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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文化批評家
陳黎：北京青年週刊記者
時間：2004年3月17日晚10點∼11點
地點：北京∼上海
陳黎：你個人感覺大眾傳媒是如何報導馬加爵事件的？表現出一些什麼樣的特質？
朱大可：事實上我非常注意觀察媒體對馬加爵事件的報導。最令人震驚的是：四個受害者，根本沒有人去關心。幾乎所有的媒體對此都表現出令人吃驚的冷漠！馬加爵事件本身已經變成公眾的一場狂歡，它就是一個公眾娛樂節目，這就像美國打伊拉克一樣。它已經超出了法律或道德事件的範疇。如果它是一個道德事件，媒體或公眾就會驚呼：「這個人真是壞啊！壞透了！」一定會用這種詞的。可現在，說馬加爵壞透了的人越來越少。就算有人說過，也只是說說而已。大部分人對他的評價，就是覺得這個人很奇怪，很特別，也很好玩。媒體關於被害人的報導，幾乎少到可以忽略不計的程度。我看到的只有很短的一篇，也只是輕描淡寫而已。被害人的相片，他們的生平情況，他們的父母對孩子被害是什麼感受？我沒有看到過這樣的報導。由於媒體的引導，公眾關心的焦點是：馬加爵究竟為什麼要殺人？他是怎樣殺的？殺人過程中他採用什麼方法？又出於什麼樣的心理和動機？他逃到哪裡去啦？有沒有被抓住啊？怎麼把他抓住的啊？誰舉報他的？他有沒有反抗啊？諸如此類。這裡面充滿了戲劇性和娛樂性的元素。於是問題就出現了，居然沒有人去關心被害者，關心他們的身世，更沒有人想要去慰藉在痛苦中輾轉反側的死者家人。媒體有時需要裝正經，公眾則早已現出了赤裸裸的狂歡表情，無論如何，他們狂歡的本質是相同的！這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這個社會已經放棄了基本的道德同情心，所有人的關注焦點之集中在殺人犯身上，使整個事件演變成了一場全民狂歡。
陳黎：這麼說媒體的報導完全是娛樂性的？
朱大可：對啊。如果說有道德心的話，必然要關心被害者。無論如何，在一個比較正常的社會，關心殺人犯和關心被害者最起碼應該是同等的；而在一個更為健康的社會，被害人應該受到更多的關注。中國人的「看客心態」，魯迅早年就揭示過。他的小說《藥》是一個例證。這次「馬加爵狂歡」，是《藥》年代的某種延續，只是主人翁有革命者換成了殺人犯，但它同時也帶有「媒體資本主義」的鮮明特徵。這種把凶殺事件娛樂化的傾向，特別是把極端的死亡事件娛樂化，西方相當普遍。最典型的就是美伊戰爭，人們不管它是正義還是非正義，也不管到底它死了多少人，有多少人流離失所，受盡苦難；人們只關心發了多少枚導彈，出現了多少個彈坑，新式武器的神奇技術效能，如此等等，完全沉醉於對轟炸現場的美學觀賞之中，從中獲得極大的娛樂快感。薩達姆在地洞裡被捕的過程也是如此。一場貓捉老鼠的遊戲逐步走向了高潮，接著是獄中書信、審判、死刑，新聞事件迅速轉變成變成了一種不知結局的、跌宕起伏、高潮頻現的電視連續劇。甚至有人說馬加爵怎麼那麼快就被抓住了？怎麼這麼輕易就範？他為什麼沒有進行反抗，就像薩達姆當時沒有反抗一樣，很多人說薩達姆至少應該打死幾個美軍。他們的表現很令人失望，這是共同的看戲邏輯在發揮作用。在晚期的資訊資本主義時代，大眾傳媒扮演了導演的角色，它必然要密謀、組織並參與到公眾的狂歡中去。
陳黎：媒體報導的道德感是如何弱化的？
朱大可：今天的大眾傳媒的道德界限已經非常模糊了。正義性、道德感、是非標準，這些倫理學範疇的東西在這種過程中都被省略了。過去面對一個突發的血腥事件，人們首先是進行道德判斷，媒體報導這類事件用的詞通常是「殘忍的」、「卑劣的」、「下流的」、「無恥的」等等，媒體扮演了正義審判者的角色。現在這種詞用的越來越少了。媒體沒有說馬加爵是殺人魔頭啊，他們用的是比較中性的詞，因為媒體完全懂得公眾的心理。甚至有人問有沒有人給馬加爵寫情書呀？聽起來很「無恥」的問題。老一輩的人會這樣質問說：這樣的人你能給他寫情書嗎？你寫得下去嗎？你的手難道不顫抖嗎？但到了晚期資本主義時代，道德作為社會調節器的功能已經非常弱化了。這是一個重要的變化。
陳黎：這種變化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發生的？有什麼標誌性事件？
