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而為人，就應當擁有各項正當的權利，這是社會進步的標準，是人整體生活質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無關乎政治，而只基於人倫與人性。這樣一個有著正面內涵的名詞，因為大陸的官方宣傳，被不恰當地塗上一種政治色彩，甚至具有負面意義，讓一般人經常避而遠之，好像談人權就成了搞政治，成了反動。但是最近北京兩會，卻首次準備要把人權保護列入憲法，暫且不論最後的執行結果，這至少反映了普通百姓與社會有識之士的一種普遍訴求與一種時代潮流。 (博訊 boxun.com)
儘管中共當局不太樂意別人批評他的人權，但是，從大批滯留在北京試圖請願的上訪人群，到法輪功學員不斷傳出的被抓被虐殺的案例，再到紛紛因言獲罪的網路自由作者，都反映了中國人權的普遍問題。甚至就在兩會期間，替唐山兩三萬名民眾上訪的代表還在遭受被追捕的厄運。不管中共當局怎麼去辯解，問題終究還是問題。
北京當局也許會覺得受到批評會很沒有面子，但是冷靜思考一下，面子並沒有太大實質的意義，因為人們遲早會看出其中的問題。自己主動改正，贏得人們的歡呼與尊敬，遠比暫時維護面子而最後不得不在眾人的指責聲中改正來得聰明。儘管改過並不容易，但那是北京應該邁出的一步。從理性角度出發，保護人權是一個雙贏的做法，它不僅可以讓世界各國對北京放心滿意，而且對中國、對北京高層都著有巨大的好處。
一、人權問題可以雙贏：
1． 改善人權有助於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提升國際地位。
一個真正的大國，需要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真正強勢的國家，首先在文化、道義上是一個示範。如果中國真正要得到世界的認同，就應當在普世價值，包括人權自由等方面與發達國家平起平坐，甚至做得更好，這是中國未來真正的出路。真正能夠使中國挺起腰桿的，並不在於多少國家支持了我們，而是哪些國家支持了我們。通過經濟收買來的本身踐踏人權的國家，從本質上長遠意義上說，對中國的國際聲名並不是什麼好事。他們不是中國未來發展的真正依靠、也很難是中國真正的朋友，相反，那很可能是中國的累贅，因為真正的朋友，一定是基於道義與德行，而不是某種利益，利益從來都沒有永恆過，因而基於利益的朋友並不可靠，也不會長久。中國曾多少次被自己昔日的友邦狠咬一口，就是教訓。
2． 有助於中國從經濟浪費中解脫出來，更有效地利用資源。
目前中國直接在壓制打擊民間合理訴求方面的投入代價極其高昂。據報導，僅今年七、八月的五十天時間裏，全國各地親赴北京的上訪人數總數在二十萬人以上，案件大多數與民生、人權相關。那麼按大陸官方慣常做法，會動用多少警力去堵截他們呢？這二十萬人的生產力，又是怎樣的浪費呢？另據「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調查，江澤民曾一次性投入42億元建立針對法輪功學員的洗腦中心，一次性撥發40億元人民幣安裝監控法輪功學員的監視儀器。這兩筆錢就可以搞四個希望工程，援助1000萬失學兒童。同時，為了在國際上得到支持票，中國又需要耗資多少呢？根據前《世界報》駐瑞士記者讓．克羅德．布海先生披露，非洲的一位代表承認收了錢後答應2年之內不支持討論中國的人權問題。不說道義上的問題，僅從經濟角度說，中國根本沒有必要這樣耗費，只要自己做好，這筆天文數字的花費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省下。
3． 有助於中國百姓真正發展人才資源。
中國人向來聰明，但是在近幾十年，中國在思想、學術、科技、商業等等方面的造就，與西方差距都很大。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的人才潛質被壓抑、毀壞。從三反五反、文革、六四、打法輪功．．．認真算下來，中國人並沒有多少時間能夠好好安下心來從事創造。一不小心就可能應言獲罪，動不動就財產沒收，受到政治迫害，沒有多少人敢講出自己的真實想法，沒有多少人敢於去開拓，真正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的創造也就隨之埋沒。為什麼很多華人到了國外就那麼成功？那不僅僅是經濟、技術的原因，更是國內思想意識、整體氣候環境的問題。
