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是不許黨員炒它魷魚的，劉英傑大夫後來被開除出黨。他被開除黨藉以後得到全院職工和領導的無聲同情和支持，他在長達一年多的時間裏拿著工資不上班，卻沒人過問他，就是例證。他天天在家突擊英語，在市公安局和公安部有關朋友的幫助和策應下，居然通過合法的途徑移居德國，躲過中共慣用的對不同政見者的長期迫害和無情打擊。
由於戒嚴部隊進城，北京市的公交曾經停運數日，職工無法上班，學生無法上學。６月６日公交恢復，我接到本單位同事F的慰問電話：「聽說木樨地打得很凶，特別擔心我出事，說下午準備來看我。我同意了。６月６日下午２點左右我去地鐵街見F，接到她以後剛剛穿過２２樓，一輛戒嚴部隊的坦克竟呼嘯著從東往西開過，光天化日之下，莫名其妙地向天上狂掃機關炮，由於長安街兩側高層建築林立，特別攏聲，機關炮益發顯得震耳欲聾。街上行人如鳥獸散，我稍不留神F也不知躲哪裡去了。我等了大約十五分鐘，她才從一個牆後跑了出來，我覺得可笑說：「你怎麼像兔子一樣靈巧，眨眼的功夫就沒影了」。她說：「好可怕啊，我魂都快嚇沒了，你還有心開玩笑」。又問：「你難道不害怕嗎」？我說：「這幾天，天天有開槍的，都習慣了。另外，聲速慢於彈速，當你聽到槍聲，實際已經擊中目標，來不及躲了，跑也沒用」。我一邊說一邊領她看了復興醫院用自行車棚改的臨時停屍房，共５６具屍體。這些屍體前都放著他們隨身帶的證件，絕大多數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其中有一個學生我印象特別深，他的學生證寫的是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部，出生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６年對於我們中國人是永世不忘的。我和Ｆ感觸的說：多好的年輕人啊！可惜生於動亂死於動亂。還有一個工作證寫的是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像是一名記者，名叫張汝寧，三十四、五歲，新任命的俄語部主任，剛從蘇聯留學回來不久，那天晚上下夜班，路過木樨地回家，就被打死了。他父母是我父母的同事，他姐姐張汝清和我妹妹是同學。這些屍體始終沒人認領，估計多是外地學員或民工。或許當時的大氣候太白色恐怖，家屬不敢認領。屍體已經腐臭，為了減緩腐臭速度，醫院潑灑了濃重的福爾馬林，腐臭和福爾馬林的味道混合在一起更令人作嘔。醫院的停屍房只有十個冰櫃，正常情況下醫院自用兩個，沒有死亡報告，火葬場也不敢收，所以屍體只好在院子暴屍。
看完屍體我和F又到我家坐了大約兩小時。快四點了，F要走，我又送她坐地鐵，快到長安街時我們發現人們都躲在２２號樓南邊利用建築物作障礙物，每個人都探出半個腦袋窺視長安街上的戒嚴部隊，不敢通行，窺視的人一字排開有十米多長。這些戒嚴大兵頭戴鋼盔，手持鋼槍站在路邊。老百姓不敢過去。路上一個行人都沒有。我詢問了一個人：「讓過去嗎」？他說：「不知道，部隊說開槍就開槍，誰還敢過去」？我又問：「剛才又開槍了，還是兩小時前開的槍？」他說還是兩小時前開的槍。我分析了一下情況，覺得不可能再開槍了，應該允許市民出行。估計是市民已被軍人嚇得如驚弓之鳥，自己不敢上街。估計歸估計，萬一大兵真開槍，後果也是不堪設想。我必須把Ｆ送上地鐵，又不便讓她去冒險，所以我決定冒險過去問一下，於是我向荷槍實彈的大兵跑了過去，一邊跑一邊想，也許他們會把我當作衝向他們的暴徒，隨著一聲槍響，我將應聲倒在血泊中。很快我又自我否定了這種可能。我瘦小的身材，穿著褲衩背心，明顯對他們構不成威脅，大兵不會誤傷我的。說時遲那時快，只聽一聲大喝：「站住不許靠近」！我立即一個急剎車，停住了，距離大兵有十米開外。大兵警惕地握槍對著我，表情十分不友好。我調整了一下面部表情，謙卑地說：「我想坐地鐵，給過嗎？」大兵回答可以。我又沒話找話地問：「那你們這是……」他慷慨激昂地回答說：「我們是三十八軍在執行任務。中央軍委有命令，今晚消滅二十七軍，因為二十七軍是叛軍，他們向老百姓開槍。」