朱大可：在 90年代，如果那個事件和國家利益有關，民族主義者會產生極大的道德義憤，比如美國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或者是海南撞機事件。但「馬加爵事件」與民族主義無關；伊拉克事件肯定是一個全球性標誌，但它沒有發生在國境內，中國人是袖手旁觀的看客，所以它仍然只是非道德性的娛樂事件。中國本土的新聞娛樂化，這個轉折點也就在這一兩年。這可能就是「零年代」的特點。「零年代」是我對21世紀前10年的命名。在「零年代」裡，所有的一切都歸零了，包括道德在內。馬加爵事件使我非常強烈地意識到，對於一個凶殺類的、包含濃烈道德元素的事件，最後被徹底娛樂化了，成了一場集體的狂歡，變成了娛樂性消費的盛大對象，這一切可以說是從馬加爵開始的。後現代時期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就是道德感的弱化。在某種意義上講，媒體就是一種溶劑，它把什麼都溶解了──把各種道德化的、堅韌的、有刺的東西，全都溶解成一團模模糊糊、曖昧不清的東西，他必須保證你吃下去無害。有道德感的東西是有害的，它會讓人生氣、痛苦、不快活、以及產生各種反抗和改造的慾念。現在人們要的只是輕鬆快活。經過媒體的無害化加工之後，人們吃著就覺得比較舒服，這也是現代犬儒主義的一種精神特點。
陳黎：你說馬加爵事件是轉折點，你認為以後會不會有更多類似的媒體行為？
朱大可：那當然！媒體會越來越起勁，媒體需要這種突發事件來刺激受眾。甚至有些媒體在蓄意製造這種東西。現在出來馬加爵這麼好的新聞賣點，真是天賜良機，媒體當然會大肆渲染。但無論它怎如何炒作，它都無法擺脫道德歸零的立場，也就是蓄意把凶殺事件中的道德元素下降到最低。只有這樣把它才能變成無害的新聞，公眾也才會以享樂的心態來消費它，媒體的市場才會變得越做越大。馬加爵事件是一個里程碑，我敢預言，此後，如果再有類似的事件發生，一定會再度成為公眾狂歡的對象。一個反面的例子是，在央視的春晚上，主持人倪萍至今還在孜孜不倦地煽情和擠觀眾的眼淚，結果每次都成了公眾的笑柄。
陳黎：對，你看現在大量的報導都是馬加爵落網過程、他的逃跑路線、舉報人是怎麼發現他的，諸如此類。
朱大可：是啊，這些都是娛樂。這種娛樂化與國家的需要是密切相關的。以前類似的事件也沒有新聞發布會，沒有這樣大肆地張貼通緝令，一直貼到家喻戶曉為止，也沒有這樣動用這麼多的警力，更沒有如此大規模地動用過公共平臺。政府的這種全新的行政手法、事件的高度透明化，為媒體和公眾的資訊狂歡提供了必要的素材。我認為馬加爵事件也是新聞報導模式的一個轉折點，國家主義話語進行了自我調整，儘管動機與媒體不同，但它也同樣需要降低道德感。因為道德這個東西是雙刃劍，它會觸發人們對國家體制和社會疾病的各種聯想。例如孫志剛和黃靜案件，所以它寧可讓媒體來使它娛樂化，這種無害化的新聞消費，能使極端新聞變得更加安全。娛樂化就是等於給那些惡性事件新聞上了安全套。
陳黎：大眾又是怎麼一步步走向狂歡的？你和張閎一起編過《21世紀文化地圖》，能不能給我們簡單畫一幅大眾的狂歡路線圖？
朱大可：在中國文化的視野裡，最早進入狂歡狀態的是王朔。他利用反諷和戲擬手法，讓大眾通過他的電視連續劇進行了小規模的狂歡。90年代初《編輯部的故事》，是作家以個人話語方式對公眾產生影響的範例。他反諷式話語開始到處氾濫，這種話語原本屬於北京的一個亞文化社群，最後卻變成了全國人民的話語方式。這是公共話語狂歡的第一階段，貫穿了整個90年代，一直到周星弛的《大話西遊》為止。《大話西遊》在98年上映，人們真正看懂它是在2001年，那時就在全國範圍內蔓延，中國開始進入「大話時代」。「大話時代」的標誌是對經典文本進行褻瀆性的解構，手法大都是戲擬，什麼《祥林嫂炒股》啊、《為人民幣服務》啊，就是讓一個嚴肅的經典人物或一種經典政治理論變得滑稽起來。最近不是出了一個李文版的《狂人日記》嘛？這個就是《大話西遊》的延續。大話時代有好幾個階段，最早是文字戲仿，後來出現了「大史記」《分家在十月》,央視的一幫人搞的，屬於活動影像類的戲擬，把電影《列寧在十月》拿出來把玩一番。現在網上流行「酷索」（KUSO），是對平面圖片進行戲擬和改寫，比如把周星弛的圖片截一段，上面放另外一句話，對圖片進行解構，重新建構其語義。去年整整一年就是「酷索年」，網上鋪天蓋地的全是酷索圖。這些都是大眾狂歡的方式，大眾通過這些手法消解了國家主義話語的嚴肅性，從中尋找新的話語樂趣。話語的狂歡從沒有達到過今天這種廣度和深度。網際網路在其間扮演了重大的角色，它為話語的狂歡提供了廣闊而自由的平臺。
陳黎：那麼你如何看待馬加爵這樣的狂歡型新聞事件呢？
朱大可：馬加爵事件表明，現在又有第四種狂歡方式，就是新聞追蹤，特別是惡性事件的新聞追蹤。公眾突然發現有了更刺激的狂歡方式，但這種狂歡方式必須具備以下幾個基本條件。第一它必須有一個主人翁，這個主人翁必須是一個罪犯，他製造了一場惡性事件；第二是他必須展開逃亡，如果馬上抓住，這個事件就結束了，不好玩了，只有逃亡才能延展戲劇的時間，並由此激發人們的懸念。這其中還應當插入一些細節性的情節，比如途中的抓捕和逃脫、愛情和營救，等等，事後的揭秘也是狂歡所必需的內容，雖然他被抓住了，高潮已經來臨，但戲劇還在繼續上演，真正的結尾應當一直延伸到他的死亡，人們夠峁匭穆砑泳裊偎狼八盜聳裁矗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