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毛澤東時代，特別是文革期間，階級劃分和階級改造的統治，造成人為的政治身份制歧視，一個社會被分為相互敵對的三六九等，地理上的國家和民族也因此陷於事實上的社會分裂狀態，其極端時期甚至出現了令人震驚的階級滅絕。工農兵的顯貴和九種人的卑賤，在工農大眾與知識人及經濟的精英之間的大分裂，其相互敵視的陰影之濃重，至今仍未消除。現在，無論是社會底層的仇富心理，還是精英階層對「經濟文革」的警惕和恐懼，皆與毛時代留下的階級分裂高度相關。
二、改革以來，官方政策及其意識形態的調整，越來越傾向於優惠權貴和精英群體，毛時代的各階層之間的社會地位劃分被徹底翻轉，富人和知識精英成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也成為現行秩序的受益者和共謀者，而工農大眾則被政權所拋棄，成為現行秩序的主要受損者和不滿者。精英群體為了保住自身的既得權益，本能地就對底層大眾具有排斥力，加之根深蒂固的上智下愚傳統和毛時代留下的分裂陰影，無論從利益上還是從觀念上，精英階層皆對草根運動充滿驚懼和鄙視。比如，知識份子對法輪功的整體冷漠，既有懦弱的原因，也有歷史聯想的作用－－太平天國、白蓮教和義和團等底層造反，就被當時的儒士們稱為「邪教運動」。
三、毛式極權制度留下的最大遺毒之一，就是人與人之間、各階層之間的分散化原子化的狀態，個體之間的相互孤立必然造成冷漠麻木和背信棄義，並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畸形市場的條件下，直接轉變為惟利是圖和不擇手段的厚黑哲學，導致整體性的道義真空和良知萎縮，自私到冷酷的搭便車心理便通行無阻。不僅作為個體的人與人之間嫻熟於「各家自掃門前雪」的處世術，而且各單位之間、各階層之間也處在「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狀態。城鎮職工對農民受到長期的制度歧視，不僅無動於衷，而且生怕農民進城來分享城裡人的特權優惠；而農民進城打工所受到的種種制度歧視和城裡人的白眼，使之對城裡人懷有既慕又恨的扭曲心理；同時，對毛時代的知識份子和資本家及小商販被長期專政的處境，工農大眾非但從來沒有給予過應有同情，反而是毛澤東迫害知識份子和有產者的馬前卒。於是，政權本身對社會各階層的制度區隔和各階層之間在意識上的自我區隔，共同造就了民間維權的分裂狀態：不僅每一階層、每一群體大都只侷限於眼前利益的訴求，缺乏更具普遍性號召力的道義支撐，而且也只能侷限於各自為戰的分散狀態，難以得到其他階層的公開支援。
改革前工人階級的優惠待遇和其他階層的倍受歧視，改革後知識界及私營業主的受益和工人階級的受損，兩種不公正的根源主要是一黨獨裁的不公正體制，源於民眾沒有真正能夠保持做人尊嚴和保護自己正當利益的政治權利。兩大群體本來應該對制度弊端具有高度共識，其權益訴求也應該和道義正當性高度一致：為了消除制度性歧視和爭取對每個人都性命攸關的平等權利－－政治的和社會的－－而共同奮鬥。
然而，當下中國，利益至上的經濟人理性大行其道，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理性，已經墮落為惟利是圖和不擇手段的自私，人們只是短視地計算公開維權的成本和收益，為了眼下的既得利益而躲避承擔風險的責任，從而瓦解了民眾的共同命運感和道騫彩丁Ｃ扛鋈嘶蠣懇蝗禾褰源幼隕淼募鵲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