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話，百年之後又一場「新政」讓我們看見的魄力，不過是獨裁者的魄力。一部分大陸知識份子和海外觀察家們在盲目寄望於新的雙頭政治，在為SARS危機和孫志剛案件中民間議政和政府妥協的所謂良性互動而短暫亢奮，以及在夢想「把紅地毯鋪往中南海」之後，真實的現實開始突兀出來，這個現實就是：我們在胸無大志的江澤民時代挨過了十三年政治僵局，然後最可能的不是遇上了一個更有魄力的改革者，而是遇上了一個更有魄力的獨裁者。
讓我們看看最近大陸人權與言論狀況的迅速惡化：
1、在中共三中全會討論修憲建議的前後，封殺與修憲和憲政討論有關的網站、論壇。大陸民間自由主義網站幾乎全軍覆沒。中共更下令不許媒體討論、報導修憲話題。這一對公共言論的禁錮達到了49年之後的一個高峰。在君主制時代，連帝位的繼承尚且不能被完全視為帝王的家事，而允許適當的公開討論。清末立憲改革中，上海等江浙商會和民間團體就曾公開上書討論帝位繼承人問題。而到了今日，獨裁者修改被視為天下之公器的憲法，卻不允許老百姓議論。此等拙拙怪事，使「共和」二字污面蒙垢，形同虛設。難怪中共連一部《走向共和》的電視劇都要下令禁播，在獨裁者面前提「共和」，就像在婊子面前談貞操。這樣修出來的憲法絕不是民權的保護神，更不是什麼制衡國家權力的母法，這樣的憲法不過是獨裁者包下的二奶。
2、何德普、歐陽懿、羅永忠、鄭恩寵、一個個因言獲罪的政治案件一個月以來令人應接不暇。隨著民間言論自發的開放程度，官方對「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入罪底線越放越低，從「採取造謠、污蔑或其他手段」的界定上迅速後撤。何德普、歐陽懿二人以中國民主黨黨員的身份發表言論，尚且涉及中共長期以來自行掌握的「組織化」的入罪界限。但從何案的庭審看，卻並未直接以他的黨員身份構罪，而是以他發表的文章內容為證據，這就直接將單獨的言論視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行為，這意味著對個人言論的內容進行實質審查，也就等於徹底取消了言論自由。羅永忠因在網際網路發表言論於6月被拘捕後，被迅速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他未參與任何組織化活動，也無任何組織化身份。這個案子是非常徹底的因言獲罪，對文章內容進行實質審查的定罪特徵更加凸顯。
3、最近，上海十幾位前往北京的上訪者被公然拘捕，這意味著上訪制度的徹底破產。上訪制度本身就意味著司法制度的無能和部分的破產，以行政化的上訪制度來彌補司法制度的不足，這本來就是一個專制社會最滑稽可笑的事情。但容許上訪畢竟具有一種釋放社會政治壓力的意義，但現在鑒於天安門廣場已經成為中共統治的「性敏感地帶」，警方公然拘捕上訪者，禁止所謂「越級上訪」，這已經將一個專制政權的無賴性質暴露無遺。拘捕上訪者的那一刻，就是中共政權撕破臉皮、以赤裸裸的流氓暴力維繫特權的、最無恥的一刻。緊接著，被拆遷上訪戶維權的上海律師鄭恩寵，因向海外人權組織郵寄國內公開資料而以泄露國家機密的罪名被判刑。這是對言論自由和通訊自由的進一步打擊，也使上海成為一切以國際都市自居的城市中最無恥的、最野蠻的一個。
再接著，就是獨立作家杜導斌在三天前被湖北孝感地區警方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拘捕。我在今天早上得知了這個令人震驚卻又在意料之中的消息，下午和杜兄的妻子聯繫，她告知警方至今不允許她去會見丈夫，同時杜兄的律師會見當事人的請求也被拒絕了。當我第一次打通杜兄家中電話時，他年幼的兒子異常平靜的告訴我，「我爸爸已經被抓了」。那種平靜的語氣使我震動，我從他的話裡相信他瞭解他的父親是為什麼被抓的，他心中也一定知道他的父親正義而無辜。因此小孩子的話裡絕沒有羞恥感，沒有獨裁者面對民間言論時那種內心的緊張和慌亂。正是那種緊張與慌亂讓獨裁者手足無措，讓專制的國家機器盲目而愚蠢的轉動。我因此更願意相信當局最近的一系列高壓舉動，並非出於什麼魄力，而僅僅是面對合法性危機與壓力的神經質的失態。
統治崩潰的一種前兆就是歇斯底里。
漫長的十三年，錢袋裡掙下了半壁江山的羊群必將再次覺醒，再次萌生呼籲政治改革、突破言論禁錮的熱情。這熱情在今年的SARS危機、孫志剛案件和香港反二十一條大遊行這三大標誌性事件中，以及在中共雙頭體制帶來的想像空間下開始明顯升溫。部分的倚重網際網路，大陸逐步出現了一個「民間議政」的浪潮和作家群體，出現了一個圍繞憲政轉型和修憲討論的公共空間。杜導斌先生無疑就是這個民間議政群體中一位突出的代表人物。一些人善意的以為這種局面會與當局的改革派形成一種互動，會有助於中共黨內的改革派在決策中取得更大的權重。這種看法顯然忽視了一個尖銳的事實，那就是從1989年之後到現在，中共決策層中從來就沒有形成什麼政治上的「改革派」。這種看法也過分誇大了中共黨內的利益分化和派係爭鬥可能在政治上帶來的契機。
