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3-10-29 07:42:00作者：北靖
科羅拉多的秋天是美麗的，湛藍天空中的雲白使你的內心無法有絲毫雜念。在黃昏的天際，夕陽總會給遠山的頂峰塗上一層淡淡的絳紅色彩，如同一個清醇少女無意識的淺淺的微笑。
美國很注重生態環境的保護。經過數十年對環境的綜合治理，早期工業化所造成的環境污染、生態平衡的破壞等後遺症，基本上得到了醫治。「綠色和平組織」已經把自己活動的範圍逐步擴大到了全球，這些執著於公益事業的自願的獻身者總是面帶微笑、態度誠懇地告戒人們：「人類和動物只有一個地球，失去綠色的保護屏障，人類和動物都會變成一堆活化石。」他們不善於說教，總是樂於和你傾心交談；當俄羅斯在公海海域傾倒核廢料時，他們立刻乘船前往，進行頑強的、不妥協的抗議，直至最後達成相關的協議。
在這裡，一個人跡罕至的地方，一個桃源明所描繪的「室外桃園」的地方，卻有一個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研究機構，主要是對超導材料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併進行技術攻關。領導這裡的超導實驗室的，是一個52歲的中國科學家王XX，他原來在上海的一個研究所工作，1998年全家移民美國，現在是美國永久居民，年薪20萬美元的高級研究員。
和他是在華盛頓認識的，雖然我是搞原子能工程的，但彼此還是很快找到了共同話題，成了忘年之交。當時他驚訝我的年輕，感時傷懷的苦笑著說自己已經老了卻成了異國公民。當話題到了為什麼出國時，我們都沉默了。
夏天過去了。秋天，應這位前輩的邀請，我獨自來到了科羅拉多他工作、生活的地方。
他居住的是典型的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那種居室：兩層的建築格式，一層是主客廳、工作間、健身房、衛生間和廚房，二樓是家庭成員的臥室並兼帶一個很大的陽臺；在院子裡還有停車房。在美國，似乎沒有人會在意這些。人們關心的不是你住多大的房子，你有多少存款，並把這些作為評價你成敗與否的標誌；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是：你如何才能獲得社會的尊重，享受自由，保持健全的人格。雖然美國是一個商業社會，但人們更尊重的是有首創精神的人，美國人常說：「不要總是去買賣別人製造的東西，重要的是自己發明創造的東西。沒有自己的創造發明，有一天我們就會變成完全依賴他人的乞丐。」這好像印證了一種流行的說法：美國人善於創造，日本人善於模仿，德國人善於從哲學的角度去分析研究然後創造出驚人的「日耳曼式的精密複雜的系統」；而中國人，更樂於坐享其成。
使我驚奇的是，走進他的家好像回到了中國：客廳的正面牆上掛著齊白石畫的靈性十足的蝦，高級音響播放的是《牧童》的笛子獨奏曲。置身在這種氣氛中，我感到眼睛有些微微發澀。遠在海外的人，也許都有這樣的感受：不管在國內有多少牢騷不滿，但一但離開了，無論在哪裡，想起那片土地心就會抽緊發顫。
這次的話題再次說到為什麼出國時，老王遲疑了一下，便激憤地講述了起來：
我原來在上海某研究所從事新興科學超導材料的研究工作，因為受到不公平、不合理的待遇，所以憤而出國。小老弟，你也知道，我現在領導的是一個美國超導實驗室。
我原來所在的那個研究所，設備、條件等方面還說得過去，雖然技術指標比美國落後，但也不是「一窮二白」根本不具備科學研究的物質基礎。可是那裡的人際關係複雜極了，糟糕透了。別看大家都是知識份子，照樣拉幫結派，明爭暗鬥。有些人說是學者、科學家，還不如說是政客。說他們在搞學術，不如說他們在搞權術。我剛從外單位調到這個研究所的時候，還不知深淺，一腳踩下去，不知道得罪了哪方尊神。知識份子嘛，總是一付虛偽的面孔，「喜怒不形於色」，平常見面笑容可掬，轉過臉就給你下套子，可我還以為大家對我不錯，自己人緣不錯。沒想到背後竟有人神不知鬼不覺地向我桶刀子。而且無影刀，讓你感到痛卻看不見也摸不清。
我插話道：這有點像金庸小說中那些善於暗算人的小人，最常用的方法是暗器和下毒。
老王說：你這個例子很生動很貼切。
他接著講道：
有一次，我接到邀請到外地參加一個學術會議。這個會有外國專家作報告，不用花外匯出國就能進行國際間的學術交流，是一次極好的學習機會。可我拿著對方的邀請函向研究室主任請假時，他竟然不同意，「理由」還冠冕堂皇：「現在經費緊張，壓縮行政性開支。有些會能不參加就不參加吧！」
