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比較流行的鎮壓有理論主要有兩條：
1、經濟發展論
2、學生示威非法論
對於第一點，包括了「中國分裂論」。杞人憂天者們，擔心「六四」不鎮壓會引發像前蘇聯一樣的分裂危機。這一點，安田在《駁「『六四』鎮壓有理」說》中，已經有了較詳細的駁斥，不再贅述。現在需要說明的，就是一大批在國產私有化過程中既得利益者，以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成就，來論證共產黨當初鎮壓的合理性。更有甚者，以此得出「專制優於民主」的謬論。
對這樣的謬論，張三一言先生在《「民主無助於經濟發展」是陷阱》一文中，有了精闢的駁斥。其主要觀點有二：
一、民主的目的不是發展經濟
張三一言先生說得很明白：「經濟發展由經濟制度與政策決定；社會發展由政治制度和政策決定。」
二、民主與經濟發展是一種良性互動的關係
相對而言，專制與經濟的發展，就是「矛」與「盾」的關係。
安田想針對「六四」屠殺特別說明的就是，中國經濟的發展恰恰不是「六四」鎮壓的結果。
何以這樣說？從政治方面看，六四鎮壓結果是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派全面失勢。鎮壓的主導者，是以李鵬為代表的保守派。相對而言，現在中國私有化的經濟政策更接近改革派的經濟路線。這是一個很滑稽的結果：六四鎮壓的政治得益者竟然拋棄了自己的經濟主張，改而採用被打倒的改革派的市場經濟路線。這不是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其實一點也不奇怪，因為這樣的路線是「六四」鎮壓後，共產黨政府化解合法性危機的唯一出路。這樣很簡單的道理，那些鎮壓有理派們竟然視而不見。搶了別人的桃子，還說搶得有理。和祖師爺毛澤東當初養精蓄銳搶奪中華民國抗戰成果相比，毫不遜色。
也許有人會說：「六四」後經濟發展，是鄧的南巡講話的結果。那麼，這些朋友也就同意了這樣的事實：「六四」後到92年講話之前，中國經濟發展很蕭條。那麼，到底是那三年經濟情況更能代表「鎮壓者」，還是92年以後，因為鄧的恨話「誰不改革誰下臺」而不得不重新啟動的經濟改革更能代表「鎮壓者」們的經濟政策？當然鄧是鎮壓的最大得益者，他支持經濟改革。問題是，既然鄧的南巡講話是被鎮壓下去的改革派的主張，那麼「六四」不鎮壓，改革派上臺，中國豈不要早三年實行後來被「鎮壓有理派」們引為自豪的經濟政策嗎？如此說來，「六四」鎮壓至少讓我們的經濟發展落後了三年。
其實，現在的經濟發展到底是否一定像宣傳的那樣好，中國人心知肚明。安田唯一感到可惜的，就是一個好的經濟改革政策白白地被誤用在一個專制國家了。我們只要回頭看看趙紫陽的十二大報告，就會明白：相對於那篇既有經濟改革方針又有政治改革方向的文件，中國現在的一點點經濟成就，實在是得不償失。「六四」鎮壓的結果，是放棄了政治改革。就像一輛雙輪的車子，掉了一個輪子還在跑，看起來跑得很快，其實是下了道。中國現在的社會矛盾，遠遠超過了89年。這就是單輪發展的代價。
由上所述，目前這樣的經濟成果，不僅不是「六四」鎮壓有理的依據，反而是鎮壓無理的佐證。
駁斥完「經濟論」，安田回頭駁一下廣泛流傳的「學生示威非法論」。這個論點看起來有模有樣：不是都承認應該建立法治社會嗎？那麼，學生沒有按照「遊行十條」的要求，擅自遊行罷課還佔據了天安門廣場，豈不是「違法」行徑？而政府的戒嚴令是依法行事。
為了反駁這種觀點，王丹曾經說過一句遭人詬病的話：「惡」法非法。王丹這句話的毛病就在於：作為約束「自由」的法，不能用道德體系「善惡」觀判別。
在民主政體裡，有相互獨立的立法和執法機關。對於立法者來說，制定一條法律，必然有他的理由。這樣的理由也許有對錯，但憑此而生的法律卻僅僅是一條行為準則。你不能說因為這條法律對你不利，就說是「惡」法，因為法的解釋權掌握在立法者手中，其他人等無權干涉。退一步說，即使是「惡」法，也不能說就是「非法」。難道「惡」人就「非人」了嗎？王丹的說法，無故讓「六四鎮壓有理派」抓住了把柄。
