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樁關於雞蛋與石頭的往事
去年的一個夏日夜晚，已故難友蘇冰嫻女士的一位老同學和我們聊天。當我們說起冰嫻的不幸逝世，都不勝唏噓。她向我們講述了冰嫻在世時的一樁往事，但她事先聲明：「我說了，你們可別介意啊！」她是懷著一種愧疚的心情講述這樁往事的。
事情的準確時間已記不起來了，也許是１９９６年的夏天，冰嫻第一次在我們群體的公開信上簽名的時候，也許還在這之前，她開始參與我們的尋訪、救助活動的時候，總之，當時發生在冰嫻身上的一些異常的變化引起了她那位老同學的關注。但是在冰嫻生前，我卻從未聽她本人談起過這件事。
冰嫻的這位老同學告訴我們，她自幼與冰嫻一起長大，後來又一起上學；在以後的歲月裡，她倆始終是親密無間的好姐妹。她說那一年當她知道冰嫻參加我們的活動時，曾在背地裏替她揪著一份心。她說：「在文革中我家破人亡，自己又遭到批鬥，什麼罪都受過；冰嫻的父母還是在『反右』的時候就挨整了，也受過很多罪，父輩的命運可以說影響了她的一生。所以我勸她：『冰嫻，算了吧！龍龍（冰嫻在『六四』慘案中被槍殺的次子）已經走了，人死不能復生；被共產黨整死的人多了，又能怎樣呢？等著吧！等著以後平反吧，這也是早晚的事。現在你們要去向共產黨討公道，不等於雞蛋碰石頭，能有什麼好結果！』」她說：「沒有想到，當時冰嫻不等我說完就回了我一句：『我這個雞蛋就是要碰碰它那塊石頭！』她根本就不聽我的勸。」
那個夜晚，她還說了些什麼，我根本沒有再聽進去。
這是一位好心人，我完全理解她對冰嫻的那份出自內心的關愛。然而，她所講述的這樁往事，卻給了我極大的震撼。先前留在我腦海裡的有關冰嫻的一點一滴分散著的印象，現在都集中到了她對老同學說的那一句話上了。
這就是曾經和我站在一起的蘇冰嫻。是啊！蘇冰嫻不能說別樣的話，不能是別的樣子！
在共產黨的「全面專政」下，雞蛋與石頭的故事以其前所未有的殘酷向世人述說著無數正直善良者的苦難和毀滅；而這對於那些不堪摧折的弱勢者來說，它又不啻是一種無奈的嘆息：「抗拒是徒勞的，認命吧！」在過去的歲月裡，類似的警告也曾不時地響起在我的耳畔，也同樣是出於一種好意。我雖然不以為然，卻礙於情面，從未理論。現在我知道了，我的難友蘇冰嫻早就對此作出了斬釘截鐵的回答。
聽她老同學講述這樁往事，我的思緒不禁回到了我與冰嫻共赴患難的那些不平常的日子。
初識冰嫻
我與冰嫻初識於１９９５年的夏末。
一天，有朋友給我送來了一位「六四」死難者的線索，提供的情況很詳盡，有死者父母的姓名、工作的單位和家庭地址。死者就是蘇冰嫻之子趙龍，一位２１歲的青年，遇難時左胸連中三彈，頓時喋血於長安大街的西單路口。
這個線索是冰嫻的一位小學同學提供的，她當時旅居海外，是通過她國內的親屬輾轉送到我手裡的。其時我們已受到安全部門的嚴密監控，出門常有人跟蹤。但那位給我送信的國內朋友並不懼怕，執意要陪我去拜訪死者的親屬。初次接觸，我不願把麻煩帶給被訪者。記得我們是繞著冰嫻所在的城區拐了好幾個胡同，確信後面沒有人跟蹤才進了她的家門。
那天是冰嫻的丈夫趙廷傑先生先接待我們，等了沒一會，冰嫻下班回來了。她當時五十多歲，中等身材，圓圓的臉，體態略胖，一口帶京味的普通話說起來又脆又快，一看便知是個豁達開朗的知識女性。起先，我們各自還能克制情緒，互相平靜地述說著自己兒子遇難的經過，但當我好不容易把來自海外的一筆人道救助款交到她手上的時候，她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頓時伏在桌上痛哭起來。她哽嚥著對我說：「這麼多年了，沒有想到海外的同胞和留學生還記著當年發生的事情，還關心我們這些受難的親屬。」說著，淚水又濕潤了她的眼圈。我理解她此時的激動－－不是因為那一份捐款，而是因為那份不期而至的心靈撫慰。常言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畢竟，那刻骨銘心的喪子之痛已深深地壓在她的心底六年了。