這次會議沒能參加，我失去了一次和國內外同行交流的機會。我的研究課題是：為什麼超導陶瓷一類的新物質會超出人們已經掌握的常識在高溫時成為超導狀態。這是需要一筆經費的。預算早報上去了，可是一拖再拖，過了好幾個月也沒有下落。後來一打聽，才知道又被室主任「壓縮」掉了。這使我很生氣，就和室主任頂了幾句嘴。
事後，研究室的副主任把我請到了他家裡，對我表示出非常關心和同情的態度。他一面給我斟酒，一面對我說：「XX呀，你還蒙在鼓裡呢！那是老X背後盡給你小鞋穿，他是有名的武大郎，容不得別人比他個子高。」
「為什麼？我又不想當官，和他有什麼利害衝突？」
「咳，這你還不明白！你調來的時候不是先找的我嗎？武大郎認為你不是他的胞弟武松，而是我的人，也就是他的冤家對頭西門慶了。」
「莫名其妙！」雖然副所長講話就像黑社會老大，但我還是耐著性子聽著。
「為你的事，我和武大郎爭了好幾次了。」
其實，我聽人說起過，正副主任在文革年代是互相對立的兩派，學術觀點也不一致。說實在的，對這種拜佔廷式的勾心鬥角我天生就很反感。但我希望副主任能幫幫忙，把經費批下來。
「這個嘛，還得等等。」副主任呷了一口酒，一付歪瓜裂棗的為難相。「所裡不久就要調整領導班子了。在這之前，怕是什麼事也辦不了。現在的所領導不過是一個過度班子，臨時內閣。給他們說了也不頂用。以後我一定幫你說說。」
我相信了副主任的話，對他的關懷由衷地表示感謝。
過了一段時間，所領導班子果然重新調整了。民意測驗時我投了副主任一票。結果副主任當選了，而作為「平衡」，室主任當了學術委員會的主任。這樣的安排，不過是打著「民意測驗」的上級內定。
我是遠離官場的人。我的全部精力都用在課題研究上了，已經發表了許多論文。其中一篇被美國一家權威刊物轉載，受到了業內人士的高度評價。
你可以遠離官場，但無法離開學術職稱。中國的知識份子，幾乎人人都是沿著實習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的階梯拚命往上爬著。越往上越困難，因為工資總數額的限制，數學支撐呈上尖下大的金子塔形。高居塔尖的，往往不是純粹的學者、科學家，而是有官場背景有披著學術外衣的人。
我插話道：這好像是中國的特色。國內總是強調待遇留人，感情留人，其實更多的是官位籠絡人，權力腐蝕人。官場作為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結合點，已經成了評價一個人成敗的唯一標準。其實，留人最根本的辦法，是公正留人，廉潔留人。沒有這個，我看連像樣的狗都留不住，何況是人了！
老王說：問題就在這裡！一個國家不怕你窮，就怕你沒有公正廉潔，沒有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整個國家的資源都圍繞著官場虛耗，前景是很令人擔憂的！我去德國的時候，聽那裡的同行給我講過這樣的往事：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剛戰敗的時候，在冒著煙的廢墟和瓦礫中，德國人依然自信沉著地行走著，沒有絲毫的沮喪；在一個殘垣斷臂的屋子裡，一個德國女教師依然像平常一樣給孩子們上課，每個孩子手裡都舉著蠟燭以照亮四周，其中一個孩子在老師的指導下，高聲的朗誦著歌德的詩－－
遼闊的世界，宏偉的人生；
常年累月，真誠勤奮；
週而復始，卻從不停頓。
繼承傳統，又樂於創新
啊，這樣又能前進一程！
當時美國的一個觀察團看到這個情景時，震驚的說不出話來。他們一致認為，這是一個極其堅強、真誠又充滿創造性的民族，很快就會從戰爭的廢墟中重新站立起來的。德國戰後幾十年的發展，也確實證明了這一點。
老王又繼續訴說著他為什麼出國的原因：
我的職稱是助理研究員。按照我的實際水平和研究成果，理應評為副研究員。但是，第一次沒有我。
我沒有像有些人那樣大吵大鬧或者暗中向學術委員會的專家們送禮行賄。學術職稱並不能完全反映一個人的學術水平。有些人的高級職稱其實是哭來的，鬧來的，行賄行來的，拉關係拉來的，濫竽充數，根本沒有真才實學。我瞧不起這個。何況，在我們研究所裡，比我資格老的人有的是。比如說老張是1965年畢業的大學生，因為性格耿直得罪了領導，職稱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就是這樣老資格的老張，第一次也沒有評上副高級職稱。
第二次還是沒有我，也沒有老張。我沒有替自己申辯，但替老王爭了幾句：「老張都是年過半百的人了，研究成果雖然不多，但那是歷史原因造成的。誰不想多出成果呀，你不讓人家搞嘛！過去不讓人家搞現在又嫌人家成果少，這難道合理嗎？」
所長和學術委員會主任都沒有表態，好像他們根本就沒有聽見我說了些我們似的，臉色也有些不大好看。