作為安田的理解，王丹原意可能並非這四個字。他想說明的應該是：六四學生「違法」示威合理－－因為專制國家的法，是法制而非法治。一字之差，謬之千里。
簡單地說，法制就是一個國家的法律制度。任何政權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都要搞的一套。在專制體制裡，由於法律的制定者和執行者是統一的（專政者），所以，必然存在著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統治階級。由此帶來了法律的偏向性（但不能說是「惡」）。比如秦朝的《秦律》規定：戍卒誤期當斬。陳勝吳廣被徵募防守漁陽，因為大雨耽誤了行程，即使到了目的地，也得被處死。這樣的法律，不應該違反嗎？所以，陳勝吳廣起義合理。因為那樣的法，是根本不考慮民意基礎的專政工具，被專政者（社會中沉默的大多數）對於一條強加於自己頭上的套索，當然有取下它的天賦人權。這就是專制社會法制的死穴。如果剝奪了被統治者打爛這個工具的自由，那麼，我們今天依舊還應該生活在秦朝，遵守著秦律。那樣，說不定現在就是「秦萬世」的天下。
這樣想一下，要十五年前的學生們遵循獨裁專制的共產黨用來裝門面的「遊行十條」－－至今好像也沒有誰通過這條法律申請到遊行准許證（黨的計畫內遊行除外）－－也就不難理解其荒謬性了。那些以「學生違法在先」為理由，贊同鎮壓的血債同謀者們，在找出更好的理由前，是不是可以考慮閉嘴了？
起步於法制的法治，與法制是不同的概念。它是民主社會下，法律制度的特殊狀態。法治下的法制不再僅僅指現存的法律和法律制度，而是指一種結構。這個結構的突出特點在於：法律的至上性、自治性以及公正性。法律至上性，意味著把社會所有階層的人都壓在了法律的底下，強制性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都得仰頭看她。也許各個人脖子仰視的角度不同，但面對法律的方式都一樣。這一點，就保證了社會的民主色彩。
而談到法律的自治性，不得不提到昂格爾定義的四個方面（不詳述）：
1、法律脫離宗教道德體系，成為世俗行為準則；
2、國家有一套獨立審判機構；
3、法律推理風格自治，不同於科學解釋以及倫理、政治等論證方法；
4、存在一個特殊職業集團，操縱規則、組成法律機構以及參加法律訴訟。
由此可見，中國的法制，別說「六四」時期，就是現在，也完全沒有做到「自治」這一條。何談法律公正？因為，離開了至上性和自治性，就不可能有法律的公正性。顯然，只有法治具有這樣的公正性。所以，我們也就不難理解，應該遵守的是什麼樣的法，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只有三權分立的民主社會裏的法治才可以保證法律的公平。
法治表現在國家政治生活上，就是法律對政府權力（行政）的約束。這樣的約束，是一種透明、穩定和理性的約束。對比一下，「六四」時的中國又有哪一點符合這樣的法治精神？對於一個專制社會，無論它的法律多麼地健全，也只不過是研究出了新式的刑罰工具而已。這樣的法律，和陳勝吳廣時代的《秦律》沒有本質的區別：統治階級用來壓迫鎮壓人民的工具，而不具有法治的公正性。
由以上對法制和法治對比分析，我們不是很容易得出「六四」學生「非法」遊行的合理性嗎？
那些以謊言欺騙人民的專制政客們，實在可以休矣！其實你們比誰都清楚：「六四」鎮壓，於情不容，於理不服，於法不符！你們所需要的只是一點點做人的良心以及對蒼天悲憫的相信：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Apr 2 2004
(博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