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潘岳是中共黨內著名的理論家，曾經嘗試以民族主義取代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國家意識形態。民族主義，是潘岳最根本的政治主張。
民族主義並不是潘岳的發明，在中共之中早有傳統。實際上，在中國，共產主義--在中共的話語中，共產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經常相互置換，所指的是同一個意思--與民族主義，有如一對兄弟。
馬克思主義並不是以資本家階段與工人階級的矛盾成為社會主要矛盾的前途下誕生於中國的，而是中國面對列強入侵、受帝國主義瓜分危險的時候，由"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送來的，換言之，是西方殖民主義打出來的。這一大前提，決定了中國馬克思主義與民族主義注定難以分割。
自十九世紀以來，世界上有兩個著名的"病夫"，一個是被譏笑為東亞病夫的中國，一個就是歐洲病夫俄羅斯。十月革命使俄羅斯出現了新氣象。蘇聯紅軍東征西討，逐漸擴大俄羅斯的版圖，一洗歐洲"老大帝國"的衰退形象，重新成為世界強國。十月革命的新氣象鼓舞了中國人，孫中山提出了"以俄為師"，而更加激進的知識份子則乾脆到蘇聯朝聖，希圖重複俄羅斯的道路，以馬克思主義振興中華。這些激進的知識份子，就是後來中國共產黨的主要成員。這一過程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是以民族主義思潮為背景的，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就是當時有中國特色的民族主義。中共之所以能夠在一九二一年成立到四九年建國的短短二十多年內由弱轉強，最終成為中國的領導這，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中共成功地把共產黨與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毛澤東就是中共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典型。
即使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共的穩固執政，依然依賴於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結合。中共能夠在不經過任何選舉的情況下成為中國唯一的執政黨而得到人民的擁護，其合法性有兩個：一是社會主義制度相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二是領導中國人民"從今走向繁榮富強"。前者是馬列主義的教條，後者則是中國民族主義的訴求。
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由於毛澤東推動極左的社會主義政策，中共的民族主義的色彩略為沖淡。自七十年代末期鄧小平復出後，極左路線遭到拋棄，取而代之的是'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的實用主義思想。
在經歷了近25年的經濟體制改革之後，中國又一次面臨著困境。經濟的危機、社會兩極分化的嚴重、階級矛盾的重新出現以及貧困人口的激增使得共產黨賴以維系統治的合法性之一--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遭到了質疑。不用說人民、甚至有多少共產黨人信仰或者明白共產主義亦成疑問。
在這種情況下，民族主義已經成為中共維繫其執政黨地位的唯一合法性來源，以民族主義作為意識形態的支柱，已經成為中共唯一的選擇。潘岳的那份著名的《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思考》，實際上可以視為中共理論家以民族主義取代馬克思主義的嘗試。
說道這裡，回過頭再看潘岳的新文章《環境文化與民族復興》，才能讀出其中的引人注目之處：在這份出自於中共高官的國家文件中，貫穿全篇的，竟然並非共產黨藉以立黨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文章通篇居然沒有一次涉及"社會主義建設"，連"三個代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官話也不過是蜻蜓點水，理直氣壯的宣布了文章的目的性--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濃郁的民族主義氣息躍然紙上。
不要忘了，在那份以叛逆和激進著稱的政改報告《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思考》中，潘岳尚需躲躲閃閃，藉助了大量的馬列主義話語來包裝其"民族主張"。而在經歷了十六大丟官失意以後，潘岳居然敢於在新文章大談民族主義之而不顧任何忌諱，這說明瞭什麼？這說明，在今日的中共之中，民族主義已經完全取代了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政治精英的主流話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