老張聽說我為他說了幾句好話，竟感動得緊緊拉住我的手，幾乎要流出眼淚來了。
「XX同志，謝謝你，謝謝你。我，我……」
「老張，別難過。」我趕緊安慰他道。「不就是說你成果少嗎？我們合作好不好？你有經驗我年富力強，還怕搞不出點東西來？」
「好！好！」老張激動的連連點頭。
我和老張通力合作，終於弄明白了這樣一個事實：物質中的磁性似乎總在超導上起著重要的物質作用。
一年一度的職稱評定工作，又在全所人員的關注下開始了。一陣緊鑼密鼓後，平定結果公布了。還是沒有我，也沒有老張，倒是兩個工作時間比我們短、沒有任何科研成果的兩個庸才評上了副研究員。究其原因，是由於那兩位都和學術委員會主任的私交甚好，主任本人得到過兩位家裡的各方面「關照」，說白了，他們都是一張網上的「黑蜘蛛」。
這一次，我無法再保持沉默了！
我直接跑到辦公室去找學術委員會主任，當面指出職稱評定的種種弊端。我是不會隱瞞自己的觀點的，我告訴主任說他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對我和老張不是歧視就是懷有偏見。
聽了我的話，這位主任沒有做任何自我批評，只是用他那雙陰森森的、總愛算計人的眼睛盯住我，眼皮也不眨一下。
我以同樣的方式盯著他。
這樣對峙了兩三分鐘，他終於堅持不住敗下陣去。慢慢合上了眼皮。
過了一會兒，他又睜開了眼皮，居然搖頭晃腦地這樣答覆我：「你和老張……呀，我不瞭解啊！怎麼評呢？」
他要乾脆什麼都不說，根本不作任何答覆，也許倒也罷了，我本來是打算提完意見就走人的。但他這麼一說，把我的怒火點燃了！我起身過去拉開辦公室的門，就是要讓全所都聽見我的聲音：「這就是你的理由嗎？什麼叫不瞭解？我們都在一個所裡，過去還在一個研究室裡，難道你真的不瞭解我們？你是幹什麼吃的？你不是藉機報復是什麼！」
主任被說的張口結舌，無言以對。這時門外走廊裡擠滿了看熱鬧的人，學術委員會主任臉孔紅漲的向豬肝。
「你，你！……」他氣急敗壞，不知道要說些什麼。
我當眾揭了他的老底：「你自稱是我們所的權威，可幾十年工夫就寫了那幾篇破論文，既無發明又無創造，連一本專著都沒有，居然當上了研究員、學術委員會主任。你純粹是個偽學者，偽君子，偽科學家！」
這樣大鬧了一通，全所都嚷嚷開了。這自然驚動了那位原來的室副主任現在的所長，他把我叫到辦公室去，責備道：「你呀，你呀！怎麼盡干蠢事！」
我已經平靜些了，所以說：「我承認，剛才是我態度不好。只是職稱評定的太不公正太不合理了。作為一所之長，你就不能說句公道話嗎？」
所長雙手一攤，說：「我嘛，也只有一票呀！」
「難道這次職稱評定真的是少數服從多數嗎？三歲的小孩也能看出來，這都是內定的。我不要求你幫什麼忙，更不要求特殊照顧。我只希望你能主持公道。」
「那當然是我的職責所在了。」所長似笑非笑，一臉圓滑地說：「老X分管職稱工作，我不好多加干預。」他頭朝前伸著繼續說：「你現在鬧事可真不是時候呀！你知道嗎，科研體制馬上就要進行改革了，儘管你的成果不少，可是都不能形成項目，產生不了什麼經濟效益。一但經費壓縮，要求自己創收，我們所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要分流，自己去人才市場找工作。你有這個本錢和領導頂嗎？不錯，上海現在工作不是很難找，可你想搞你的課題那是沒什麼希望了，就是去大學教書你條件也不夠啊。」
我看著所長，意識到被趕出研究所的危機正迫近著我。
「現在這個社會是講平衡的。」所長繼續「開導」著我：「你需要職稱首先得考慮別人需要什麼樣的回報。你的研究才能是很好的資本，可你就不知道善用。你搞研究總是和沒有利用價值的人合作，老張能給你副高級職稱嗎？如果你在這方面能謙虛些，找準合作對象，採取高姿態，評個副高算什麼呀！」
我好像聽出了他話中的弦外之音：那就是今後不與他「合作」搞課題，就得隨時走人。與他合作其實就是把我的研究成果算成他的，我只能排在後面。
「好了，你是我的人，我不會讓你總這麼受委屈的。」見我不說話，所長又微笑著說道。
「去**的！我怎麼會是你的人？我什麼時候成了你的人？我就是我自己！想搞課題容易呀，你是所長什麼課題申請不到？告訴你，你可以把我分流了，但我會和你把官司打到北京去！打到中南海去！我就不相信，全中國當官的都和你沾親帶故！」
我罵完也不管所長有什麼反映，轉身揚長而去。
因為這次職稱評定太不公平，太不合理，所裡大多數人都為我和老張抱不平。這件事情被反映到主管部門後，破格增加了一個副研究員的名額，並且指定把這個名額給我，原因是我的研究成果受到了美國有關方面的高度重視－－防止我會把科研成果帶出去。但是，我把這個名額讓給了老張。
