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胡錦濤剛接任中共總書記，首先就到了西柏坡考察，做出了重溫了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講話的姿態，指出要堅持發揚艱苦奮鬥作風云云。他還走訪了西柏坡當地的一些農戶－－當今的弱勢群體。
今年10月，胡錦濤還參觀了毛澤東故居，並向毛澤東塑像獻花。而他當時顯示的親民姿態是：不安排任何戒嚴措施。
同時，溫家寶總理也有類似的「朝聖」和「訪貧問苦」親民活動。
甚至 ，在基層，在困苦無助謀生艱難的東北下崗工人的遊行隊伍中，也有人舉起了毛澤東像作為「均貧富，反腐敗」訴求的旗幟和保護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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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們也注意到，在薩斯危機期間，胡溫等曾一度開放資訊流通，摒棄了導致疫情大面積擴散的中共的封鎖信息傳統。
人們也留意到，不久前，胡錦濤應邀在澳大利亞國會演說：曾以長篇幅演詞推銷「中國式民主」，指出，民主是全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各國應切實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等等。信誓旦旦聲稱，中國今後將繼續根據中國國情，積極穩妥推行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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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行動，象徵什麼，傳達出了什麼信息？
要評估這些行動的涵義，離不開近一年來中國政治的基本背景。簡要地說，無論北京當局在公開言說裡承認與否，事實上，中國的歷史流程又進入了一個分岔點時期。
某種意義上，這種時期賦有某種探索性的政治試驗特徵，具有某種微妙性和不確定性。不必諱言，這也是中國的一個歷史性契機。
不過，筆者在這裡強調的是，國人需要特別警惕的是中國再次進入某種週期性的循環，掉進這種「兩極化線性政治擺動」的陷阱。
何謂「兩極化線性政治擺動」？
回顧毛時代之後這二十多年來的歷史，人們發現，中國，確切說是中共，在其政治流程中已經確立了兩個基本的極點：毛與鄧。
這就是說，毛的政治遺產和鄧的政治遺產，已經成了中共政治走向的兩個基本參考系。中共領袖，甚至不少中國人，他們的視野已經完全被這中共的左、右傳統的兩極的框架所框限住了。
二十多年來，人們看到，當毛的極左路線導致天怒人怨，經濟蕭條，走入死胡同時，鄧路線即應運而生，起而糾偏。當鄧路線「與時俱進」，導致權力尋租，權錢交易，社會不公，貪腐氾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弱勢階層生計艱難，掙扎於貧困線邊緣時，人們的政治想像力使之只能回溯到毛澤東，又懷念起毛時代的平均化和清貧極權，擺向了毛的民粹主義，並把毛的左傾路線抹上一層理想色彩。如此，反覆循環，左右震盪。
他們似乎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可能存在既能保障大家權利的平等，又能獲得經濟繁榮發達的、完全另類的生存方式、制度形態？
典型者，莫過於江澤民。他的全部政治運作，無非就是像牆頭草，投機於毛鄧這兩極之間。六四之後，他復辟回毛，大反和平演變，咬牙切齒髮誓要使個體戶、私人企業者家破人亡；鄧南巡後，他驚魄稍定，搖身一變，立即轉而委身於鄧，後來甚至要拉資本家入黨。 他們的政治運動軌跡，侷限在一條血紅與粉紅之間的直線色譜上，他自己，則是一個單調地在深赤和淡紅的線性軌道上左右滑動的木偶，根本不知還有黃綠青藍紫五色斑斕的天外天。事實一再表明，北京當局視野狹窄，想像力貧乏，完全不瞭解在中共的左、右光譜線條之外，別有洞天－－－－廣袤的平面，當然，對於這一大平面之外存在的愈加深邃的立體空間，則更是茫然而不甚了了。
問題並不出在智力貧弱上，其實，也不完全由於政治想像力的貧乏。問題出在建黨八十多年來中共話語系統對其成員思維的超強形塑，出在建政五十多年來中共利益集團因壟斷權力獲得的巨大利益對其政治視野的強制縮減。簡言之，為了滿足其「黨內的合法性」，他們自覺地閉目塞聽，自覺地剪除任何「越線」的政治想像力，而總是僅僅滿足於搖擺於毛、鄧之間了。至於另一種「合法性」－－「保障國人權利、滿足國人福祉」－－的「黨外的合法性」，對不起，只好靠邊站了。
這就造成了當代中國政治的兩極線性鐘擺。
是否能超越這種「兩極化線性政治擺動」，是關係中國下一步走向的關鍵。
作為新當局的胡溫，為了開出自己的政治時代，為了使其施政能夠烙上自己的印記，他們竭力顯示自己與江的區別，以彰顯「胡時代」的來臨並非「江時代」的繼續。這裡良苦的用心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鼓勵的。
問題是，如果固守中共的「黨內的合法性」，堅持在那條「從深紅過渡到淺紅的線性軌道」上跳舞，則他們的希望是渺茫的。因為在實際上，那上面已經沒有給他們留下表演的位置了。毛、鄧、江已經把那條線填滿了。
人們可以推想，這也是胡的「維憲」說、改變對北韓方針…..等政策出臺的心理背景。胡溫也不是不知道，他們要想開出自己的時代，就必須把鄧氏的「改革、開放」政策擴展和深化到政治領域，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全面深入的融入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並最終公開放棄馬列毛的意識形態。
問題是他們有足夠力量抗拒「黨內的合法性」這一緊箍咒對他們的壓力嗎？對此，筆者持高度懷疑的態度。
事實上，從前述的他們的政治「朝聖」看，說明他們很難超越「兩極化線性政治擺動」。
從最近對媒體的超強控制看，從網路作家杜導斌先生昨日被拘押的最新進展看，他們也並未逃出一般規律，即，並未逃出共產政權權力轉移時期的「左轉」機制。該「機制」已是普遍規律，它闡明，在轉移權力的此種微妙權爭時期，因為沒有了一言九鼎的最高權威為「黨的利益」作現實實用的決策，各位權力「備胎」為防政治對手抓住把柄，都紛紛表態忠於意識形態原則，向「左」靠。這是微妙時期的防身求穩安全之道。因此，它導致短期內出現「左轉」現象。
於是，杜導斌先生等人很可能成了這一「左轉」規律的祭品。
鑒於上述分析，筆者認為，短期內，中國在外觀上不會有戲劇性變化，然而，由於「皇帝新衣」式的意識形態導致的深層內部危機，中國實際上已進入一段不確定的時期。考察中國的總體國際環境，不難發現，它已經沒有太多.選擇空間和時間了。為中國，也為他們自己，胡溫的出路都在超越毛、鄧的視野，跨出融入文明人類的關鍵的一步。
歷史給北京最高當局提供的教訓是，視野狹窄的兩極搖擺的政治平衡術，也許會一時得逞，但最終卻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政治投機者雖然常常左右逢源，八方得「糖」，但是，卻不可能長留在歷史上。他們只是歷史的匆匆過客。只有那些堅守人類基本價值的政治家，才真正經得起歷史的長期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