二、中國為什麼有便宜不佔？
上面提到的幾點好處，其實明眼人都會知道，很多人也在說，但為什麼中共當局就一直不願走這條能夠雙贏的路，不讓中國得好處呢？原因當然很多，有面子上的原因，有缺乏自信的原因，有歷史的原因，但這些都不是真正的理由。因為面子並沒什麼大了不得，長遠的利益比什麼都重要。百姓要求維護自身權力的訴求，只會越來越強，不會衰退，當局早一點做，趁著還有能力掌握局面的時候做，比後來更沒有控制力的時候做，結果顯然要好得多，不管自信與不自信，客觀問題都是這樣。歷史的問題，也不能成為走向未來的長期阻礙。
其實更重要的兩個原因，是最高層仍然有人擔心害怕民間力量的增長會威脅自己的獨佔權力，說到底就是自私心態。只有自私的專權者，才會擔心民眾的擁有權利。因為它要獨佔，就把一切事情都看成了零和遊行，也就是說，別人的得到就是它的損失。另一個原因是當局不少人仍然把國家機器當作階級統治的工具，相信高壓暴力的有效性，而不是真正地承擔現代政府治理社會的職能與運用現代管理方法。這種自私與狂妄的心態帶來的是非常短視、甚至非常可怕的後果。因為未來社會的發展，必然是特權的減少，任何政府，都要更大程度地站在民眾角度去考慮問題，他們的合法性、他們的真正影響力，都來自於百姓的支持，而現在它卻把自己的民眾當成了對立面，只不過是不同時間針對不同對象而已。這就給它自身的生存種下最大的危險因素。
三、北京當局是否願意自救？
中國代表團在日內瓦的表面強烈反應不會令人外界感到奇怪。那些外交官通常都是經過嚴格政治甄選的，所以他們的政治立場與公開的表態是可以預見的。如果他們「表現不好」，他們就可能受到批評，甚至丟掉前途。如果他們能夠抗拒上頭的種種任務壓力，當然令人感到鼓舞，但可能性並不大。但不管怎麼表態，他們應該很清楚，中國的人權狀況確實令人失望。他們的強烈反應，其實並沒有太大必要，因為主要的責任就是最高權力者沒有做好，他們絲毫沒有理由可以迴避別人的批評。
令人費解的是，被認為比較開明的胡溫派，既然展現親民作風，做法也比較務實，為什麼會繼續這條短視而有害的做法。他們是否真的願意這樣被他們的一些同僚劫持、或者出於暫時利益，順著歷史的慣性繼續原來的老路？甚至為了表示對前主的效忠，比以前的做法還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人向來是刻苦忍耐的，不到萬不得已，不會向當局討什麼公理。但現在民眾的上訪，卻前仆後繼，據報導，今年七月以來，全國各地百姓親赴北京上訪鳴冤，人數之多，是中國近二十多年來上訪人數之最。《南方週末》報日前承認：「每年全國各地的信訪件數總數不少於一千萬件。」又還有多少弱勢百姓受冤但卻沒有遞信訪件的呢？說中國冤情遍地，並非誇大其詞。
中國人也很通情達理，政府一次次地做錯過、改過，百姓一次次地原諒過。那麼今天，在老百姓怨言滿天的時候，新的領導層是否能夠拿出魄力，改善百姓的生存狀況，幫助百姓伸冤，平反各種冤案，認真走出保障人權這一步？
溫家寶在兩會記者會上說，解決涉及群眾利益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是要靠制度，靠政策，靠法律。話是沒有錯，但弱勢團體不管從什麼資源來說，都處於劣勢，那麼制訂制度、政策、法律的時候，他們又有什麼辦法來反映他們的意見呢？制訂的各種法規能有多大的程度反映他們的切身利益？很多為弱勢團體發聲的律師都被追捕，那些法規即使制訂了，又怎麼能夠真正保護他們呢？中國社會，仍然是權力大於一切，而目前政治權力分配極不均衡。作為當權者，作為國家權力的行使者，在中國的現階段特別需要承擔起維持社會公義，保護弱者的責任，但總體上來看，政府的這個角色是失敗的。法製法規所帶來的規範作用遠遠小於政府官員整體道德水準下滑的作用。因此，從最高層到中下層官員，是否真的有為民服務的理念，是否真的有誠意，實實在在地付諸行動，才是問題的關鍵。
