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3-10-23 09:56:00作者：TUFEIJIA
回頭看中國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30年的事情，全體中國人就像做了一場惡夢。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等，哪一件事不是給本已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雪上加霜，短短几十年，中華民族經歷了太多的磨難。與連年的天災相比，「人禍」給這個民族所造成的傷害是永遠難以痊癒的。
然而，對這30年中所發生的一切，究竟有多少人全盤深思過？除了上面所列舉的那些事，中國在那些年還做了什麼？還有什麼值得回憶、值得肯定？當這些事被全盤否定之後，是否應該全盤否定那個年代？在一個人一手遮天的情況下，既然否定了一切事，否定了那個年代，應不應該否定當權者？而俄羅斯否定了斯大林，羅馬尼亞否定了齊奧塞斯庫，南聯盟否定了米諾舍維奇，阿爾巴尼亞否定了霍查，而我們對「自己人」卻大加讚賞，給了個三七開。有的甚至以種種理由為大人諱，為尊者諱, 為聖者隱。
對中國那30年中事情的認識，就知識份子來說，大致可分為三類：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先知先覺者當數那些社會精英，如李銳、田家英、周小舟、彭德懷、劉少奇等，當然還有當時的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後知後覺者是事情過後，才認識到事情的真相，看清了事情的本來面貌。這些後知後覺者是在當時那種高壓、封閉的環境下完全被愚化，導致愚昧無知、盲信盲從，跟著高喊萬歲，認為自己真的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還信誓旦旦要解放全人類，這類人佔絕大多數。不知不覺者是對已過的事情存在偏執的、糊塗的認識，不能根據客觀事實來分析和看待一些雲遮霧罩的事情。有的事已出了錯誤的結果，卻還在認為動機和過程的正確。對於一個民族來說，這樣的知識份子多了，思想型知識份子少了，不能不說是這個民族的悲哀。本人作為一個普通老百姓，後知後覺之後，不斷反思過去的一些事，總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場思考一些問題，不能自拔。
我常想，1949年給中華民族帶來了什麼？中國如果在1949年沒有被解放，現在我們是個什麼樣子，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比現在低還是高？如果被解放之後，老百姓的生活比沒有解放的地方生活（包括精神生活）差得多，那解放還有什麼意義呢？有天早上在食堂裡吃早餐，有個已退休的同事和我爭論此事，他說：「現在生活多好，解放前生活多苦!建國的功勞是要肯定的！」我說，如果今天的生活是由於解放帶來的，而不是由整個社會進步帶來的，那麼，臺灣、香港、澳門現在的生活應該遠比中國大陸差。特別是臺灣，現在還沒解放呢！說實話，我不是個狹隘民族主義分子，我只看廣大百姓的生活是否得到改善，人格是否得到提升這一結果，這是「為人民謀幸福」這一口號的終極點。在這個問題上，直比是沒有意義的，除非是想愚弄老百姓。如果像朝鮮老百姓那樣在金家父子的政權下長期過著飢寒交迫的生活，那所謂的「領土完整、主權獨立」也只能說是他金家的事了。朝鮮如果像加拿大、澳大利亞那樣淪為殖民地，如今朝鮮老百姓也過上了和這兩個國家老百姓一樣的生活，不知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態？當然，我也不知道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老百姓如今是否為他們過去的殖民地歷史而感到恥辱？
關於解放初的土改，是不是好事，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個問題。按照當時的情況，打土豪分田地，農民喜氣洋洋，有了自己的土地，自己當家作主，不再受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好像是一件大好事，均了貧富，為大多數人謀了利益，達到了「痛苦一個，幸福一萬」的效果。但那些農民分到田地後，生活提高了多少？就整個社會來說，原來窮的分到田地後照樣窮，只是原來富的不富了。這樣，導致的結果是生產力的嚴重破壞，社會競爭精神的喪失，懶惰的滋生。有人和我爭論說：「土改宣示著中國農民的翻身解放，當家作主。」從表面上看，好像是這麼回事，但土改後從中國農民的精神層面上看究竟有多大的變化呢？如果現在在中國再來一次「土改」，將整個社會財富重新平均分配，高興的肯定又是大多數。如果在全世界範圍內來一次中國式的「土改」，高興的比率會更大。再回過頭來看，八十年代初把土地分給農民後，這些年來土地的撂荒現象越來越嚴重，農民都到外地「受剝削」去了。另外，與地主同命運的資本家的財產被沒收，是不是對民族工業的致命打擊呢？而當時建立的被吹上了天的那套經濟體制，經過幾十年的實踐如今已宣告徹底失敗，這些年所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實際上是對過去經濟體制的全盤否定。全世界的實踐證明，那種經濟制度是短命的，行不通的，反人性的。蘇聯不也是在搞了70多年之後，摒棄了那種制度重新回到老路上嗎？並且，那套經濟制度留下的後遺症也是有目共睹的，養老保險制度的缺失，使一部分為之工作了幾十年的人如今陷入生活困難的慘境。
