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住過的那個江南小城,有兩棟用大型砌塊蓋成的四層樓房,人稱「大塊樓」。大型砌塊就是用水泥加礦渣製作的混凝土砌塊,A2紙大小,灰色,看著像大塊的臭豆腐乳。兩棟樓都是那種方頭方腦,像個巨型火柴盒子似的所謂包浩斯建築。建築學上認為,包浩斯建築代表了平等均富的社會主義思想,體現了簡潔純樸的平民建築風範。這當然是西方人的「認為」。在西方國家裡,城市建築風格五花八門,偶爾出現幾棟包浩斯,有耳目一新之感。可是,當一座城市除了包浩斯,沒別的式樣的樓房時,你就會覺得那城市單調乏味,像座兵營。那個江南小城就是這樣一座「兵營」。只不過,在成排成列的紅磚包浩斯的包圍中,突然出現兩棟砌塊不同、灰不溜秋的建築,在視覺上就比較特殊。「文革」期間,你要是來到我們市,想找那兩棟樓的話,無需出示區名樓號,只需隨便找個路人,問「大塊樓在哪兒」,十有八九能得到正確答案。
這兩棟樓,坐北朝南,相距三十米,北面一棟編號為七號,南面一棟編號為八號。每棟樓有32個單元,平均算下來,兩棟摟共住了64戶人家。用平均一詞,是因為有的單元住了兩戶,有的一戶住了兩個單元,例如大公司的經理和書記。他們都住在七號樓的東門洞,是隔著樓梯間的鄰居。他們的樓下住著政治部主任,樓上是大公司機關黨總支書記。總之,那棟樓住的都是大公司的首腦級人物,級別最低的也是處長。在南面八號樓住的,除了兩個處長以外,其餘都是機關的一般幹部,像科長、科員、工程師等。這兩棟樓的幹部分布,依級別而論,除了北高南低以外,還有一個特點,東高西低,因為東面靠著一條南北向的馬路,交通方便,向北300米可到大公司,往南300米可到設計院;而西面靠著一個高土坡,陰暗潮濕。所以,像「大塊樓」這類包浩斯建築在那時的中國,並不能讓人想起「平等均富」這四個字來。
我父親是工程師,「文革」前每月拿一百多塊錢的那種老工程師,在一個建築公司工作。前面提到的「大公司」就是那個建築公司的總部機關,有許多科室。該公司下設六個分公司,總共有七千職工,但像我父親那樣的工程師不超過20。也許是黨的知識份子政策的緣故吧,我家住在八號樓的三層,而且是東門洞。我家樓下是個處長;處長的樓下是科長。一般認為,在一棟四層樓房裡,三層不如二層,但比一層好。所以,那個時候,我父親的福利待遇應該是在科長之上、處長之下的。當然,這都是「文革」前的事情了。
從1965年到1971年,我在「大塊樓」度過了六年的時光,從一個10歲的孩子長成了一個16歲的年輕人,不,一個老人。這裡的「老」,是老氣橫秋的 「老」,老於世故的「老」,老姦巨滑的「老」,老而不死是為賊的「老」。是的,我從來就沒有年輕過;我好像從一懂事就老了,就知道見人說人話,遇鬼說鬼話,逢人開口笑,過後常提防。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我從來就沒有體會過,我無法把那段日子和陽光聯繫到一起。在我的記憶中,那段時光是灰色的,一如那些大型砌塊。