在以後的日子裡，凡難友們相聚，她常來參加，慢慢熟悉了，話也變得多起來。過了不多久，她辭去了在一個公司裡的職務，開始投入我們的尋訪、救助活動。她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要辭去那一份收入頗豐的職務，但難友們心裏都明白，她已經把我們這個群體當做了自己的家。她想同我們一起承擔風險，也想減輕一些大家的負擔。人說「患難與共」、「風雨同舟」，我們這個群體就是這樣漸漸匯合起來的。
冰嫻的加入，給我們群體帶來了新的活力。她性格直率，胸懷坦蕩，做事不辭勞苦，勇於承擔。對於這樣一位好姐妹，難友們都覺得相見恨晚。
第一次碰撞
１９９８年秋，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以所謂「偵察需要」為由，下文通知中國銀行無錫市分行非法凍結了以「丁子霖」名義存放在該行的一筆人道救助捐款。這筆捐款來自旅居德國的留學生，款額為１１６２０德國馬克。為此，我們在無錫以我個人名義向北京市國安局及中國政府提出了強烈抗議，同時呼籲聯合國人權專署高級專員瑪麗（羅賓遜夫人）、各國政府首腦及議會議長、各國際人權組織及各國留學生組織，對此一事件予以嚴重關注，希望各方向中國政府施加影響，立即發還這筆人道捐款。
消息傳到北京，難友們群情激憤。隨即由張先玲女士牽頭聯絡周淑莊、李雪文、徐玨等６０多位在京難友，向政府當局發出了「憤怒譴責，強烈抗議」的公開信。隨後，又邀集難友兩次前往國家安全部交涉。第一次向國安部信訪局遞交了抗議信函，但杳無音信。第二次前往國安部要求與有關官員直接對話，以求得凍款事件的合理解決。這後一次前往的難友共有十幾位之多，其中有年邁的老母、年輕的遺孀、拄著拐棍、坐著輪椅的傷殘者。這次冰嫻也聞訊趕去了。
起先，國安部官員不肯露面，硬是把這些老弱病殘晾在接待室裡兩個多小時。難友們都很憤慨，自然不肯離去。這樣相持了很長一段時間，終於出來了一位工作人員。但他根本不聽難友們的申述，而且開口就是惡言訓斥：「你們懂不懂這裡是國家要害部門！你們想幹什麼？想聚眾鬧事啊！快走快走，快離開這裡！」難友們再次被激怒了。他們原本是來講理的，卻居然遇上了這麼一個不講理的小官吏。
氣氛頓時緊張起來，難友們圍向了那位工作人員。此時，冰嫻大步走上前去，一下站到了那人跟前。她大聲怒斥：「你神氣什麼？！別拿什麼機要部門來嚇唬人，國安部不也是一個國家機關，有什麼特殊的。要不是你們凍結了我們的捐款，請我們都不會來！」
她不等那位工作人員回過神來，又一溜兒地說了下去：「你們國安部的人不也是人，不一樣有父母、有兒女。『六四』時政府打死了那麼多人，你難道一點同情心都沒有！告訴你，我兒子被打死了，他不就是你們國安部的親屬？你能這樣無動於衷！這種事要擱在你身上你又會怎麼樣？」
難友們當時並不知道冰嫻的公公生前曾是國安部某局的一位局長。按一般老百姓的觀念，只要一提起中共的國安部，就很容易聯想到出現在中共電影裡的國民黨的「中統」和「軍統」，心裏也就自然會生出一種莫名的戒懼。然而，對於冰嫻來說，這種戒懼卻並不存在。
也許是冰嫻理直氣壯、咄咄逼人的話語起了作用，這時從裡面出來了一位姓劉的女處長。她換上了另一副面孔，語氣也緩和了下來。她對大家說：「這事不是我們部裡辦的，讓我們瞭解一下，研究以後再答覆你們。你們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好，能不能先回去……。」難友們是通情達理的，他們並沒有想到這不過是一種搪塞。此後他們曾多次打電話催問，卻毫無結果。（這裡順便說一句，冰嫻已去世三年了，但這筆捐款至今仍凍結在無錫的銀行裡。）
這件事發生在北京，而我們當時正滯留在無錫。上面那一幕面對面的較量是我們回京後難友們向我描述的。這次較量雖無結果，卻大長了難友們的士氣；數月不見，我明顯地感覺到難友們精神面貌的變化；而在大家的心目裡，蘇冰嫻也就成了最值得信賴的一位難友。
