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3-10-31 14:14:00作者：作者：任不寐
驚聞網路自由作家杜導斌先生被捕，深感震驚和不安！
2003 年10月31早上起來，在「不寐思想論壇」上看到劉曉波先生的文章：「湖北省孝感地區應城市公安局逮捕杜導斌」。開始我還有些疑惑，但顯然，又「一位網友失蹤」了。湖北省警察當局告知家屬，杜導斌「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瞭解中國現實的人們都清楚，這一罪名對當事人意味著甚麼。杜導斌上有年邁的雙親，下又未冠之童，面對這一慘禍，杜導斌的妻子黃春榮扣問世界：「我該怎麼辦？！」
這個問題應該撞擊每一位中國人的心靈，所有的丈夫和妻子。
這些年來，我探望過江祺生的妻子章虹，也見過楊子立的夫人路坤……今天，我又「看見」了杜導斌的妻子黃春榮──每次我都把自己的痛苦和悲傷藏在心裏，我想我沒有資格同情她們。每次我都覺得自己有罪，彷彿不是警察而是我應該對這種悲劇承擔責任。我常常想起自己的妻子和一雙小女兒，儘管三年的漫長時光裡我們無法相聚，但她們畢竟再也不會被中國警察恐嚇了。我想起在一次搜家中妻子藏起《災變論》時那種驚恐不安的表情。所以我相信我能理解「自由撰稿人」的妻子的痛苦。當警察在樓道裡用皮靴敲擊地面的時候，當他們的丈夫被警察帶走而毫無消息的時候，當她們的丈夫被宣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時候，這些女人，普普通通的想過平常生活的女人，母親和妻子，被置於一種局外人無法理解的恐懼、孤獨、絕望和痛苦之中，原因僅僅是因為他們的丈夫希望在一個不允許自由說話的國家裡誠實地發表意見。
毫無疑問，這個「國家」因自己的自私和野蠻繼續肆無忌憚地製造著妻離子散的人間悲劇，然而令人難堪的是，它還宣稱自己竟然還是「先進文化的代表者」。就在杜導斌被捕的消息在網上公布的當天，官方網站還公布了這樣一條「新政喜訊」：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賈春旺表示，十六屆三中全會建議在憲法中增加「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規定（中新網10月30日）。我不知道，黃春榮們在看到這樣的消息時回想些甚麼呢？中南海的「代表們」也有妻兒老小嗎？
李思怡慘案以來，我幾乎是看著自己的文字一天天變得「不寬容」並具有「對抗性」的。在我對「國家」感到憤怒的同時，我對體制內知識份子關於「新政」和「保守主義」的移情感到不安。願上帝寬恕我，我無意在在批判知識精英的「道德低姿態」（實際上就是生存策略）的時候顯示自己的「道德高姿態」，我只是希望：面對「我該怎麼辦」這種追問的時候，宣稱自己反對極權主義的罪惡的人們，應該意識到自己的「道德低姿態」是多麼的不誠實，不人道。我很遺憾我的批評導致了我與「知識界」的「決裂」，這些文字沒有使「朋友們」有罪惡感，反而讓「自由主義」有了「憤怒感」。
「我們分工不同」，我不能用這句話來答覆「我該怎麼辦？」這句追問。事實上我該把這個問題變成我自己的問題：面對每天發生的因言獲罪的人權悲劇，「我該怎麼辦？」讓正在行凶的國家住手，我們就不能沉默。我盼望也願意參與一場持續和有力量的針對杜導斌等因言獲罪作家的和平救助運動和抗議行動。
2003年10月31日星期五
2003 年10月31早上起來，在「不寐思想論壇」上看到劉曉波先生的文章：「湖北省孝感地區應城市公安局逮捕杜導斌」。開始我還有些疑惑，但顯然，又「一位網友失蹤」了。湖北省警察當局告知家屬，杜導斌「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瞭解中國現實的人們都清楚，這一罪名對當事人意味著甚麼。杜導斌上有年邁的雙親，下又未冠之童，面對這一慘禍，杜導斌的妻子黃春榮扣問世界：「我該怎麼辦？！」
這個問題應該撞擊每一位中國人的心靈，所有的丈夫和妻子。
這些年來，我探望過江祺生的妻子章虹，也見過楊子立的夫人路坤……今天，我又「看見」了杜導斌的妻子黃春榮──每次我都把自己的痛苦和悲傷藏在心裏，我想我沒有資格同情她們。每次我都覺得自己有罪，彷彿不是警察而是我應該對這種悲劇承擔責任。我常常想起自己的妻子和一雙小女兒，儘管三年的漫長時光裡我們無法相聚，但她們畢竟再也不會被中國警察恐嚇了。我想起在一次搜家中妻子藏起《災變論》時那種驚恐不安的表情。所以我相信我能理解「自由撰稿人」的妻子的痛苦。當警察在樓道裡用皮靴敲擊地面的時候，當他們的丈夫被警察帶走而毫無消息的時候，當她們的丈夫被宣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時候，這些女人，普普通通的想過平常生活的女人，母親和妻子，被置於一種局外人無法理解的恐懼、孤獨、絕望和痛苦之中，原因僅僅是因為他們的丈夫希望在一個不允許自由說話的國家裡誠實地發表意見。
毫無疑問，這個「國家」因自己的自私和野蠻繼續肆無忌憚地製造著妻離子散的人間悲劇，然而令人難堪的是，它還宣稱自己竟然還是「先進文化的代表者」。就在杜導斌被捕的消息在網上公布的當天，官方網站還公布了這樣一條「新政喜訊」：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賈春旺表示，十六屆三中全會建議在憲法中增加「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規定（中新網10月30日）。我不知道，黃春榮們在看到這樣的消息時回想些甚麼呢？中南海的「代表們」也有妻兒老小嗎？
李思怡慘案以來，我幾乎是看著自己的文字一天天變得「不寬容」並具有「對抗性」的。在我對「國家」感到憤怒的同時，我對體制內知識份子關於「新政」和「保守主義」的移情感到不安。願上帝寬恕我，我無意在在批判知識精英的「道德低姿態」（實際上就是生存策略）的時候顯示自己的「道德高姿態」，我只是希望：面對「我該怎麼辦」這種追問的時候，宣稱自己反對極權主義的罪惡的人們，應該意識到自己的「道德低姿態」是多麼的不誠實，不人道。我很遺憾我的批評導致了我與「知識界」的「決裂」，這些文字沒有使「朋友們」有罪惡感，反而讓「自由主義」有了「憤怒感」。
「我們分工不同」，我不能用這句話來答覆「我該怎麼辦？」這句追問。事實上我該把這個問題變成我自己的問題：面對每天發生的因言獲罪的人權悲劇，「我該怎麼辦？」讓正在行凶的國家住手，我們就不能沉默。我盼望也願意參與一場持續和有力量的針對杜導斌等因言獲罪作家的和平救助運動和抗議行動。
2003年10月31日星期五
(轉自：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