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目前即使改革政治體系也不能恢復原來的社會質素，因為中國社會已經步入黑社會發展，到了政府信譽危機，金融危機，國民質素低下，倫理道德盡喪，以及社會不定因素叢生的地步。這些惡果是經濟改革兩個階段不同程度的破壞導致的。所以我僅從經濟領域的改革去探討鄧小平和朱鎔基兩個改革領導者的錯誤。
鄧小平的改革思路因為是不顧一切，他只講開放而忽略監控制度要同步整治，所以在改革的過程，中國是朝著無秩序發展的方向拾級而上。到了八十年代末，經濟發展無秩序現象已經暴露無遺。當時最突出是政府和軍隊這類特權公務部門擁有經濟實體，自己投資開辦公司，自己解決經費。鄧小平建立這種特權與經濟相結合的體制，體現他酷愛抗戰時期自力更生，自給自足的低級經濟模式，他忽略了當代世界已經步入經濟高速發展和全球經濟一體化時代，而這種低級的財政模式與現代世界經濟形態必然產生尖銳矛盾。所以，這種公務機構自給自足的財政政策不但產生腐敗而且危及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因為國家機器擁有經濟實體是任何國家最忌違的，它如同黑幫擁有經濟實體一樣可怕，它能令特權部門隨時變為黑社會。所以，這種特權公務部門自給自足的低級財政模式是為腐敗開路，是鄧小平在改革中埋下的催化黑社會形成的第一個定時炸彈，是鄧小平的第一個錯誤。
眾所周知，中國是國有經濟，國家企業的銀行貸款，在1994年前是實行計畫分配製，由中央銀行統一發放銀根，再逐層發放指標給各省，市。簡單地說，銀行貸款不需要任何抵押品或信譽擔保，銀行是大老爺，企業是小少爺，兒子向老爸要錢，錢要了就沒有打算還。換言之，銀行貸款的債權人和債務人都沒有權利與義務。這樣，在經濟迅速發展期，企業在貸款計畫分配的無限空間下自由發展，其發展變得任意妄為，無方向，無計畫，無節制。所以銀行貸款計畫分配與企業自由經營的體系，對開放中的經濟產生了極大的破壞，令銀行壞帳堆疊。到了八十年代末，鄧小平不但不加強金融管理，還開放了本來就沒有制度管理的金融業，成立了大量被地方政府控制的金融投資公司，這些投資公司在地方政府工程的無計畫和無限量需求下，透過政府工程的浪費和企業浪費，令金融業危機四伏。所以，銀行貸款計畫分配與政府工程貸款無限性和企業經營自主性的模式，是導致金融危機的起源。這是鄧小平在改革中埋下的第二個定時炸彈，是鄧小平的第二個錯誤。
這兩個定時炸彈如果被引爆了，不但摧毀經濟還把中國社會引入歧途。但是，這兩個炸彈在當時的破壞力並不明顯，似乎只初露一些腐敗，有一些企業經營陷入困境，所以這兩個炸彈在不懂經濟的改革者中沒有引起重視。這時候，「六四」學生運動的發起並沒有引起鄧小平的認可與重視，如果他願意深入探索，這個運動不單反腐敗而且是對改革提出方向性危機的警示。如果鄧小平能接納「六四」學生抗議而進行體制調整，中國社會不會滑向深淵，中國當時亟待進入調整期。但相反，鄧小平不但否定「六四」運動而且進一步擴大了經濟矛盾，他南巡所掀起的房地產的盲目開發，使房地產發展成泡沫經濟，泡沫經濟的損失透過政府無效工程和國有企業虧損轉嫁給銀行，造成銀行的大量死資金。中國不及時進行整治相反加速房地產經濟泡沫發展是鄧小平的第三個錯誤。
九十年代初，中國已經潛伏國有企業破產危機，銀行資金壞帳危機，這種危機是透過物化勞動被大量浪費而體現出來，這時候，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到了不能不整頓的階段。整頓的關鍵是把特權公務部門擁有經濟實體和金融壞帳危機這兩個定時炸彈小心地撬出來，如果中國能安全地走過這個調整期，中國的經濟是能重新走上正軌。回顧當年，趙紫陽曾觸及要取消特權公務部門投資的自給自足的財政政策和採取對企業放水養魚政策去激活銀行的死資金，如果他的意向能實現，兩個定時炸彈將被撬出來不被引暴。
很可惜，朱鎔基把兩個定時炸彈引爆了。後果就是大家都看見的今天中國惡劣的社會現象。