她作了另一種選擇
打這以後，我們與冰嫻的來往多了，也就更增加了對她的瞭解。
冰嫻原本有著中共高幹的家庭背景，除了她公公生前曾經是中共國安部的一位高級官員，她父母也都是上世紀２、３０年代就加入中共的「老革命」－－其父就是當年河南省的著名老詩人蘇金傘。冰嫻自幼在中共的子弟學校長大，也算得上是一位高幹子女。但是，在中共奉行「殘酷鬥爭」的年月裡，其家庭卻連遭厄運，成了中共祭壇上的犧牲品。５７年毛澤東搞「陽謀」，她的父親一下子成了右派份子，而且連她的母親也未能倖免。這在冰嫻的人生道路上，無疑是一個重大的轉折。以後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她曾因此遭受過戀愛上的挫折，也曾飽嘗過政治上的種種歧視，也許正因為這個緣故，她始終沒有像她父輩那樣，成為一名中共黨員。
她於１９６２年從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後，與趙廷傑先生組成了小家庭，但隨即又一起南下去了上海，被安排在一個海軍單位當譯員，一待就是十八年。在上海工作期間，她一連生養了三個子女。丈夫經常隨艦隊出航，一去又都是多半年。這對她來說將要付出多少艱辛啊！她和她丈夫於「文革」後才回到北京，她被調入中央編譯局當了一名德語編譯。在以後的歲月裡，她又苦熬著把大兒子和小女兒陸續送進了大學。可萬萬沒有料想到，她最疼愛的二兒子卻沒有等到自立就離她而去了。她多次對我說：「龍龍挺聰明的，就是興趣太廣泛影響了學業。那年要是能活下來，現在說不定也考上大學了……。」可以想見，這給她的心靈留下了多麼深重的傷痕。
兒子之死，改變了她的整個人生，也改變了她對很多事情的看法。她從不諱言自己過去的愚昧，更容不了眼皮底下的沙子，碰到她認為不能認同的事，從不隨便放過。記得有一次我去她京郊農村的家中小住，一天她家來了一位兒時的老同學，冰嫻熱情地接待了她。農村沒有什麼款待的，便從小店裡買來了一些包子。在用餐的時候，她興匆匆地向她的老同學介紹：「這位就是丁子霖，我們是生死之交……」不料還沒有等她說完，那位老同學的臉頓時沉了下來，冷冷地朝冰嫻說：「你們沒有必要這樣做，現在穩定是大局。」一聽這話，把冰嫻氣壞了，正待發作，我在桌子底下踢她的腳把她制止了，大家不歡而散。飯後那位女士又去了另一位朋友家，冰嫻越想越生氣，一定要追到那家去同她論理，又被我拉住了。後來冰嫻告訴我，她這位老同學的家庭，就是當今的所謂「高幹家庭」，不折不扣的既得利益者。
人生看似偶然，實為命定。在中共的暴政下，有著像蘇冰嫻那樣家庭背景而又蒙受不白之冤的，又何止千百萬。然而，能像蘇冰嫻那樣敢於直面邪惡、挺起腰桿向惡魔般命運挑戰的，又有多少呢！歷盡苦難的人們有可能走向沉淪，也可能走向覺醒與反抗。蘇冰嫻斷然選擇了後者。
奔波於尋求正義之路
轉眼就是「六四」慘案十週年。這對於那場慘案中的死難親屬來說，這是最難熬過的一個年頭。在以往的十年時間裏，他（她）們受盡了屈辱和打壓，不僅被剝奪了向世人說出真相的權利，而且連公開地悼念死者的權利也被剝奪了。現在，第一個十年臨近了。那日甚一日的思念與痛楚，那沉冤莫白的悲憤與壓抑，都趕著朝同一個方向彙集，且凝成了一個共同的意志，這就是控告大屠殺的劊子手李鵬。
為此，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我們要向世界公布一批「六四」死難者的名單，還要向一些死難親屬和傷殘者徵集用以控罪的證言和證物，我們還答應了「自由亞洲」電臺「目擊者說」攔目的請求，要安排難友們接受該臺的定期錄音採訪。我至今都無法忘懷，在前前後後半年多時間裏，冰嫻同其他許多難友一起，承擔起了多麼繁重的動員和組織工作。她拖著一條長期被關節炎折磨得不聽使喚的病腿，手裡拎著一個手工縫製小布包，常常奔波於北京城區的大街小巷。「六四」十週年前後的國內形勢是嚴峻的。我和我先生的行動受到了嚴密的監控；最緊張的時候，不僅住宅周圍，就是連單元樓道和居室門口都有安全部門的「便衣」把守，以致本校的一些鄰居和同事，在經過我的家門時都匆匆側目而過。但是，冰嫻卻毫無畏懼，她照樣三天兩頭來我們家裡，因為有很多事情需要商量；我無法去做的事情，也都得由她和難友們去完成。