1959至1961年間，幾千萬餓殍遍及這塊古老的大地，幾千萬啊！言屍骨遍地並不為過。三年中雖有一定的天災，但更多的是死於人禍。而我們把死因全歸於「三年自然災害」，說得多麼輕鬆，理由多麼冠冕堂皇！如果說過去是個萬馬齊喑的年代，但時至今日，這樣的事情依然是一筆糊塗賬，幾千萬條生命成了冤魂，易於憤怒的同胞們，我們憤怒了嗎？然而，我們許多人不但不憤怒，反而感恩戴德，甚至還山呼「萬歲」，美化苦難，粉飾太平，真是小人不計大人過啊！這也許是當時愚民教育的成功。從那以後的一二十年，中國老百姓也沒吃過幾頓飽飯，是在飢腸轆轆中度過來的。一個民族，一個佔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民族，幾十年吃不飽飯，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還有那大躍進、人民公社，給中國帶來了什麼？
至於反右運動和*，給中國造成的「明傷」是顯而易見的，並在改革開放後得到了有效醫治，不必贅述。但造成的「暗傷」也許要比「明傷」大得多，因為「暗傷」傷及的是整個中華民族這個軀體的五臟六腑。現今社會道德的淪喪、良知的泯滅，心靈的扭曲，人性的喪失，難道不是這些政治運動的後遺症嗎？那套極左路線的核心是對人的仇視、對人的輕蔑、對人的侮辱、對人的猜疑、對人的踐踏、對人的殘害，把人變成馴服工具，變成怪獸，從而使殘酷、冷漠、陰險變成了美德，正直、善良、仁愛變成了愚蠢，釀成民族精神的滑坡與墮落。誰又能說這「暗傷」何時能痊癒呢？也就是說悲劇本身已基本上謝幕了，但餘音繞樑啊！然而，幾十年來，有多少社會精英成了這些運動的犧牲品？成了含恨九泉的冤魂？而運動的發起者卻「其樂無窮」。
在過去的30年裡，假、大、空在中國歷史上已登峰造極，那些空泛的政治口號喊得山響，沒有不敢說的假話、大話和空話，沒有不敢做的假事、荒唐事和齷齪事，社會空氣受到嚴重污染，這在大躍進和*中表現得尤為突出。越假越革命，越假越突出政治，越假越吃香。因為中國的歷史經驗告訴人們：報喜者給喜，報憂者給憂。在當時看來，對於一切事，是真是假是好是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能為我所用。那時稻穀畝產明明只有三四百斤，但到處報導畝產萬斤甚至十幾萬斤；幾億人過著飢寒交迫的生活，還說自己過著幸福生活，美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還要去解放全人類。
在那30年裡，幾億人只允許一張嘴說話，不能有第二種聲音，這種死一樣的沉寂也許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封建社會還可以冒險給皇帝進諫，百姓受了冤可以到縣衙去擊鼓鳴冤；國民黨時期的報紙可以開天窗，魯迅可以寫雜文，而在那30年裡誰敢呢！除了歌功頌德外，就只能唱《東方紅》了，少有不識時務者，就成了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成了「政治挂帥」的犧牲品，其下場是十分悲慘的。而當權者嘴上說的卻是那麼動聽，「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實事求是」、「民主集中制」等，但你千萬不要頂真，不要當真小人，那可是個圈套，鑽進去就慘了。
我常想起顧炎武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覺得他老人家有點故作多情。在一個「匹夫」幾十年吃不飽肚子的「國」裡，這國還是匹夫之國嗎？既然「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匹夫何責之有？老百姓巴不得這樣的國早些滅亡。在那個年代，國家成了一個人手裡任意捏玩的橡膠泥，真不知道誰在「為人民謀幸福」？誰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過去那30年給中華民族帶來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和自然環境方面的災難是沈重的、深遠的，應該全盤否定，否則將成為我們建立文明社會的思想障礙。因為，一個勇於揭示真相，敢於面對真相的民族，才是自強的民族。一個健康、公正、自信而充滿理性的社會，才是培養正義、良知、道德的樂土。
然而，對這30年中所發生的一切，究竟有多少人全盤深思過？除了上面所列舉的那些事，中國在那些年還做了什麼？還有什麼值得回憶、值得肯定？當這些事被全盤否定之後，是否應該全盤否定那個年代？在一個人一手遮天的情況下，既然否定了一切事，否定了那個年代，應不應該否定當權者？而俄羅斯否定了斯大林，羅馬尼亞否定了齊奧塞斯庫，南聯盟否定了米諾舍維奇，阿爾巴尼亞否定了霍查，而我們對「自己人」卻大加讚賞，給了個三七開。有的甚至以種種理由為大人諱，為尊者諱, 為聖者隱。