朱鎔基為了滿足鄧小平和自己要創先河加入WTO的慾望，也是不顧一切的，他的改革更擴大社會矛盾。因為他的改革目的只為了中國加入WTO，所以他的改革是支離破碎，只改革為適應WTO要求的那部分體制。比如，金融改革，只改了貸款制度而保留了危害性最大的存款記名制度，所以，朱鎔基的對金融的改革不能稱之為金融改革，只能稱之為貸款制度改革。又如，他對稅務改革重點改革增值稅，只改稅種而不是先改革國家財政與稅務兩個極其重要的結構體系。朱鎔基因為改革目的錯誤，結果每項改革具有單一性和分離性和次序倒置性特點，改革支離破碎是朱鎔基的第一個錯誤。
金融貸款制度的改革是把計畫分配貸款改為抵押貸款。但相反擴大了銀行的特權。為什麼？不要忽略，中國的銀行和企業都是國有化，計畫分配貸款制度是國有企業坐著拿錢，抵押貸款是企業求銀行借錢。所以，在銀行和企業國有性與貸款市場性的矛盾作用下，貸款權就是錢。國有企業求貸款就產生銀行腐敗。最可怕的是，當公務特權與貸款特權結合，在房地產泡沫經濟作用下，使金融業形成一股強大的腐敗勢力，黑錢被記名存款制保護後，腐敗上了一個台階，其腐敗之程度令人震驚，一發不可收拾。所謂的金融改革到了後期是有目共睹的，銀行壞帳從隱蔽轉為公開，壞帳數額已經破壞銀行體係引致金融信譽危機。
金融貸款制度的改革是把國有企業推入死亡，因為國有企業在長期的計畫經濟下，經營能力弱，企業從產品經濟到計畫經濟的過程中，受中央財政統收統付分配制度管理，自有資產很少，在計畫經濟時期背下的銀行貸款嚴重，當國有企業迅間進入抵押貸款的特變期，就無力承受改革的風浪。所以貸款制度的改革是擴大了國有企業的壞帳和把企業的壞帳風險轉嫁給銀行。朱鎔基的貸款制度改革把鄧小平埋下的金融危機定時炸彈引爆了，並帶動引爆公務部門因特權與錢結合後轉化為黑社會的定時炸彈。把兩個定時炸彈同時引爆，是朱鎔基經濟改革中的第二個錯誤。
再看朱鎔基的稅務改革，這項改革中，朱鎔基排除稅務局意見而採納經貿部意見，廢除了已經有實效並正在實行中的能杜絕騙稅的「專用稅票」，這個錯誤在增值稅款從5%提高到17%的高利益作用下，騙稅行為鋪天蓋地而來，就像外海漲潮的氣勢。如果在改革的第一年朱鎔基能放下面子，檢討政策失誤，糾正錯誤，恢復「專用稅票」，國家稅款不至於每年損失幾百億。很可惜，直到1997年，朱鎔基在痛定思痛中，不得不接受現實，同意稅務局意見的恢復「專用稅票」的意見。但從1994年到1997年，國家為此損失稅款慘重，這錢損失得太冤了，因為不是沒有前車之鑒。這四年，稅務局為了鑒別真偽單證所耗費的人力物力無法估算。朱鎔基缺乏專業知識但自以為是以至令大量稅款被騙是他的第三個錯誤。
我們再回顧國有企業的改革，這項改革是朱鎔基突發思維的具體表現，其衝動性表現為東動一刀西補一塊，今天把這幾家公司拉扯到一起，明天又把那幾家公司分割成私營與國有共營，這個時期把破產邊緣或負資產公司推入股市，那個時期又制定賣掉國有公司計畫。朱鎔基把中國改革變成自己驗證構思的試驗場，每一項試驗都不顧後果，這是他的第四個錯誤。
在改革中，朱鎔基是一個人唱獨腳戲，因為他要求在幾個月就完成一項大改革，行內人根本無法接受這種不顧後果和缺乏整體改革思路的試驗。比如，金融改革初期，金融機構意識到企業還沒有改革而進行貸款制度改革對企業必然造成毀滅性的殺傷力，但朱鎔基不但不接受銀行專家的意見，相反為了盡快實現自己的改革方案，竟然把人民銀行行長端掉，自己當起人民銀行行長，一個副總裡既要管理國家大事有要管理銀行業務，還得親自到各省為貸款制度改革督戰，能搞得好嗎？又如，稅務改革從研究方案到制定措施到實施僅用了半年時間，當執行新的增值稅辦法時，所有稅務資料都沒來得及印發，增值稅票還沒印發就實施了，基層稅務人員用了整整兩年時間才理順所有改革中的問題，稅務人員怨聲載道。再加上廢除了「專用稅票」引起國庫資金大量流失和工作量加劇，稅務人員牴觸情緒嚴重。這種牴觸情緒是因為專業人士對朱鎔基的每一項改革，都以專業知識預計其失敗所產生，所以，朱鎔基的改革沒有得到專業人士和全社會支持。因為沒有專業人士認同和支持而獨斷專行地改革，是朱鎔基的第五個錯誤。
鄧小平與朱鎔基這兩個改革者，有一個共同點，都不顧後果，干了再算，是見一招拆一招。所以中國的發展走向無秩序的惡性發展軌道。但是前者改革的目的為瞭解救中國的貧窮落後，他仍然依賴專家設計改革方案，儘管有很多不足，但經濟的改革步伐還是循序漸進和顧及整體考慮。而後者改革的目的是為中國加入WTO，他依賴自己的突發思維，改革勢頭不但猛烈而且支離破碎，從不考慮整體。所緣焙笳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