在當時情況下，難友們提供證言、證物，接受外臺的採訪，都是冒著風險的，尤其是對於那些從未與外界有過接觸的受難親屬和傷殘者，必須把要做的事情向他們說清楚，徵得他們的同意，不能有絲毫勉強。那時有一些受訪家庭還尚未裝上電話，或者其家庭成員還有某種顧慮，冰嫻就一趟一趟上門拜訪，或主動邀請他（她）們到自己家裡，向他們作耐心的解釋和動員，甚至就在她自己家裡安排難友們的錄音採訪。
我們這個群體是由共同的血淚連結在一起的，恐懼一旦消除，就會從沉默中走出。冰嫻和難友們的巨大付出得到了應有的回報。在「六四」十週年前夕，一個不屈的群體，終於以其前所未有的規模和聲勢，在這個古老國度的肅殺、晦暗的地平線上站立出來了，而「見證屠殺，尋求正義」，就成了這個群體的共同心聲。在前後將近一年的時間裏，３０多位母親、妻子和傷殘者通過「自由亞洲電臺」把這個聲音傳遍世界的各個角落，而一張記錄了這些聲音的「六四光碟」如今已作為當年那場大屠殺的見證留給了歷史。我想，歷史也將會記住蘇冰嫻這個名字。
當大家最需要她的時候
冰嫻是我們這個群體中不可替代的一員，只要有需要，哪怕再危難的事情，她都從不推辭。她又是那樣的善解人意，每當我心裏想著：「冰嫻該來了吧！」她就常常會不期而然地出現在我的面前，一如既往地拖著她那條被關節炎折磨得不聽使喚的病腿，手裡拎著那個手工縫製的小布包。
難友們都不會忘記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７日這一天－－這是我們向最高人民檢察院遞交控告李鵬的起訴狀的日子。
那時我和我先生已被軟禁在家無法外出了，事先我與先玲商議遞交訴狀的人選時，我們都不約而同地想到了冰嫻。冰嫻二話不說就答應了。我想，假如沒有她和先玲挺身而出，很可能就會耽誤難友們的重托。那天她倆是在「便衣警察」虎視眈眈的注視下，從容地從我家取走了訴狀的文本，直奔地處東城區北河沿的「高檢」所在地，把訴狀送到了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傳達室。大家更不會忘記，一週後，又是她倆帶著一份訴狀的補充文件去了最高檢察院。但這次遞交的文件卻遭到了接待人員的拒絕。正無奈之際，她倆猛然發現一輛「首長」專車正駛進「高檢」的大門。情急之中，她倆衝向了那輛汽車，準備攔車遞狀，卻被兩邊的警衛粗暴地擋回了。然而她倆並沒有氣餒，又通過電話與有關主管官員進行了反覆交涉，最後接待人員不得不奉命把文件接受了下來。冰嫻事後告訴了我，當時她倆什麼都顧不得了，唯一想的就是要把狀紙遞上去。現在想起這件事來，我都還為她們心裏發怵。可沒有想到，當時的最高檢察長韓杼賓竟然當著眾多媒體矢口否認他們收到過我們的訴狀，說什麼：「絕無此事，純屬造謠」。這哪像是堂堂一位檢察長說的話！
我與冰嫻相識五年多，最令我難忘的要算２０００年４月１日那一天－－這是斯諾夫人來訪被阻的日子。
在前一天的晚上，我突然接到一位女士從瑞士打來的電話，她說她是斯諾夫人的女兒。她告訴我，她母親和她的哥哥克里斯多夫。斯諾已經抵達北京，準備於明天上午１０點來人民大學看望我，詢問我是否方便。她還希望我能請一位譯員，因為她母親和哥哥都不能說漢語。對於斯諾夫人的來訪，我自然是歡迎的，但立時要找一位譯員，我卻作難了。無奈之下，我又想起了蘇冰嫻。我知道她在北京外國語學院雖然學的是德語，但第二外語是英語。於是拿起電話向她求助。她一聽便爽快地說：「別犯愁，我明天一早就過來。」
第二天清晨，我先生打開家門，發現住宅對面馬路邊早已佈滿了「便衣警察」，而在馬路的另一邊，則有好多聞訊趕來的外國記者，情勢異常緊張。我心想，這下斯諾夫人恐怕是來不了了，冰嫻能否來得了，也很難說。