遺憾的是老張由於命運坎坷，有加上這幾年在巨大的壓力中拚命工作，拼而不就，憋了一肚子氣，身體徹底垮了。住進醫院檢查，確診為肝癌，而且已經到了晚期。當我把副研究員的聘書送去的時候，他冷冷地看了一眼說：「我快要死了，才評上了副高。這大概是一種安慰吧？或者呢，是追認。……他們就愛搞這一套。唉，我要這個還有什麼用，在競聘中去排擠那些有真才實學但職稱不高的人嗎？」
「老張，別難過，千萬保重身體啊！」我忍著淚安慰老張。
「人至將死，其言也善。」老張深深地嘆了口氣，說：「你把這個職稱讓給我，就等於把自己的後路斷了。我已經聽說了，在機構改革的分流名單中有你，理由是你還是初級職稱。現在講究職稱結構，講究梯隊，你什麼都沾不上。」
「隨他們的便吧。」我苦笑著，感到實在太累了。
天氣本來就燥熱，病房裡通風不好，更讓人憋悶的難受。老張拉著我的手，關切地說：「我知道自己沒有幾天了，也沒有必要為自己考慮什麼。這幾天我倒是一直在想你的事情。老弟，犯不著和那些人鬥氣。憑你的學識和才能，以後一定會成為優秀的科學家的。在這裡，就是牛頓，就是愛因斯坦，也會被埋葬的！走吧，到國外去－－去施展你的才華，實現你的抱負。科學家唯一不能被剝奪的，就是自己的真誠和才華，所以科學家有權力選擇自己施展才華的地方！老弟……」
老張是含著眼淚對我說這番話的。
老張不久就去逝了。我參加完追悼會後，就趕上了所裡的競聘和「優化組合」；結果，沒有一個研究室肯要我……最後，我被「分流下崗」了。在這期間，也許是所長受到有關方面的旨意，找過我幾次，說回研究所也可以，但必須有合適的研究課題有合適的「合作」人。但是，這時我已經接到了美國方面邀請我講學的信函，對所長的鬼話沒有絲毫興趣了。我冷冷地拒絕了所長的要求，帶著愛人和孩子來到了美國……
老王講到這裡，好像嗓子被什麼東西塞住了，嘴微微地張開著，兩眼凝視著窗外。
我不知道該如何回應老王。他所說的事情，在國內我能深切地感覺到，但是在還沒有進入職稱大戰前，我已經脫離了那個環境，所以對他的真實講述還是感到有些陌生。
突然，老王頭轉向我，又開始激憤地說道：
我在這裡，已經沒有國內經常遇到甚至可以說必然會有的那樣一些複雜的人際關係的干擾。咱們都知道，美國人和美國人之間也有競爭，優勝劣汰；但我們中國人那種「窩裡斗」恰恰相反，斗的結果總是劣勝優汰，至少對我來說是如此。我一個中國的「下崗職工」，今天卻成了美國的高級研究員，這說明美國所重視的是與你實際能力相符合的東西：到底哪個環境反映了我做為一個人的真正的價值呢？
我決心報效美國，說句不愛國的話，我決心要在超導領域把中國遠遠地拋在後面！我要讓國內那些同行相形見絀！科學是無國界的，我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為全人類的幸福和未來服務。也許中國現在已經把我遺忘了，不過當我獲得成功的時候，中國會記起我的。那時候中國的報刊又會大張旗鼓地作秀，說什麼「美籍華人科學家某某如何如何」，並以此做為中國的榮耀。也許，這就是我對祖國唯一能給予了回報了。
我感到心情開始沈重了起來，忍不住說：我是搞原子能工程的，但我不希望在這個領域中國被遠遠地拋在後面。因為，中國的國家安全現在就這麼點優勢了。我擔心的倒是，不要連這點優勢也被一些昏官給糟蹋了！
老王看著我說：
小老弟，不瞞你說，我說這些話時心裏也非常難受。我是懷著強烈的愛國熱情說「不愛國」的話的。你知道嗎，我父母的墳依然在老家寧波。我知道，老人家的血肉和靈魂都和那片我們生活的土地融合在一起了，他們屬於那裡，是那片土地的開墾者和真正的主人。但是，我不知道你發現了沒有，在國內許多人是那麼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往往那些愛國主義談論的最多的人最不愛國！魯迅罵中國最多，可有比魯迅更愛中國的嗎？
我看著眼前的這位科學前輩，這位來自中國的「下崗職工」，開始逐漸地理解了他內心的悲苦和淒涼，理解了一個熱愛自己祖國的人也許在自己的祖國連飯碗都保不住！
當我起身告別的時候，他問我：「我還有個私人的事，不知道能不能煩勞你幫個忙？」
「沒問題，你說吧。」我爽快地答應道。
他說：「我短時間內無法回國了……我父母的墳有好幾年沒有拜祭了……你能不能代我為兩位老人磕個頭，說聲兒子不孝，再添把新土。」
「沒問題，你放心好了！」我說著，感到嗓子好像被什麼東西塞住了。
他跪了下去，對著我磕了三個頭。
我驚訝地說不出話來，急忙扶起老王。
「請把這三個頭，帶給我父母。」他說著，淚水從眼睛裡湧了出來。
我緊握著他的手，忍了很久的淚也湧了出來。
回國探親，我沒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離家很遠的寧波。按照老王畫的圖，我找到了他父母的墳墓，在墓碑前磕了六個頭－－除了老王，還有他溫柔體貼的上海妻子。接著，我又給老人上了香。最螅
