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為什麼要這樣做，因為他認知到，"在遵從政黨之外有更崇高的職責，我們將國家放置於政黨之上。"
當時我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不僅美國，所有民主國家的選舉，關鍵不看勝利者，而是敗選者，能不能尊重法治，視國家利益超越黨派之爭。"
戈爾所以做到了，當然有他本人的民主素養等因素，另外更重要的是，在民主制度比較成熟的美國，如果戈爾不這樣做，而採取街頭運動，煽情抗爭，結果將會嚴重傷害他所屬的政黨的前途，所以連他的黨內同仁也不會允許。更關鍵的是，美國的輿論、民意更不會允許，連認同戈爾所屬政黨理念的報紙、電視等媒體，也會出於愛這個國家，而不會贊同。這種大環境的制約，也迫使戈爾既不能那麼想，更不能那麼做。
臺灣這次選舉糾紛，最後如何解決，是趨向北京式的清算，還是美國式的真正尊重?凍蒜?和法治，真是"臺灣第一次，世界都在看"。
（原載臺灣《自由時報》 2004 年 3 月 29 日鏗鏘集）(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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