贏弱的羊也許不再是羊，但狼卻依然是狼。這應該是一個最基本的清醒判斷，無論是七匹狼還是九匹狼，無論老猴王還是新猴王，面對被宰制的羊群，它們的共同底線和反民主反憲政的基本立場是沒有差異的。大陸的憲政民主之路，絕沒有良性互動這回事，沒有來自廟堂的秋波可言。中共如果要變，一定是來自民間、來自黨內外、國內外的壓力到達了某個臨界點。在此之前，民間的每一次壓力、每一次發言和每一次維權，都將被獨裁者視為必須扼殺在萌芽狀態的不可容忍的對立面。大陸的政治命運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只有反覆的萌動和反覆的打壓，沒有暗通款曲，也沒有改革派的倒戈相向。就在前一週，我在北京和朋友談論起未來的政治轉型，說千萬不要有「烈士」，不要有英雄。不要有再一次的仇恨和對抗，不要在這個民族一百年的戾氣和上下之間的怨恨上再去添加化不掉的悲情和怨懟。大陸爭取民權與民主的過程，應該是一個爭取和解的過程。然而這樣的對話剛過去一週，我卻接連看到了至少三起因言獲罪的良心犯案件（羅永忠、鄭恩寵和杜導斌）。
一場沒有烈士的憲政民主轉型是可以期待的嗎？令人悲觀的看法是專制的統治者總是愚不可及。共產黨」其實是一個虛擬的主體，在專制者的決策中，根本沒有共產黨這回事。有的只是一個個狡猾無比但卻鼠目寸光的理性動物，他們維持特權與自身安全的「理性」，最終導致共產黨這個概念在整體上的非理性和神經質。他們一次次徒勞無功的打壓民間的聲音，一次次製造烈士和怨恨，就等於一次次為今後撕開更大的裂縫。他們掩蓋昨天的真相就等於拒絕明天的和解。
所以真正的問題是，如果他們真的願意打，我們是否願意去挨？良性互動是一廂情願的，大陸的憲政民主最大的可能是壓力施變，危機轉型。在變故來到之前我們爭自由，在變故來到之後我們爭民主。爭自由是一場民權與憲政的運動，爭民主是一場民主與政治的運動。杜導斌、鄭恩寵等人，是因為爭民權而入獄的，不是因為爭民主而入獄的。這一點非常重要，大陸民間社會在近年網際網路時代的權利覺醒，其基本的傾向是從89年整體性的民主運動方式退回到個案性的民權運動方式。我和杜導斌先生一樣也通過海外媒介發表政論，如果說我們這樣的發言者是某種「民運人士」，我們是希望呼籲民權運動的人士，而不是呼籲民主運動的人士。一場自發的、分散的和漸進的民權運動，它的的中心內容只有兩點，一是針對個案的維權，二是堅持拓展言論自由。
但中共最近的打壓傾向表明，它的底線也開始從防止民主運動退到了打壓民權運動上。這一退步的代價是沈重的，這將使它的道義資源迅速的消耗殆盡。在這場勢必長期持續的爭取和打壓民權的拉鋸戰中，自由與民權的訴求將圍繞一個個案件而展開，而扎根，而逐步獲得民眾的低調但有力的支持。爭自由的民權運動，是一種法治主義的展開方式，對這一方式的任何打擊都將使極權體制遭受同等份量的道義上的打擊。因此自由主義的民權運動，打的就是一場消耗戰，消耗極權體制殘存的合法性資源，同時積累民間的和自由民主的道義資源，並法治主義的方式下保留未來政治和解的可能性。
這樣一種爭民權的道路是溫和但是堅決的。因為它不需要訴諸任何崇高和整體性的價值和政治理想，它僅僅出自一個公民捍衛個人自由的秉性。今天發生在杜兄身上的，明天就可能發生在我身上。消除這種恐懼的方法只有兩個，一是閉嘴，二是為身陷囹圄的杜兄的權利而抗爭。我關注杜導斌先生，只因為我還想說話，我還不想閉嘴。杜兄迄今為止以一位作家的身份參與的所有維護民權的舉動，無非是發表政論和參與簽名活動。他的幾乎所有言論我都讀過，我不認為裡面有任何超過了最起碼的言論及表達自由範圍的論述。如果說他的言論本身構成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就是無稽和無恥之談。我和杜兄一起參與過許多簽名信。今年初，我們並一道發起了關於劉荻案致兩會代表的公開信，公開徵集到700餘人的簽名。這份信的文本是我定稿的，它針對一個明顯違法羈押的個案。我也不絕認為擬訂和發動公開的簽名信超過了言論及表達自由的邊界。
我強烈抗議湖北孝感地區警方拘捕杜先生的像狗熊一樣愚蠢而錯誤木俁(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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