美國很注重生態環境的保護。經過數十年對環境的綜合治理，早期工業化所造成的環境污染、生態平衡的破壞等後遺症，基本上得到了醫治。「綠色和平組織」已經把自己活動的範圍逐步擴大到了全球，這些執著於公益事業的自願的獻身者總是面帶微笑、態度誠懇地告戒人們：「人類和動物只有一個地球，失去綠色的保護屏障，人類和動物都會變成一堆活化石。」他們不善於說教，總是樂於和你傾心交談；當俄羅斯在公海海域傾倒核廢料時，他們立刻乘船前往，進行頑強的、不妥協的抗議，直至最後達成相關的協議。
在這裡，一個人跡罕至的地方，一個桃源明所描繪的「室外桃園」的地方，卻有一個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研究機構，主要是對超導材料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併進行技術攻關。領導這裡的超導實驗室的，是一個52歲的中國科學家王XX，他原來在上海的一個研究所工作，1998年全家移民美國，現在是美國永久居民，年薪20萬美元的高級研究員。
和他是在華盛頓認識的，雖然我是搞原子能工程的，但彼此還是很快找到了共同話題，成了忘年之交。當時他驚訝我的年輕，感時傷懷的苦笑著說自己已經老了卻成了異國公民。當話題到了為什麼出國時，我們都沉默了。
夏天過去了。秋天，應這位前輩的邀請，我獨自來到了科羅拉多他工作、生活的地方。
他居住的是典型的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那種居室：兩層的建築格式，一層是主客廳、工作間、健身房、衛生間和廚房，二樓是家庭成員的臥室並兼帶一個很大的陽臺；在院子裡還有停車房。在美國，似乎沒有人會在意這些。人們關心的不是你住多大的房子，你有多少存款，並把這些作為評價你成敗與否的標誌；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是：你如何才能獲得社會的尊重，享受自由，保持健全的人格。雖然美國是一個商業社會，但人們更尊重的是有首創精神的人，美國人常說：「不要總是去買賣別人製造的東西，重要的是自己發明創造的東西。沒有自己的創造發明，有一天我們就會變成完全依賴他人的乞丐。」這好像印證了一種流行的說法：美國人善於創造，日本人善於模仿，德國人善於從哲學的角度去分析研究然後創造出驚人的「日耳曼式的精密複雜的系統」；而中國人，更樂於坐享其成。
使我驚奇的是，走進他的家好像回到了中國：客廳的正面牆上掛著齊白石畫的靈性十足的蝦，高級音響播放的是《牧童》的笛子獨奏曲。置身在這種氣氛中，我感到眼睛有些微微發澀。遠在海外的人，也許都有這樣的感受：不管在國內有多少牢騷不滿，但一但離開了，無論在哪裡，想起那片土地心就會抽緊發顫。
這次的話題再次說到為什麼出國時，老王遲疑了一下，便激憤地講述了起來：
我原來在上海某研究所從事新興科學超導材料的研究工作，因為受到不公平、不合理的待遇，所以憤而出國。小老弟，你也知道，我現在領導的是一個美國超導實驗室。
我原來所在的那個研究所，設備、條件等方面還說得過去，雖然技術指標比美國落後，但也不是「一窮二白」根本不具備科學研究的物質基礎。可是那裡的人際關係複雜極了，糟糕透了。別看大家都是知識份子，照樣拉幫結派，明爭暗鬥。有些人說是學者、科學家，還不如說是政客。說他們在搞學術，不如說他們在搞權術。我剛從外單位調到這個研究所的時候，還不知深淺，一腳踩下去，不知道得罪了哪方尊神。知識份子嘛，總是一付虛偽的面孔，「喜怒不形於色」，平常見面笑容可掬，轉過臉就給你下套子，可我還以為大家對我不錯，自己人緣不錯。沒想到背後竟有人神不知鬼不覺地向我桶刀子。而且無影刀，讓你感到痛卻看不見也摸不清。
我插話道：這有點像金庸小說中那些善於暗算人的小人，最常用的方法是暗器和下毒。
老王說：你這個例子很生動很貼切。
他接著講道：
有一次，我接到邀請到外地參加一個學術會議。這個會有外國專家作報告，不用花外匯出國就能進行國際間的學術交流，是一次極好的學習機會。可我拿著對方的邀請函向研究室主任請假時，他竟然不同意，「理由」還冠冕堂皇：「現在經費緊張，壓縮行政性開支。有些會能不參加就不參加吧！」
這次會議沒能參加，我失去了一次和國內外同行交流的機會。我的研究課題是：為什麼超導陶瓷一類的新物質會超出人們已經掌握的常識在高溫時成為超導狀態。這是需要一筆經費的。預算早報上去了，可是一拖再拖，過了好幾個月也沒有下落。後來一打聽，才知道又被室主任「壓縮」掉了。這使我很生氣，就和室主任頂了幾句嘴。
