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工廠裡部分職工發牢騷時會說起「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話頭。這頗有點「極左」的味道，大有文革遺風。其實深入考究還是有點道理的。過去國有企業的慣例，每年要召開一次職工代表大會，審議廠長的行政工作報告。合資以後這個慣例悄然發生改變，原來的廠長、如今的中方總經理，並不提請大會審議行政工作報告，只是向大會「通報」。一詞之改，徹底否定了職工的主人翁地位。也就是說，職工們對企業的經營決策再也沒有發言權了。
不管過去在國有企業裡職工是否真正成為過「主人翁」，至少在理論上沒人敢於否認這一點。合資之後名正言順地否認了職工的主人翁地位，職工與企業的關係也赤裸裸地變為雇佣和被雇佣關係。原先所講的奉獻精神、發揚風格，已經從企業管理者口中消失。職工也明白了「公司不相信眼淚」，不再指望「依靠組織、相信組織」，職工逐漸地接受了競爭、淘汰、解除合同這些冰冷的詞彙。親密無間的同志關係沒有了，干群關係也代之以等級森嚴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關係。整個企業唯上是從，唯洋是從，即使只是一個組長，也是不能得罪的，否則，在年底的「人事評價」中，組長那一票就足以讓某些人待崗、息崗、下崗。獨立思考幾乎被排斥乾淨，人與人之間的親善、關愛、幫扶、體貼、友好、同情，幾乎被猜忌、中傷、排擠、傾軋所取代，人身依附，人格扭曲，人性中一些醜惡的東西沉渣泛起，人際關係令人窒息。
法國思想家、著名詩人雨果說過：「人有了物質才能生存，有了理想才能生活。」生活不僅僅是活著，有質量的生活意味著活得有希望、有尊嚴、有成就感、有發展前途。毛澤東說過，人是要有點精神的。這點精神是什麼呢？這一直令我苦悶和彷徨。
改革開放之後，人們的物質生活普遍得到提高。在物質匱乏年代每人每月二兩食用油，過年過節供應半斤肉、幾兩魚，外加一小包黃花木耳，需要排幾個小時的隊。永遠成了歷史。很多人為徹底擺脫貧困而慶幸，同時又為某些逝去的東西而苦悶。當然也有仍然陷入困頓和窘迫的人們，上千萬失地農民，上百萬下崗失業的工人，他們既要經受精神上的苦悶又要承受經濟上的壓力。據說這些屬於「陣痛」。可是我經常在想，為什麼總是直接創造財富的工人和農民承受「陣痛」，這「陣痛」是不可避免的嗎？能不能縮短這「陣痛」的時間呢？
我的標題中說我的信仰受到傷害。有人會嗤之以鼻，都什麼年代了，還講信仰？可我就是不能忘懷，從「革命軍中之馬前卒鄒容」到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從李大釗到方志敏，乃至周文雍、陳鐵軍、江竹筠，許曉軒，陳然 …… 一長串不朽的名字熔鑄成了凝固的記憶，就像天安門廣場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字，光照千秋。曾讀過一首名為《新的囚徒》的詩，前面幾句是這樣的：「哦，祖國/我苦難的親娘/為你五千的高齡/已經犧牲了多少英烈/為你億萬年的偉業/還要屈死多少忠良/我們噙淚低吟民族的史冊/但見報國誌士總是含冤赴刑場/……/拼我們的頭顱/奠定幸福的金字塔/灑我們的鮮血/染成紅旗萬載飄揚……」
我經常想，如果改革之初我們就清醒地強調信仰，就明確提出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以及以人為本這樣的「科學發展觀」，我們的「陣痛」會不會小一點，會不會短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