無法正視自己問題的民族，不是一個堅強的民族；無視自己問題的政黨，是一個沒有生命力的政黨。北京當局也許還會竭盡各種努力去收買、拉攏、壓制批評聲音，也許會釋放幾個人質去製造假相，緩解壓力，但那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平息了外界批評，它仍然必須正視現實，面對國內日益高漲的人權訴求。因此，解決方案必須是實質性的改善人權，給老百姓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當老百姓對新的領導層產生好感，紛紛上京鳴冤求助，再一次次地給北京領導層機會時，北京當局是否願意抓住這個機會，贏得漸失的民心呢？他們是否要等危機爆發無可挽回時再去捶胸頓足？在這次人權會議，他們是否願意聽一聽別人的批評，思考一下改善的辦法，進行自我挽救？如果它一再拒絕歷史賜予的機會，最後的結局無疑是可悲的。 四、時代的潮流
全球一個個對民眾實行專權的體系，都先後走向衰落、甚至崩潰，這是歷史的必然。每個生命的價值，正漸漸走向平等。一味企圖自私地壟斷權力，置百姓的合法權益、正當權利不顧，最後的結果都是被無可避免地被民眾拋棄。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把人權視為「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56年後的今天，人權問題應該被擺在更重要的位置。一個公道、正義、保障人權的中國是世界的福音，也是人們應當努力的方向。
冷戰的結束、全球化導致的世界民族融合、密切交往，使我們每一個人都更大意義上成為國際大家庭的一員，成為世界公民。這也使我們對於世界其他地方的關注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多，或者出於人道角度，或者出於共同利益。從人道角度，出於朋友的關切，需要更多地關注別人的境遇。因此，對於普適道德、價值的關注與捍衛，也日益加強，超越國界。如果我們不能去維護人的基本尊嚴的時候，所有的發展都只會是空話，沒有任何意義。對於東方文明來說，對良知、道義與尊嚴的維護一直都是遠遠超過經濟上的需求，這就是為什麼這個古老的文明，儘管經濟沒那麼發達，仍然能夠為世界各國嚮往。如果我們丟掉了前者，即使我們經濟能夠發展，中國這片土地也沒有什麼可值得尊敬與熱愛的。而且，如果丟掉了前者，後者其實毫無可能。
從共同利益角度上說，當世界經濟走向繁榮、人們遷動更加頻繁的時候，世界各國也必將遭受他國更大的影響，這樣一種外部性表現，促使各國對他國的狀況會更加關注，因而有發聲的權利。每個國家對人權、正義等價值的維護也必須加強。因為對人權的侵犯，對所有的人都是一場災難。任何單獨國家打壓造成的惡果，會在密切的互動中擴散到各國。非常簡單的事實，就是今天受打壓的人，他明天可能會進入別的國家，也就會帶來他受打壓的後遺症；別的國家的人，則可能會進入這個國家，因而可能遭受相同的壓制。在一個相互緊密依存的共同體裡，對共同的規則的維護至為重要，任何個體的違背規則都要被堅決制止。而共同的規則，因為各國具體方面的差異，會更大程度上基於普適價值，也就是人權與道義關懷等要求。如果各國作為一個緊密聯繫的整體，卻不能去維護這種規則，不能去支持民眾的人權與尊嚴訴求，那麼，人類作為一個整體會迅速走向墮落。當這些人類基本原則與價值受到侵蝕的時候，人類遭受的損失與後果遠非單純的經濟發展所能彌補。
從現實的判斷來看，北京當局在短時間內看來不會改變他們的舊思維，因此壓制與暴力現象可能要持續。北京的開明派，在這個問題上也不大可能有明顯的表態，也許他們會默默做點什麼，但對整體的改觀作用仍然非常有限。因此，國際的批評聲音，雖然會遭到中共當局的抗拒，但是確實是不多的一個積極因素，長遠來看會起到積極的作用。因為任何一個政權，包括北京當局，都不得不開始聆聽國際社會的聲音。雖然批評的聲音會令北京當局不舒服，但是有可能促使它進一步思考自己的問題，去做一些改善的努力。同時，這對中國國內民間的維權努力是一個鼓舞與聲援。
因此，日內瓦人權會議，與會各國應該對北京當局傳達一種正確的信息，這或許是走出人權困境、走向雙贏的第一步。對於西方國家而言，他們應當抵制中共當局的經濟誘惑、威脅拉攏，對侵犯人權的行為大聲說不。他們的立國價值，不應當被所謂的雙邊關係所劫持，因為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並不是一個壓制百姓權益的當權者所能代表。真正的雙邊關係，應當建立在人類共同價值、民眾基本權益，以及民族長遠利益的基礎之上。
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