事後，研究室的副主任把我請到了他家裡，對我表示出非常關心和同情的態度。他一面給我斟酒，一面對我說：「XX呀，你還蒙在鼓裡呢！那是老X背後盡給你小鞋穿，他是有名的武大郎，容不得別人比他個子高。」
「為什麼？我又不想當官，和他有什麼利害衝突？」
「咳，這你還不明白！你調來的時候不是先找的我嗎？武大郎認為你不是他的胞弟武松，而是我的人，也就是他的冤家對頭西門慶了。」
「莫名其妙！」雖然副所長講話就像黑社會老大，但我還是耐著性子聽著。
「為你的事，我和武大郎爭了好幾次了。」
其實，我聽人說起過，正副主任在文革年代是互相對立的兩派，學術觀點也不一致。說實在的，對這種拜佔廷式的勾心鬥角我天生就很反感。但我希望副主任能幫幫忙，把經費批下來。
「這個嘛，還得等等。」副主任呷了一口酒，一付歪瓜裂棗的為難相。「所裡不久就要調整領導班子了。在這之前，怕是什麼事也辦不了。現在的所領導不過是一個過度班子，臨時內閣。給他們說了也不頂用。以後我一定幫你說說。」
我相信了副主任的話，對他的關懷由衷地表示感謝。
過了一段時間，所領導班子果然重新調整了。民意測驗時我投了副主任一票。結果副主任當選了，而作為「平衡」，室主任當了學術委員會的主任。這樣的安排，不過是打著「民意測驗」的上級內定。
我是遠離官場的人。我的全部精力都用在課題研究上了，已經發表了許多論文。其中一篇被美國一家權威刊物轉載，受到了業內人士的高度評價。
你可以遠離官場，但無法離開學術職稱。中國的知識份子，幾乎人人都是沿著實習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的階梯拚命往上爬著。越往上越困難，因為工資總數額的限制，數學支撐呈上尖下大的金子塔形。高居塔尖的，往往不是純粹的學者、科學家，而是有官場背景有披著學術外衣的人。
我插話道：這好像是中國的特色。國內總是強調待遇留人，感情留人，其實更多的是官位籠絡人，權力腐蝕人。官場作為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結合點，已經成了評價一個人成敗的唯一標準。其實，留人最根本的辦法，是公正留人，廉潔留人。沒有這個，我看連像樣的狗都留不住，何況是人了！
老王說：問題就在這裡！一個國家不怕你窮，就怕你沒有公正廉潔，沒有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整個國家的資源都圍繞著官場虛耗，前景是很令人擔憂的！我去德國的時候，聽那裡的同行給我講過這樣的往事：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剛戰敗的時候，在冒著煙的廢墟和瓦礫中，德國人依然自信沉著地行走著，沒有絲毫的沮喪；在一個殘垣斷臂的屋子裡，一個德國女教師依然像平常一樣給孩子們上課，每個孩子手裡都舉著蠟燭以照亮四周，其中一個孩子在老師的指導下，高聲的朗誦著歌德的詩－－
遼闊的世界，宏偉的人生；
常年累月，真誠勤奮；
週而復始，卻從不停頓。
繼承傳統，又樂於創新
啊，這樣又能前進一程！
當時美國的一個觀察團看到這個情景時，震驚的說不出話來。他們一致認為，這是一個極其堅強、真誠又充滿創造性的民族，很快就會從戰爭的廢墟中重新站立起來的。德國戰後幾十年的發展，也確實證明了這一點。
老王又繼續訴說著他為什麼出國的原因：
我的職稱是助理研究員。按照我的實際水平和研究成果，理應評為副研究員。但是，第一次沒有我。
我沒有像有些人那樣大吵大鬧或者暗中向學術委員會的專家們送禮行賄。學術職稱並不能完全反映一個人的學術水平。有些人的高級職稱其實是哭來的，鬧來的，行賄行來的，拉關係拉來的，濫竽充數，根本沒有真才實學。我瞧不起這個。何況，在我們研究所裡，比我資格老的人有的是。比如說老張是1965年畢業的大學生，因為性格耿直得罪了領導，職稱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就是這樣老資格的老張，第一次也沒有評上副高級職稱。
第二次還是沒有我，也沒有老張。我沒有替自己申辯，但替老王爭了幾句：「老張都是年過半百的人了，研究成果雖然不多，但那是歷史原因造成的。誰不想多出成果呀，你不讓人家搞嘛！過去不讓人家搞現在又嫌人家成果少，這難道合理嗎？」
所長和學術委員會主任都沒有表態，好像他們根本就沒有聽見我說了些我們似的，臉色也有些不大好看。
老張聽說我為他說了幾句好話，竟感動得緊緊拉住我的手，幾乎要流出眼淚來了。
「XX同志，謝謝你，謝謝你。我，我……」
「老張，別難過。」我趕緊安慰他道。「不就是說你成果少嗎？我們合作好不好？你有經驗我年富力強，還怕搞不出點東西來？」