說來奇怪,我對「大塊樓」前塵往事的回憶總是從我家樓下的處長開始。「文革」期間,他是那兩棟樓裡第一個死掉的人,死於自殺。那應該還是在「評《海瑞罷官》」期間,「文革」還在山雨未來風滿樓,他卻未雨綢繆,先走了。他家兩個兒子都是我的朋友,一個比我大一歲,叫為群;一個比我小一歲,叫為東;另外還有一個小几歲的女孩。我清楚地記得,那天一大清早,我們樓下忽然四處佈滿了背著卡賓槍的民兵。我從三層樓到二層樓的樓梯間的水泥格窗往外張望,心裏非常緊張,以為是來抓我父親的。我一直覺得父親像個國民黨特務:瘦削臉,戴眼鏡,穿一身藏青色毛料中山裝,脖子上圍一條米色的圍巾。那時我已經知道我們家的成份不好,是地主;父親有托派和叛徒嫌疑。叛徒就是甫志高,這我很清楚。父親那副長相和打扮就像甫志高。但是,托派是什麼,我不知道。
民兵沒有上到三層來。和我住同一層的朋友小忠子告訴我,是樓下為群家出事了。我們一起下的樓。到了二樓,有民兵站崗,不能近前。只好下到樓底,仰頭朝上看。為群家門開著,一些人進進出出。為群媽是個小學校長,個子不高,皮膚很白,那天眼泡是腫的。為群兄弟倆都沒露面。除此而外,我什麼都想不起來了。
為群是我們那樓上幾個孩子的頭兒。平時到哪玩兒,玩什麼,我們都聽他的。他人長得白淨,文雅,從不說髒話,也不和人打架。後來得了慢性腎炎,失了學,長期養病,就不和我們玩了。他住院期間自修了許多馬列主義教程,水平很高,據說病房裡的大人都辯不過他。「文革」後恢復高考,他缺課太多,沒參加高考,在一個廠裡當工人。
為群父親死後,他家給調搬到七號樓西門洞二層一個單元裡,房子少了一間。我家樓下就換了主人。戶主仍然是個處長,保衛處的,來自淮北蚌埠。家有三個孩子,老大和我三哥同歲,67屆初中生;老二是個女兒,和我姐是初中同班;老三比我小几歲。我三哥68年下放當知青的時候,他家老大光榮參軍;我姐初中畢業不准升高中被迫下放,他家女兒到鄰市一個勞改系統的汽車配件廠當了電工。俗話說,人比人,氣死人,哪朝哪代都是這樣。不過,還有一句,風水輪流轉。張鐵生交白卷那年,我姐從農村考進了師範學院;他家女兒卻出了事:車間黨總支書記以入黨為誘餌佔有了她,兩人在一起亂搞的時候被人捉了姦。保衛處長受不了這奇恥大辱,跑到傳說李太白酒後跳長江撈月的懸崖頂上,想跳下去,但又缺乏勇氣,在那裡枯坐了一下午,天快黑的時候才被人找回來。
那個年月,死人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為群父親死了沒多久,我們樓洞的底層又死了人,是個小孩,剛五六歲吧,死於事故。我們樓的南面在蓋一個會堂,一個下水道的探井的蓋打開後沒蓋上。那孩子倒拉著個木頭做的玩具車,一下掉了進去。吃飯的時候,孩子沒回家,大人四處找,發現那井邊的玩具車,這才懷疑孩子掉到井裡了。打撈孩子的時候,我們都跑去看。我看見一個大人在井裡面操作,黑乎乎的糞水在他雪白的肩頭上湧動。
孩子媽嚎了好多天,也不流淚,只是不停地唱歌,唱「兒怎麼這麼狠心吶,也不等媽,丟下媽一個人走哇--我的兒。」兩棟樓的家庭婦女都聚集到她家陪著哭。我母親是護士,只去探望了一下,沒有陪著哭,更沒有流淚。我感到很丟臉,心裏很怪罪我母親。那家的大兒子名叫玉順,比我小一歲,常在一起玩。他還有個妹妹,叫玉蘭。死的是小兒子。那時的女人,上班的不多,大多數是家庭婦女。下午放學的時候,常見她們在一起聊天,紡毛線,納鞋底,有時也學習報紙。組織她們的,是一個小腳老太,住在七號樓底層最東面一家。
