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人發現了一份對研究"胡風事件"具有重要意義的文件──"中央宣傳部關於胡風及胡風集團骨幹分子的著作和翻譯書籍的處理辦法的通知"。此件在以往關於胡風及"胡風集團"案件的研究中未見引述；在建國以來的幾本重要文獻選集[1]中未收集此文；"胡風集團"案件的當事人也從未提到過這樣一份文件。這份文件是1998年夏天從山西太原市南宮舊貨市場發現的，筆者使用的是複印件。[2] 這份文件的重要性在於，它是20世紀50年代以中共中央名義明確宣布查封作家書刊的例證。中共對控制思想言論有相當嚴密的制度，往往因人廢言。不管作品（包括翻譯作品）的思想內容如何，只要作者在政治上被認為是"異端"，其所有作品就會被查禁。從該文件的附錄"應停售和停版的胡風及胡風集團骨幹分子的書籍目錄"中可以看出，連恩格斯和高爾基的著作，因為譯者是"胡風分子"，所以也不得再版和出售，並不得在圖書館公開借閱。這份文件的存在，說明50年代的 "文字獄"並非個人所為，而是制度化暴力的產物。
一、"胡風事件"的文化背景：三類知識份子的衝突
"胡風事件"是影響了20世紀中國文化的一個歷史事件，解讀這一事件中所包含的思想文化信息仍然有其重要意義。"胡風事件"的發生，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因為毛澤東對這一事件表現出特殊的興趣，但在這一事件的背後實際上是中國幾類知識份子之間的思想衝突。如果沒有這個思想衝突的大背景，那些偶然的突發性因素絕不可能發生那麼大的作用。
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這一群體作為一種政治勢力，早在40年代就選擇了與中共合作的道路。1949年社會鼎革之際，這個群體的大部分成員選擇留在大陸，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在民主黨派中獲得了相應的位置。但此後基本上沒有自己的思想空間與政治活動自由。對於這些民主黨派在中共政權下的作用，毛澤東1957年1 月在省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曾概括得非常清楚："這關係到國際問題。出這一點錢買了這麼一個階級（包括它的知識份子、民主黨派共約800萬人），他們是知識比較高的階級，要把他們的政治資本剝乾淨，辦法一是出錢贖買，二是出位置安排。共產黨加左派佔三分之二，三分之一非舉手不可，不舉手就沒有飯吃。" [3] 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運動"和隨後發生的"清算胡適思想運動"中，這個群體中的成員已經完全喪失了40年代和國民黨抗爭時的勇氣與可能。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命脈之所以沒有被斬盡殺絕，只是因為他們的領袖人物如胡適、傅斯年和蔣夢麟等人，沒有選擇留在大陸，其思想由殷海光繼承下來
中國幾類知識份子的形成有其歷史緣由。在抗戰前發生的"一二?九"學生運動中，從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群體中分化出一批青年學生和少數教授，此處將其稱為"一二?九知識份子"。這個群體的主體到延安後成為"延安知識份子"的一部分；另一部分人留在國統區，與早年的左聯成員聚集在一起，此處稱之為"左翼知識份子 "。[4]
1949年以後，這幾類知識份子在新政權中的角色並不相同。以西南聯大為主體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早已退居邊緣。所以他們在"胡風事件"裡基本不在事件的中心，只是一般地表表態，寫寫官樣文章。當時有資格進入權力中心的是"延安知識份子"、"一二?九知識份子"和"左翼知識份子"。而在這三類知識份子中，" 延安知識份子"是主流，"一二?九知識份子"和"左翼知識份子"相對又處於邊緣，真正的"左翼知識份子"本來應該有進入權力中心的可能，但由於文化派系的原因卻未能進入。中共黨內後來普遍存在"白區"幹部和延安（包括根據地）幹部之間的矛盾，也有思想文化背景的衝突。
"胡風事件"從文化背景上可以被解讀為"延安知識份子"和"左翼知識份子"之間的衝突，周揚代表延安，胡風代表左翼知識份子。"胡風分子"的主體是胡風辦《七月》和《希望》雜誌的作者群，一般都受過大學教育，是那種有才華、同時也有個性的熱血青年知識份子。他們最終沒有被打垮，與他們的意志相對其它知識份子而言比較堅定有關。"胡風分子"重返文壇後再度表現出創作實力，這與他們的文化素養份不開。
胡風一生的命運是由"延安知識份子"掌握的，他的平反幾經周折，也是由"延安知識份子"的整體思想傾向所決定，胡風的文藝思想只是在"延安知識份子"眼裡才成為異端。早在1943年，領導中共南方局的周恩來就對喬冠華、陳家康、楊剛等人的文藝思想提出過批評，認為他們的思想與延安不統一。這些人是"一二? 九"中的左派，但他們的"左"並不同於延安的"左"。胡風雖然與他們的思想不完全相同，但可以共存。在"胡風事件"中，胡風早年的重慶朋友雖然出於自保對胡非常冷漠，但並未有意加害於他。置胡風於死地的是"延安知識份子"。1948年香港《大眾文藝叢刊》集中發表了邵荃麟、喬冠華、胡繩和林默涵批判胡風的文章，可以看作是"胡風事件"的真正開始。後來這些作者在"胡風事件"中都程度不同地發揮了作用。在"胡風事件"中負責具體事務的主要是中宣部和中國作家協會，而這兩個機構的主要負責人都是"延安知識份子"，當時胡繩和林默涵都在中宣部。
