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丁子霖女士的《六四死難者尋訪實錄》（見《民主中國》2004年3月號、4月號），聽蔣彥永大夫爲六四正名的呼喊，我再次被震撼，難以擺脫的羞恥感咬嗜著靈魂。
每年都堅持爲亡靈寫點什麼，與其說是展示自己的勇氣，不如說是對亡靈的懺悔。每次坐在電腦前，墳墓的傾訴縈繞不去，耳邊響起的是這樣的警告：活人必須懷著足夠的謙卑和敬畏，傾聽來自墳墓的訴說，六四亡靈們才能教會倖存者什麼是活著，什麼是死去，什麼是雖死猶生。
一 兩個兒子和兩位母親
據我所知，在六四難屬群體中，有兩個死去兒子的家庭，曾經是中國現代史上的名門。一個是人們比較熟悉的丁子霖女士的家庭，其叔父是中國最著名的地質學家、新文化運動主將之一丁文江；其子蔣捷連，中彈於北京市木樨地地鐵站口附近，年僅17歲，正在人大附中讀書，丁文江是蔣捷連的舅外公。
另一位死於六四屠殺的年輕人則比較陌生，他是周淑莊女士的兒子段昌隆，乃中國近、現代史上的著名軍閥、北京臨時政府執政段祺瑞的侄孫。段昌隆是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應屆畢業生，6月4日□晨遇難於北京民族宮附近，年僅24歲。
據丁子霖女士的難屬尋訪錄《被害者段昌隆和他的母親》一文介紹：「昌隆不是被亂槍打死的，也不是官方所稱的『誤傷』，而是被戒嚴部隊故意殺害的。他就倒在開槍者的跟前。」被害經過是：「昌隆是6月4日□晨遇難的。他左側心臟大動脈中彈，是由小口徑手槍近距離射擊致死的。據事後瞭解，那天晚上他出門去尋找他的妹妹和女友，當他推車至民族宮附近時，正遇上東進的戒嚴部隊與民眾形成對峙局面，群情激憤，情勢緊張，一場殺戮隨時都有可能發生。昌隆目睹這種局面，隨即跑步前去勸解。他當時也許想，這樣僵持下去後果不堪設想，如果向雙方說明道理可能會避免悲劇的發生。可是他沒有想到，當他跑向戒嚴部隊前排一位看來是指揮員的軍官跟前時，一顆罪惡的子彈徹底粉碎了他的善良願望。而這顆罪惡的子彈，就是從那個軍官的手槍槍口射出的。」（見《民主中國》2004年4月號）
過於年輕的生命，消失於劊子手的屠戮，怎能不刺穿母親的心！兒子昌隆遇難後，悲憤的母親周淑莊變成了一位勇敢的母親。她是最早敢於面對境外媒體說出屠殺真相的母親之一，也是「天安門母親」的骨幹。她不倦地爲那些無辜死難者及其難屬奔走呼號，從不向強權的恐怖威懾低頭。早在1993年，周淑莊就與丁子霖一起接受了《美國之音》的採訪，披露了兒子段昌隆的被害經過，譴責六四大屠殺。1995年8月，丁子霖和蔣培坤夫婦在江蘇無錫遭到非法關押，周淑莊通過海外媒體挺身而出，譴責當局對丁子霖夫婦的誹謗和迫害，用雄辯的事實和充分的道義維護了難屬群體的名譽。1998年，北京市安全局命令中國銀行無錫分行凍結了一筆來自德國的「六四」人道捐款，周淑莊和難友們向當局發出了強烈抗議，並一起前往國安部進行交涉。在「六四」十年祭的1999年，108位難屬向最高人民檢察院遞交了控告劊子手李鵬的起訴狀。在這一法律維權行動中，周淑莊不顧體弱多病，多次接受海外媒體的採訪，控訴劊子手的反人類罪行。不幸的是，她終因不堪重負而突發腦血栓，從此半身不遂，至今未癒。
兩位名人之後都倒在共產黨的槍口下，兩位母親共同站出來討還公道。這，也許是歷史的巧合，但在敵視民意的制度下，又是必然：大屠殺的發生是必然，它是獨裁強權實施恐怖統治的極端化；正如當年的周作人，在目睹了近現代中國的各類政府的一系列殺戮之後，近乎絕望地寫道：「我覺得中國人特別有一種殺亂黨的嗜好，無論是滿清的殺革黨，洪憲的殺民黨，現在的殺共黨，不管是非曲直，總之都是殺得很起勁，…… 把殺人當做目的，……盡量地滿足……殘酷貪淫的本性。」（參見張菊香編：《周作人散文選集》，百花文藝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P170 ）只要獨裁製度不滅亡，恐怖統治就不會消失，濫殺無辜的野蠻也不會根絕。
縱觀中共的歷史，其對內殺人並非始於「六四」，至少從肅AB團開始，中共就在製造大冤案，延安整風也製造了眾多冤魂，掌權之後的階級滅絕就更肆無忌憚，鎮反、三五反、反右、大躍進、四清、文革，一路鎮壓過來，直到用全副武裝的軍隊屠殺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與平民。因爲，暴力性的整肅和鎮壓是中共得以奪權、掌權、維權的秘訣之一。
與此同時，受難者討還公正之路的漫長和艱辛也是必然，被□辱遭迫害的國人的自發抗爭已經持續了數代人，還將繼續下去，直到恐怖政治被終止和人權至上被確立。
二 兩大慘案和兩個政府
在眾多六四死難者中，我之所以單獨挑選段昌隆來爲文，絕非因爲他是名門之後，而是他的受難讓我想起中國現代史上的另一著名慘案，並通過類似事件的歷史對比來凸現當下中國的現實。
1926 年，也就是六四大屠殺的63年前，中國現代史上也發生過一次政府對學生的著名屠殺，史稱「三。一八慘案」。死於六四屠殺的段昌隆，他的叔祖父段祺瑞執政的北洋政府，曾在官邸前鎮壓徒手請願的學生，打死47人，傷200多人，死難者中有一名女學生叫劉和珍，因魯迅的沉痛悼文而名垂青史。
一個必須對屠殺負有責任的政權及其執政者，該如何面對這罪惡，不僅檢驗著政權本身的善惡，也檢驗著執政者本身的爲政之德和人性之有無，更能突現出歷史的進步與倒退。毫無疑問，兩次屠殺皆是大罪惡，但兩個時代的兩個政府──軍閥混戰時代的北洋政府與和平建設時期的中共政權──對這罪惡的態度卻迥然不同──今天的中共政權遠不如當年北洋政府。
回到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儘管，當年的北洋政府是軍閥政權，段其瑞本人也是著名軍閥，其執政時期的獨裁和亂相頗受病垢。然而，執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衛隊打死徒手請願的學生之後，隨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之後又處罰了凶手，並從此終生食素，以示懺悔。
