詆毀，直到今天，也沒有多少大陸人能夠真正理解他，更遑論繼承他，超越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