有一天,大概是1966年的夏天吧,小腳老太忽然叫我到她家去。一個穿白制服的警察坐在她家的飯桌旁,大蓋帽放在飯桌上。他問了我一些問題,然後訓了我一會兒,就讓我走了。我那時大概算是個壞孩子,經常被班主任在課堂上點名批評。有一次還被叫到講臺旁邊站著,班主任當著全班同學的面數落我,罵我肥頭大耳。可是,被警察找去訓話,這還是第一次。我非常害怕,回家沒敢說,心想這下闖了大禍。深夜,我被弄醒了,父母隔著蚊帳,板著臉,問我警察找我幹什麼。我說是為一首歌謠。 「什麼歌謠?!」我毫不知羞恥地念道:「紅頭老將軍,帶領五萬茅草兵,攻打八國陣,活捉崴崴兵」。父親問我從哪裡學來的,我說了一個人名。又問都說給誰聽過?我又說了個人名。父親厲聲道:「以後不要念了!」又轉頭對我母親說:「這孩子,像個土匪!」兩人就走了。從那以後,再也沒人提起過這件事情,就好像從來沒有發生過似的。
小腳老太住的七號樓的三層上,有個小名老黑的大孩子,黑得像鐵塔,膀大腰圓。他如果沒死的話,應該是六八屆初中生。我跟他有過交易:用二副可做彈弓的上好牛皮筋管換得了他的一把火藥槍,是他自己做的。「文革」武鬥興起後,市場凋敝,煤炭供應緊張。我常帶著那把火藥槍,別在腰裡,一個人夜裡二點摸黑去煤店排隊。其實那槍根本沒有用--槍栓沒有彈簧,老黑答應了給,但又賴帳,一直沒給。武鬥那年酷暑,老黑拎了一桶水,爬梯子上房頂佔地盤,澆涼,好讓一家人晚上睡覺,下來時大意了,腳下一滑,從四層樓上倒栽蔥摔了下來。我見到他時,四個大人用門板抬著,從我面前飛跑過去,老黑仰面躺在門板上,一條腿還在動,像螞蚱一樣。
武鬥的時候,火葬場不開門,只好土葬。那天夜裡,燈火通明,兩棟樓還在家的男人(有些人家為躲武鬥逃到外地去了)差不多都來為老黑做棺材。大家從會堂工地拖來圓木,嘿呦嘿呦地拉起大鋸,將圓木鋸成厚板,幹得熱火朝天。三百米遠處的大公司機關樓正被P派佔領著,高音喇叭裡喊著口號。遠方地平線上,時而傳來機槍點射的咕咕聲,時而有信號彈在夜空中劃過。老黑的棺材做得非常厚實,要八個人抬。不知現在爛光了沒有?那家人的孩子裡就老黑一個男的,其他都是女的。
老黑死於大意,但也和他膀大腰圓有關。質量大,勢能就大,落地時轉化為動能,焉有不死的?七號樓底層住的政治部主任,從老黑摔下來的同樣高度、同樣地點往下跳,卻沒摔死。他又小又瘦,相貌有些像電影《大決戰--遼瀋戰役》裡的林彪,也喜歡披一件大衣。那天往下跳,忘了脫大衣,下降途中,被風一吹,大衣張開來,相當於降落傘。結果,政治部主任只摔折了一條腿。但是,畏罪自殺的帽子還是戴了許多年,直到「文革」後才平反。
能當政治部主任的,自然根紅苗正,職業就是整別人,「文革」初期的造反對他也沒有什麼衝擊,所以,他整人行,被人整不行。我們樓後面的那個會堂是磚木結構的,在「清隊」時期(1970年前後)的一天夜裡,突然失火,偌大一個房頂燒得精光。就懷疑是階級敵人破壞,大辦學習班,抓了許多人,包括大公司的經理。政治部主任也受到懷疑,因為他在偽滿洲國上過日本人辦的高中,會說日語。於是,就跳樓。我猜想,他一定是受了老黑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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