中國知識份子和媒體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社會良知，用同仇敵愾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蔣夢麟、王世傑、聞一多、梁啟超（剛剛動過手術、正在住院）、許士廉、高一涵、楊振聲、□叔華等著名知識份子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劉半農作詞、趙元任譜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魯迅先生更是激憤不已，爲此而終止正常創作，就此慘案連續寫了七篇檄文，名垂青史的悼文《紀念劉和珍君》便是其中之一。
當時，諸多媒體加入譴責屠殺暴行的行列，如《語絲》、《國民新報》、《世界日報》、《清華週刊》、《晨報》、《現代評論》等，特別是邵飄萍主持的《京報》，大篇幅地連續地發表消息和評論，廣泛而深入地報導「三。一八慘案」真相，在慘案發生後的12天內，就連續發表了113篇有關「三。一八慘案」的消息、評論、通電，《京報。副刊》也發表了有關文章103篇。
慘案發生後，北京各高校和大學校長、教授也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的。時任北大校長的傅斯年在昆明見到對慘案負有直接責任的關麟征，傅斯年第一句話就是：「從前我們是朋友，可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沈默嗎？」1926年3月23 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爲亡靈們舉行萬人公祭大會。北大代校長的蔣夢麟在會上沉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他說到這裡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強大的民意壓力也啟動了半死的國會和司法，曾被譏爲「花瓶」的國會也破天荒地召集非常會議，通過了屠殺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京師地方檢察廳對慘案進行了調查取證併發表正式檔認定：「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侵害之行爲，而衛隊官兵遽行槍斃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條之重大嫌疑。」由此可見，當時中國，還多少有些議會政治和司法獨立。最後，執政府的國務院總辭職，執政段祺瑞頒布「撫恤令」。
儘管如此，也沒有最終保住民心盡失的軍閥政權。因爲，對於一個政府來說，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學生與平民百姓開了槍，不僅踐踏了爲政之德的最低底線，也越過了維護社會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爲三月十八日國務院殘殺事件忠告國民軍書》中所言：屠殺學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與期望之損失是無可估量，也無法挽救的」。所以，在屠殺發生後不到一個月，段祺瑞政府就在遍佈全國上下的抗議聲中於1926年4月倒臺。而國民黨北伐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軍事上獲得蘇聯的大量支援之外，國民黨相對於軍閥政權在政治道義的優勢，也是其取勝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說，段祺瑞軍閥政權的合法性資源，已經因「三。一八慘案」而喪失殆盡。
總之，在發生「三。一八慘案」的1926年，中國雖然因軍閥混戰而亂相叢生，但那畢竟還是個有些許言論自由、議會政治和司法獨立的時代，政府合法性的來源多少還有主權在民的影子，所以，踐踏了最低的爲政底線的政府暴行不可能暢通無阻，殺人者也不可能仍然大權在握且滿世界招搖，並用「穩定」之類的理由來炫耀臉上的血污。
（以上史料，請參見：付國湧《三。一八槍響之後》，摘自「文化先鋒網www.whxf.net；吳言《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慘案七十三週年祭》，載於《二十一世紀》1999年6月號；《」三。一八「慘案資料彙編》，江長仁編，北京出版社1985年出版）。
無論在當時還是在掌權之後，中共爲了自我美化，也常拿「三。一八慘案」大做文章。毛澤東在把魯迅塑造成革命文化的「偶像」的同時，魯迅的名文《紀念劉和珍君》也被編進了中學課本。正因爲魯迅爲「三。一八慘案」寫就了這篇著名禱文，「民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才變成民族記憶的一部分。
然而，丁子霖女士等人收集到的證詞和難屬群體長達十五年的抗爭，蔣彥永大夫前不久給中共高層的公開信（截至3月19日，已經有上百篇讚揚蔣大夫的文章、近五千多個支援蔣大夫的簽名），多份在網際網路上流傳的當年親歷者的回憶……已經見證：在六四慘案中，中共殺人更多、手段更殘忍，不僅有夠韉鍛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