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我們去的時機不好，當時是「林副統帥」執政，北京正在拉大網，所有戶口不在北京的人都要進學習班，我們也被抓進去了。所謂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其實就是拘留所，門口有持槍的衛兵看守，學員行動不自由，從早晨六點到晚上九點，除了打飯、吃飯的時間，我們都在紅衛兵的監督下學習毛主席著作和語錄。
一天中午，我去買飯時，走過一個房間，無意中向裡看了一眼，不禁嚇得毛骨悚然，房裡密密麻麻席地坐著五六十人，男的個個鬍子拉碴，人瘦毛長的，顯然很長時間未理髮了，靠牆還坐著幾個女的，都低著頭在看手裡的小紅書，那屋子光線本來就暗，又低著頭，臉色看起來又青又黃，好似地獄中的餓鬼。有人抬了下頭，監督他們的紅衛兵立即厲聲喝道：「低頭！」我低聲問同屋的夥伴：「他們是什麼人？怎麼這樣？」她拉著我迅速地離開那裡，到了樓下無人處才小聲說：「那是專政班，裡面都是『地富反壞右』，我們是普通班，可去樓下院裡小店買東西和買飯，他們沒有一點行動自由，飯菜也由工人集中抬上去分發，只准他們吃窩窩頭。」專政班的黑五類，有兩個就住在我們寢室，其中一個４０歲上下，知識份子模樣的是被錯劃為右派到北京來要求平反的，向原單位外調說是右派翻天，因此送到專政班。她是南方人，吃不慣窩窩頭，托我們替她在小店買麵包，那時，為了監督我們，寢室的門不許關，日夜有紅衛兵在門口站崗，我們只有趁傍晚藉口盥洗關上門，偷偷塞給她，她也只能夜間躲在被子裡悄悄吃，失去自由的人多麼可憐！
管安徽組的原來是個和氣的男紅衛兵，他調走後，換了一個瘦瘦臉眼露凶光的女紅衛兵，她對我們十分苛刻，處處吹毛求疵地找麻煩，吃飯前都要比其他組多站１０分鐘隊，我們都憎恨她，但敢怒而不敢言。一天上午，我們正在讀毛主席語錄，她突然大喝一聲：「全體坐正，不許靠牆！」我們都立即像機器人似的直起腰來坐得筆直，只有一個因到北京玩而被抓的青年工人張宗斌，仍舊靠在被子上，瘦紅衛兵又喝一聲：「張宗斌，你給我坐正！」張偏著頭看手裡的小紅書，仍然不理睬，她氣極了，瘦臉更黑了，噔噔地掉頭跑出去。我們都覺得大事不妙，張卻一揚頭說：「砍頭不過碗大的疤！我家三代都是紅五類，她不就是個高中生嗎？能把我怎樣？」正當我們惴惴不安時，一個軍人把我叫去，要我作為大學生代表發言，並說明一定要強調「誰反對紅衛兵，誰就是反革命」我心裏很納悶，反對黨和毛主席是反革命，反對個別紅衛兵怎麼也是反革命呢？晚上七點左右，來了幾個軍人和男紅衛兵，氣氛十分緊張，突然兩個男紅衛兵上去將張宗斌從鋪位上揪到臺前，一邊一個把他的骼膊反扭到背後向上舉著，又用力將他的脖子掐到膝蓋以下，據說這叫「開飛機」。我們幾個學員分別代表工人、農民和學生對他進行批判，軍人主持會議並帶我們喊口號，兩小時熱烈的批鬥會後，「三代紅五類」的張宗斌被作為反革命送到專政班去了。我們也都領會了「誰反對紅衛兵，誰就是反革命」的「真理」了。
那半個月的拘禁生活，令我終生難忘，也使我深深地認識到只有自由才是人的第一需要和第一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