「好！好！」老張激動的連連點頭。
我和老張通力合作，終於弄明白了這樣一個事實：物質中的磁性似乎總在超導上起著重要的物質作用。
一年一度的職稱評定工作，又在全所人員的關注下開始了。一陣緊鑼密鼓後，平定結果公布了。還是沒有我，也沒有老張，倒是兩個工作時間比我們短、沒有任何科研成果的兩個庸才評上了副研究員。究其原因，是由於那兩位都和學術委員會主任的私交甚好，主任本人得到過兩位家裡的各方面「關照」，說白了，他們都是一張網上的「黑蜘蛛」。
這一次，我無法再保持沉默了！
我直接跑到辦公室去找學術委員會主任，當面指出職稱評定的種種弊端。我是不會隱瞞自己的觀點的，我告訴主任說他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對我和老張不是歧視就是懷有偏見。
聽了我的話，這位主任沒有做任何自我批評，只是用他那雙陰森森的、總愛算計人的眼睛盯住我，眼皮也不眨一下。
我以同樣的方式盯著他。
這樣對峙了兩三分鐘，他終於堅持不住敗下陣去。慢慢合上了眼皮。
過了一會兒，他又睜開了眼皮，居然搖頭晃腦地這樣答覆我：「你和老張……呀，我不瞭解啊！怎麼評呢？」
他要乾脆什麼都不說，根本不作任何答覆，也許倒也罷了，我本來是打算提完意見就走人的。但他這麼一說，把我的怒火點燃了！我起身過去拉開辦公室的門，就是要讓全所都聽見我的聲音：「這就是你的理由嗎？什麼叫不瞭解？我們都在一個所裡，過去還在一個研究室裡，難道你真的不瞭解我們？你是幹什麼吃的？你不是藉機報復是什麼！」
主任被說的張口結舌，無言以對。這時門外走廊裡擠滿了看熱鬧的人，學術委員會主任臉孔紅漲的向豬肝。
「你，你！……」他氣急敗壞，不知道要說些什麼。
我當眾揭了他的老底：「你自稱是我們所的權威，可幾十年工夫就寫了那幾篇破論文，既無發明又無創造，連一本專著都沒有，居然當上了研究員、學術委員會主任。你純粹是個偽學者，偽君子，偽科學家！」
這樣大鬧了一通，全所都嚷嚷開了。這自然驚動了那位原來的室副主任現在的所長，他把我叫到辦公室去，責備道：「你呀，你呀！怎麼盡干蠢事！」
我已經平靜些了，所以說：「我承認，剛才是我態度不好。只是職稱評定的太不公正太不合理了。作為一所之長，你就不能說句公道話嗎？」
所長雙手一攤，說：「我嘛，也只有一票呀！」
「難道這次職稱評定真的是少數服從多數嗎？三歲的小孩也能看出來，這都是內定的。我不要求你幫什麼忙，更不要求特殊照顧。我只希望你能主持公道。」
「那當然是我的職責所在了。」所長似笑非笑，一臉圓滑地說：「老X分管職稱工作，我不好多加干預。」他頭朝前伸著繼續說：「你現在鬧事可真不是時候呀！你知道嗎，科研體制馬上就要進行改革了，儘管你的成果不少，可是都不能形成項目，產生不了什麼經濟效益。一但經費壓縮，要求自己創收，我們所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要分流，自己去人才市場找工作。你有這個本錢和領導頂嗎？不錯，上海現在工作不是很難找，可你想搞你的課題那是沒什麼希望了，就是去大學教書你條件也不夠啊。」
我看著所長，意識到被趕出研究所的危機正迫近著我。
「現在這個社會是講平衡的。」所長繼續「開導」著我：「你需要職稱首先得考慮別人需要什麼樣的回報。你的研究才能是很好的資本，可你就不知道善用。你搞研究總是和沒有利用價值的人合作，老張能給你副高級職稱嗎？如果你在這方面能謙虛些，找準合作對象，採取高姿態，評個副高算什麼呀！」
我好像聽出了他話中的弦外之音：那就是今後不與他「合作」搞課題，就得隨時走人。與他合作其實就是把我的研究成果算成他的，我只能排在後面。
「好了，你是我的人，我不會讓你總這麼受委屈的。」見我不說話，所長又微笑著說道。
「去**的！我怎麼會是你的人？我什麼時候成了你的人？我就是我自己！想搞課題容易呀，你是所長什麼課題申請不到？告訴你，你可以把我分流了，但我會和你把官司打到北京去！打到中南海去！我就不相信，全中國當官的都和你沾親帶故！」
我罵完也不管所長有什麼反映，轉身揚長而去。
因為這次職稱評定太不公平，太不合理，所裡大多數人都為我和老張抱不平。這件事情被反映到主管部門後，破格增加了一個副研究員的名額，並且指定把這個名額給我，原因是我的研究成果受到了美國有關方面的高度重視－－防止我會把科研成果帶出去。但是，我把這個名額讓給了老張。
遺憾的是老張由於命運坎坷，有加上這幾年在巨大的壓力中拚命工作，拼而不就，憋了一肚子氣，身體徹底垮了。住進醫院檢查，確診為肝癌，而且已經到了晚期。當我把副研究員的聘書送去的時候，他冷冷地看了一眼說：「我快要死了，才評上了副高。這大概是一種安慰吧？或者呢，是追認。……他們就愛搞這一套。唉，我要這個還有什麼用，在競聘中去排擠那些有真才實學但職稱不高的人嗎？」
