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政治衝突有兩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香港爭民主已經沒有「兩制」的屏障。
董建華的政治報告可以說是他把港人政改這個球踢給中央，也可以說是中央通架空了董建華的管治，政治上實行直接施治港人。兩種理解的結果是一樣的：已經沒有兩制這個屏障，香港政治訴求與黨中央作正面和直接的一國一制式的交鋒。
過去香港人天真地以為「兩制」是可以長期存在的真東西，政改可以在兩制的緩衝下只和特區政府打交道，避開中央。所以民意調查在在表現為香港人對中央友好而惡對董及其保皇黨；港人及其意見代表民主派也小心翼翼避開中央。這種情緒和採用的策略是無可厚非的，但並不是現實的：要避開中央行政改，是幻想。實質上，現在港人與廣州上海北京南京爭取政政治民主自由人權的處境並無二致。
第二個特點：香港原來自由式爭取民主變成了鳥籠式爭取民主。
黨制定的這個鳥籠，大小剛好容下今天香港人擁有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範圍。北京四大護法金剛作的談話就是尺度標準。港人只能在鳥籠內進行改革，不能逾越鳥籠雷池半步。說白了就是和大陸任何地方一樣，只可「行政改革」不准政制改革。
這麼說來，香港人的加速政改訴求泡湯了？
答案是極可能如此，但未必必然如此。
「極可能如此」答案的根據是因為民主政改在黨僵化思維下，視作為顛覆黨的逆天罪行，所以，黨絕不會答應港人加速政改的要求。其次是港人與中央交鋒，短期內力量不成對比，無法抗衡中央。第三是，上次說過了，港人爭取民主權利的意志和迫切感遠遜於視保權為第一要務的中央。
我們還要注意到另外兩種現實的作用，一是香港一國兩制對臺灣的垂範作用基本已經沒有現實意義，所以中央可能用破罐破摔的態度壓制港人的政治訴求。二是，一個兩制目的是為了降低港人對中共反感和減少收回香港的阻力，但現在這些都已經沒意義，所以兩制實無保留的必要。加上兩制的本質容涵是以黨的社會主義不如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的預設為前提的，所以「兩制」實是鯁在黨喉嚨裡的骨頭；非去之不可。
在這樣情況下，香港人爭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就與大陸任何一城市沒有實質差別。所以，香港加速政改的訴求泡湯是極正常和可能的事。
「未必必然如此」的根據又是甚麼呢？
第一個根據是「港人有力量」。
港人爭取加速政改除了實質與內地相同外，還有一些與內地不同之處。香港人有自己的組織、政黨；香港人爭取自由民主人權是有法為據的合法行為，即使是長毛也不會觸犯顛覆罪；香港人爭取權利已是人所認同的文化傳統習慣。這是殖民地留給港人的寶貴遺產，也是「兩制」外衣下得於僥倖殘存的財寶。如果大陸人也有這分民間力量，大陸人民爭取權利的處境絕不會是今天的狀況。看來，現在要消滅這股港人力量是難乎其難了。雖然是強弱對比懸殊，但畢竟是你吃不了我，我吞不下你。若港人能保持現今的理性與策略長期週旋下去，中央是很難不作讓步的。
第二個根據是港人得道多助，中央失道寡助。
很多人對政治鬥爭中的道義力量不夠重視，實際上道義這個軟力量往往能戰勝非正義暴力這個硬力量。港人得道多助表現在得到廣大的國內覺醒的人民的支持，而覺醒者越來越多；得到泛的國際社會的支持；得到例如美國等政府的支持。世界上已經出現過很多看似弱小，但在得道多助的情況下取得勝利的事例。所以香港人的加速民主政改的成功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第三個根據是在香港，中央失去了一手遮天、關門打狗的條件。
國內人民爭取權利之所以無法打開僵局，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央可以嚴密封鎖消息，關起門來打狗，把爭取權利者隔開來無聲無息地逐個消滅。在香港這個有言論自由和暴露在世人光天化日下的現代化開放城市，中央絕無可能做到這一點。這個條件保證了香港民眾力量生存的條件。
第四個根據是中共在港力量（土共及其外圍組織）無法與中央保持一致，無法抗拒香港人的加速民主政改的訴求。
71和11大遊行，1123區選大敗，給他們的教訓也夠深刻的了。若赤裸裸地支持中央就會遭受到港人的唾棄，無疑是政治自殺。自身的追隨也會反對他們，逼到他們無法不背離中央而支持政改。工聯會和民建聯現在處境就是如此。中央可能在眾叛親離的情況下被迫對香港人民讓步。
第五個可能是雙方變化。
中央反政改力量是會變化的，變成更反民主的可能性不大，變為傾向認同香港政改要求的可能性大些，但港人民主主訴求只會有增無減。
由這五點看來，香港人爭取勝利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香港有別於大陸，不斷擴大或衝破鳥籠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若出現這個可能，大陸局勢會被香港牽著鼻子走了；我說的香港可能是大陸政改的火車頭就是這個意思。
這只是驟變初始對時局的最初步的評估，現在作任何斷言都為時過早。因為變數極多，未來國內外很多人們無法意料而對香港局勢有重大影響的事件也極多。將來局勢，必須不斷根據新形勢作跟進評估。
2004/1/11
《議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