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激動地跑了回來，向躲在22號樓後面的群眾說：「報告你們一個爆炸性的消息，部隊今晚有大動作……」
木樨地22號樓附近的居民對我的話將信將疑。我說：「不信你們可以過去問。」於是，又有幾個膽大的小夥子向大兵跑去。他們回來證實了我的話，這時已經有三五一夥的市民向大兵跑去，要親耳聽到這激動人心的消息。
如同發生了核裂變一樣，最多隻有二十分鐘的時間，剛才還如同鬼子進村堅壁清野沒有一人的木樨地，成千上萬的人，就像突然從地底下冒了出來，湧向了街頭。木樨地轉眼間就成了「王府井」，人山人海，向所謂的三十八軍致敬，成條的上好香菸，成筐的煮雞蛋，都送到了「親人」解放軍的手裡。人們歡呼著，跳躍著，幫助戒菸部隊清除路障。甚至很多熱情奔放的北京姑娘和大兵親切擁抱。場面十分激動人心。這是，突然出現了三臺攝像機，（也可能更多），開始搶拍起現場鏡頭。這異常的現象，這來得如此及時的攝像機，立即引起了市民的警覺。有一位年長的問我：「他們是三十八軍嗎？是來平息二十七軍叛變的嗎？」我連忙說：「我也有些感到不對勁。」但這時想制止正在激動不已的群眾已經不可能了。由於人太多，我不得不踮起腳，並儘可能地靠近攝像機的麥克風，突然聲嘶力竭地喊道：「你們是三十八軍嗎？是要平息二十七軍叛亂的嗎？我們會不會上當？」我希望我的喊聲能夠被錄下來。但是，我很清楚，我離開麥克風還是太遠了，是不可能被錄下來的。即便錄了下來，也只是報廢了的帶子。我就像落水的人，連爛草也想抓住一樣，這是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了。後來，我和幾個木樨地附近的居民悻悻地離了開去。這些居民平時大家都互不相識，至今也不知道對方的姓名，也沒必要知道。只要知道彼此的立場就已經足夠了。但在運動期間，彼此都成了朋友。
６月７日清晨，當我打開收音機聽新聞時，聽到播音員播報：昨日首都市民熱情歡迎戒嚴部隊，在木樨地幫助部隊清除路障，送煙送酒送雞蛋……我怒不可遏，立刻跑下樓去，這時２２號樓附近已經積聚幾十人，大家見我就問你早上聽新聞了嗎？我說沒聽就不跑這裡來了。大夥罵著：「流氓軍隊」、「流氓政府」、「無恥透頂」。
過了一個禮拜，２２號樓的一個朋友（他是軍隊高級幹部的子弟）告訴我，他的哥兒們是現役軍官，已查明６月６日的騙局，是軍委責成總參一手策劃的，原因是國際社會質問中國政府：你們說群眾是擁護戒嚴的，但為什麼我們的媒體拍到的鏡頭都是反對戒嚴的？你們能不能提供一些群眾擁護戒嚴的錄像？中國政府讓廣電部送上這方面的資料，結果廣電部檢索了全部錄像帶共六箱之多，沒有一個合格。只好撿起中共弄虛作假的慣技，炮製了６月６日群眾擁護戒嚴的騙局。
「六四」槍聲及６月６日的騙局使我看到了中共反動反人民的猙獰面目，上帝要讓誰滅亡，就要讓誰先瘋狂。我對這個黨已徹底失望，我為加入了這個黨而感到恥辱，我也斷然的退了黨。轉眼間「六四」過去１５週年，中共至今不敢給學運平反，說明他還要堅持過去的反動立場與人民為敵。如果不放棄一黨專政，不改革政治體制，中國的腐敗將愈演愈烈。近年來國內要求為「六四」平反的呼聲越來越高，這是人性的覺醒，是人民在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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