「老張，別難過，千萬保重身體啊！」我忍著淚安慰老張。
「人至將死，其言也善。」老張深深地嘆了口氣，說：「你把這個職稱讓給我，就等於把自己的後路斷了。我已經聽說了，在機構改革的分流名單中有你，理由是你還是初級職稱。現在講究職稱結構，講究梯隊，你什麼都沾不上。」
「隨他們的便吧。」我苦笑著，感到實在太累了。
天氣本來就燥熱，病房裡通風不好，更讓人憋悶的難受。老張拉著我的手，關切地說：「我知道自己沒有幾天了，也沒有必要為自己考慮什麼。這幾天我倒是一直在想你的事情。老弟，犯不著和那些人鬥氣。憑你的學識和才能，以後一定會成為優秀的科學家的。在這裡，就是牛頓，就是愛因斯坦，也會被埋葬的！走吧，到國外去－－去施展你的才華，實現你的抱負。科學家唯一不能被剝奪的，就是自己的真誠和才華，所以科學家有權力選擇自己施展才華的地方！老弟……」
老張是含著眼淚對我說這番話的。
老張不久就去逝了。我參加完追悼會後，就趕上了所裡的競聘和「優化組合」；結果，沒有一個研究室肯要我……最後，我被「分流下崗」了。在這期間，也許是所長受到有關方面的旨意，找過我幾次，說回研究所也可以，但必須有合適的研究課題有合適的「合作」人。但是，這時我已經接到了美國方面邀請我講學的信函，對所長的鬼話沒有絲毫興趣了。我冷冷地拒絕了所長的要求，帶著愛人和孩子來到了美國……
老王講到這裡，好像嗓子被什麼東西塞住了，嘴微微地張開著，兩眼凝視著窗外。
我不知道該如何回應老王。他所說的事情，在國內我能深切地感覺到，但是在還沒有進入職稱大戰前，我已經脫離了那個環境，所以對他的真實講述還是感到有些陌生。
突然，老王頭轉向我，又開始激憤地說道：
我在這裡，已經沒有國內經常遇到甚至可以說必然會有的那樣一些複雜的人際關係的干擾。咱們都知道，美國人和美國人之間也有競爭，優勝劣汰；但我們中國人那種「窩裡斗」恰恰相反，斗的結果總是劣勝優汰，至少對我來說是如此。我一個中國的「下崗職工」，今天卻成了美國的高級研究員，這說明美國所重視的是與你實際能力相符合的東西：到底哪個環境反映了我做為一個人的真正的價值呢？
我決心報效美國，說句不愛國的話，我決心要在超導領域把中國遠遠地拋在後面！我要讓國內那些同行相形見絀！科學是無國界的，我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為全人類的幸福和未來服務。也許中國現在已經把我遺忘了，不過當我獲得成功的時候，中國會記起我的。那時候中國的報刊又會大張旗鼓地作秀，說什麼「美籍華人科學家某某如何如何」，並以此做為中國的榮耀。也許，這就是我對祖國唯一能給予了回報了。
我感到心情開始沈重了起來，忍不住說：我是搞原子能工程的，但我不希望在這個領域中國被遠遠地拋在後面。因為，中國的國家安全現在就這麼點優勢了。我擔心的倒是，不要連這點優勢也被一些昏官給糟蹋了！
老王看著我說：
小老弟，不瞞你說，我說這些話時心裏也非常難受。我是懷著強烈的愛國熱情說「不愛國」的話的。你知道嗎，我父母的墳依然在老家寧波。我知道，老人家的血肉和靈魂都和那片我們生活的土地融合在一起了，他們屬於那裡，是那片土地的開墾者和真正的主人。但是，我不知道你發現了沒有，在國內許多人是那麼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往往那些愛國主義談論的最多的人最不愛國！魯迅罵中國最多，可有比魯迅更愛中國的嗎？
我看著眼前的這位科學前輩，這位來自中國的「下崗職工」，開始逐漸地理解了他內心的悲苦和淒涼，理解了一個熱愛自己祖國的人也許在自己的祖國連飯碗都保不住！
當我起身告別的時候，他問我：「我還有個私人的事，不知道能不能煩勞你幫個忙？」
「沒問題，你說吧。」我爽快地答應道。
他說：「我短時間內無法回國了……我父母的墳有好幾年沒有拜祭了……你能不能代我為兩位老人磕個頭，說聲兒子不孝，再添把新土。」
「沒問題，你放心好了！」我說著，感到嗓子好像被什麼東西塞住了。
他跪了下去，對著我磕了三個頭。
我驚訝地說不出話來，急忙扶起老王。
「請把這三個頭，帶給我父母。」他說著，淚水從眼睛裡湧了出來。
我緊握著他的手，忍了很久的淚也湧了出來。
回國探親，我沒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離家很遠的寧波。按照老王畫的圖，我找到了他父母的墳墓，在墓碑前磕了六個頭－－除了老王，還有他溫柔體貼的上海妻子。接著，我又給老人上了香。最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