不到十點的時候，我們著急地向門外馬路上張望，沒有斯諾夫人的身影，卻遠遠就見到了冰嫻，她還是步履艱難地拖著她那條壞腿，手裡拎著那個小布包。等她進了我家，沒有讓她坐定我就對她說：「冰嫻，你看這架勢，快回去吧！」她這才意識到我家周圍緊張的氣氛，就立即轉身告辭。但過了不多久，她放不下心，又反身回到了我的家裡。恰在這時，兩位北京市安全局的官員進了我家的院門。來人對我說：「你今天不能出去，你要配合我們，我們進屋談談。」冰嫻見此情形，只耽了一會，再次轉身告辭。
沒有想到，她出了我的家門，並沒有回到自己家裡，而是直奔人民大學的東大門，她決定代我去迎候斯諾夫人。這以後發生了什麼呢？我當時無從知道。我這裡保留著冰嫻事後撰寫的一篇文章，還是讓她自己來告訴大家發生了什麼吧。這篇文章的題目就叫《我見到了斯諾夫人》，文中的那些文字我至今都無法卒讀。
她在文中寫道：
當我返回到學校大門口時，那裡聚集了很多人，其中有不少便衣警察模樣的人。在靠近門口的中間有一些外國人，我想一定是斯諾夫人到了，於是急速地在人群中尋找。我發現有兩位外國婦人，一位是年輕些的，一位是長者。後者個子不高，很瘦，背微駝。她穿著極其隨意，肩上背著一個皮包。我看到她那慈祥的眼睛裡透露出一種無奈的神情。由於語言不通，她無法與門衛交涉，進不了門；而丁子霖正在家裡與國家安全官員談話，能不能出門迎接一時還難以預料。我很著急，我想我可以幫助她，把她帶到丁子霖家。可是，我怕便衣警察阻止我。於是，我先走到一輛賣花的小推車前，看了看車上那些可愛的鮮花。我猛然轉向離我較近的那位年輕婦女，指著距離較遠的長者說：「那位是斯諾夫人嗎？」
「是。」年輕婦女隨即拉著我走向離我們兩米外的一位和善親切的婦人身邊。
「您好，斯諾夫人！」她聽到我招呼她的聲音，向我伸出手來，緊緊地握著。
「你是丁子霖嗎？」斯諾夫人期待地問。
「不是，我不是丁子霖，我是丁的朋友蘇。」我很抱歉地回答。
「為什麼您能來，她不能來？」斯諾夫人問。
我真不情願告訴她丁子霖家裡現在正發生的事情，何況我一時還難以斷定安全官員與丁子霖談判的結果。於是我對斯諾夫人說：「丁子霖可能會來的」。我當時想，如果丁不能前來迎接，冷落了斯諾夫人，她一定會受不了的。斯諾夫人的真誠使我深受感動，為了表達我對這位外國朋友的情誼，我擁抱了她。有很多外國記者攝下了這個鏡頭。
為了讓斯諾夫人能與丁子霖見面，我想我應該做點什麼。我很有信心地說：「走！我們進去吧！」我挽著斯諾夫人的骼膊，一群記者跟隨著我們向校門口走去。在緊貼門衛的地方，有５、６個人並排著站在那裡，很像是一道人牆。我們必須穿過這道人牆才能通過校門。這時，突然一位身著彩色茄克衫的中年男子笑容可掬地擋在我們面前，很幹練地出示了他的工作證，並說：「你是誰？請出示你的工作證或身份證！」
「對不起，我忘記帶了。」我也微笑著很客氣地對他說，同時我把我的電話告訴他，讓他向我的單位詢問。我由於忙著和他說話，當時沒看清他的身份證，我於是對他說：「可以再看一下你的工作證嗎？」他立刻又翻開，我看清了，他是中國人民大學的保衛處長。我拉著斯諾夫人的手，仍然友好地、微笑著對他說：「你看，這位就是斯諾夫人。斯諾夫婦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是毛澤東當年的朋友，她是來看丁子霖教授的，讓我們進去吧！」我拉著斯諾夫人想穿過人牆走進去。但那位保衛處長說：「外國人不能隨便進入學校，你可以登記進入。」
「斯諾夫人有護照，那就是證件，讓她進去吧！」
「你是誰？」保衛處長問我。
「我是『六四難屬』，我的兒子也是在『六四』中被槍殺的，我和丁子霖是朋友，我本人在中央編譯局工作，現已退休。」我很平和地對他說，希望能打動他，讓我們進去。
可保衛處長斷然地說：「沒有上級單位安排，外國人不能隨便進去！」
我據理力爭。我說：「保衛處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