1943年中共中央發現國統區有對"延安文藝座談會"精神的懷疑情緒，就派延安眼中的得力干將（如劉白羽、何其芳和林默涵）去做思想工作。後來批判胡風的時候，他們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胡風事件的起源與林默涵與何其芳直接相關，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他們的文章刺激了胡風。在《文藝報》1953年第2號和第3號上，先後發表了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處長林默涵的"胡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潮"，以及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副所長何其芳的"現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這兩篇文章都是作者根據他們在中宣部召開的"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上的發言整理而成，文章有"奉命"的因素（據林默涵回憶，寫這兩篇文章有周恩來的意思），但文章的作者沒有對胡風保持起碼的人格尊重。林默涵在文章中最早提出了"以這種錯誤的文藝思想為中心，在胡風周圍曾結成了一個文藝上的小集團。"雖然林默涵也同時提到"不是說他們有什麼嚴密的組織，不，這只是一種思想傾向上的結合。"但熟悉中共歷史的人應該懂得，這種"小集團"的說法最為中共所警惕，因為這意味著有可能出現有組織的政治力量。毛澤東後來就是在這個說法的基礎上把胡風和他的朋友稱為"胡風反黨集團"的，由此就引發了全國展開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
這次運動不同於此前發生過的鎮反運動，因為鎮反運動指向相對明確，而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是一個在運動指向上含糊的政治運動，所以整得人人自危。因為按中共的邏輯推論，人人都有可能是反革命分子，後來的事實就是中共政治邏輯推演的結果。這次運動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從中央到地方普遍成立所謂的"五人小組"，他們的權力不但超越地方的一般黨組織，而且超越公檢法組織，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錯案。由"五人小組"發展到了後來的"專案組"，這成了中共政治鬥爭的一種主要運作方式。
胡風1954年7月通過習仲勛向中共中央提交了"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這期間並沒有發生什麼事。同年10月，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發生後，在《文藝報》召開的會議上，胡風的發言才引起讀者的注意。1955年1月12日，毛澤東在中國作協關於公開印發胡風給中央報告的部分上作了批示。毛澤東說："劉、周、鄧即閱，退定一同志，照辦。""作了一點文字上的增改"。[5] 毛澤東增寫的內容主要是："應在文藝界和《文藝報》讀者群眾中公開討論，然後根據討論結果作出結論。"因為有了毛的這個批示，周揚在1月15日就他和胡風談話的情況給中宣部長陸定一（並轉毛澤東）一份報告，同時附上胡風5月13日寫的"我的聲明"。該報告說，昨晚胡風來談話，承認錯誤，說他是以小資產階級觀點來代替無產階級觀點，思想方法片面，並有個人英雄主義，以至發展到與黨所領導的文藝事業相對抗，並說希望不要公開發表他1954年7月給中共中央的報告，如要發表，也希望作些修改，並在卷首附上他的一篇聲明。但毛澤東卻不同意，他在報告上批示："劉、周、小平閱，退周揚同志：1、這樣的聲明不能登載； 2、應對胡風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不要讓他逃到'小資產階級觀點'里躲藏起來。"[6] 胡風的聲明本來已經承認了錯誤，但毛澤東不原諒。
在"胡風事件"中有一個現象可以說明"延安知識份子"的思想傾向，他們在政治鬥爭中從來沒有對處於弱勢的對手有一點同情，周揚對待胡風的態度與當年他在延安對王實味的態度如出一轍。從周揚給中宣部長陸定一和毛澤東的信[7]中可以看出周對胡風的態度，他特別說明："我們覺得發表這個說明，是於我們不利的。 "實際上毛澤東後來認同了周揚的建議。
1955年1月20日，中宣部給中央送了一份報告"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8] 1月26日，中共中央批復了這個報告，這個報告把胡風推到了絕境。[9] 5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一批材料"。15日，毛澤東又在周揚的信上作了批示。隨後中央就"胡風問題"連續開會，可見重視程度之高。[10] 據《楊尚昆日記》的記載：5月13日："今天《人民日報》公布了胡風的自我批判並附有舒蕪的《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編者按：號召胡風集團的一切分子站出來向黨交待，交出與胡風往來的密信，交出來比隱藏或銷毀更好些！我以極大的興趣讀了舒蕪的東西（胡的文章簡直無法看！）。胡風集團是一個長期仇恨黨的反革命集團，應該是無疑的了！"5月19日："下午饒案五人小組繼續開會，聽取徐子榮的匯報，因陳毅同志會梅農，故未開會。同時聽了一些有關胡風集團的材料。......胡風案，是一個反黨反人民的專案，已決定捕起來。其爪牙甚眾，不僅在文化界有，在其它方面也有，甚至有混入黨內來的，中央宣傳部就有3 人，其中1人可稱核心分子，胡風的30萬言書，是6個人寫的，據說有4個是共產黨員。繼高饒問題之後，潘楊案件之後，又算找到了一個活生生的例子，說明階級鬥爭如何的尖銳化！要記著主席說的話：提高警惕，肅清一切特務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桓齪萌耍×礁鱟o傅氖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