對中國那30年中事情的認識，就知識份子來說，大致可分為三類：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先知先覺者當數那些社會精英，如李銳、田家英、周小舟、彭德懷、劉少奇等，當然還有當時的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後知後覺者是事情過後，才認識到事情的真相，看清了事情的本來面貌。這些後知後覺者是在當時那種高壓、封閉的環境下完全被愚化，導致愚昧無知、盲信盲從，跟著高喊萬歲，認為自己真的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還信誓旦旦要解放全人類，這類人佔絕大多數。不知不覺者是對已過的事情存在偏執的、糊塗的認識，不能根據客觀事實來分析和看待一些雲遮霧罩的事情。有的事已出了錯誤的結果，卻還在認為動機和過程的正確。對於一個民族來說，這樣的知識份子多了，思想型知識份子少了，不能不說是這個民族的悲哀。本人作為一個普通老百姓，後知後覺之後，不斷反思過去的一些事，總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場思考一些問題，不能自拔。
我常想，1949年給中華民族帶來了什麼？中國如果在1949年沒有被解放，現在我們是個什麼樣子，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比現在低還是高？如果被解放之後，老百姓的生活比沒有解放的地方生活（包括精神生活）差得多，那解放還有什麼意義呢？有天早上在食堂裡吃早餐，有個已退休的同事和我爭論此事，他說：「現在生活多好，解放前生活多苦!建國的功勞是要肯定的！」我說，如果今天的生活是由於解放帶來的，而不是由整個社會進步帶來的，那麼，臺灣、香港、澳門現在的生活應該遠比中國大陸差。特別是臺灣，現在還沒解放呢！說實話，我不是個狹隘民族主義分子，我只看廣大百姓的生活是否得到改善，人格是否得到提升這一結果，這是「為人民謀幸福」這一口號的終極點。在這個問題上，直比是沒有意義的，除非是想愚弄老百姓。如果像朝鮮老百姓那樣在金家父子的政權下長期過著飢寒交迫的生活，那所謂的「領土完整、主權獨立」也只能說是他金家的事了。朝鮮如果像加拿大、澳大利亞那樣淪為殖民地，如今朝鮮老百姓也過上了和這兩個國家老百姓一樣的生活，不知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態？當然，我也不知道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老百姓如今是否為他們過去的殖民地歷史而感到恥辱？
關於解放初的土改，是不是好事，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個問題。按照當時的情況，打土豪分田地，農民喜氣洋洋，有了自己的土地，自己當家作主，不再受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好像是一件大好事，均了貧富，為大多數人謀了利益，達到了「痛苦一個，幸福一萬」的效果。但那些農民分到田地後，生活提高了多少？就整個社會來說，原來窮的分到田地後照樣窮，只是原來富的不富了。這樣，導致的結果是生產力的嚴重破壞，社會競爭精神的喪失，懶惰的滋生。有人和我爭論說：「土改宣示著中國農民的翻身解放，當家作主。」從表面上看，好像是這麼回事，但土改後從中國農民的精神層面上看究竟有多大的變化呢？如果現在在中國再來一次「土改」，將整個社會財富重新平均分配，高興的肯定又是大多數。如果在全世界範圍內來一次中國式的「土改」，高興的比率會更大。再回過頭來看，八十年代初把土地分給農民後，這些年來土地的撂荒現象越來越嚴重，農民都到外地「受剝削」去了。另外，與地主同命運的資本家的財產被沒收，是不是對民族工業的致命打擊呢？而當時建立的被吹上了天的那套經濟體制，經過幾十年的實踐如今已宣告徹底失敗，這些年所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實際上是對過去經濟體制的全盤否定。全世界的實踐證明，那種經濟制度是短命的，行不通的，反人性的。蘇聯不也是在搞了70多年之後，摒棄了那種制度重新回到老路上嗎？並且，那套經濟制度留下的後遺症也是有目共睹的，養老保險制度的缺失，使一部分為之工作了幾十年的人如今陷入生活困難的慘境。
1959至1961年間，幾千萬餓殍遍及這塊古老的大地，幾千萬啊！言屍骨遍地並不為過。三年中雖有一定的天災，但更多的是死於人禍。而我們把死因全歸於「三年自然災害」，說得多麼輕鬆，理由多麼冠冕堂皇！如果說過去是個萬馬齊喑的年代，但時至今日，這樣的事情依然是一筆糊塗賬，幾千萬條生命成了冤魂，易於憤怒的同胞們，我們憤怒了嗎？然而，我們許多人不但不憤怒，反而感恩戴德，甚至還山呼「萬歲」，美化苦難，粉飾太平，真是小人不計大人過啊！這也許是當時愚民教育的成功。從那以後的一二十年，中國老百姓也沒吃過幾頓飽飯，是在飢腸轆轆中度過來的。一個民族，一個佔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民族，幾十年吃不飽飯，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還有那大躍進、人民公社，給中國帶來了什麼？
至於反右運動和*，給中國造成的「明傷」是顯而易見的，並在改革開放後得到了有效醫治，不必贅述。但造成的「暗傷」也許要比「明傷」大得多，因為「暗傷」傷及的是整個中華民族這個軀體的五臟六腑。現今社會道德的淪喪、良知的泯滅，心靈的扭曲，人性的喪失，難道不是這些政治運動的後遺症嗎？那套極左路線的核心是對人的仇視、對人的輕蔑、對人的侮辱、對人的猜疑、對人的踐踏、對人的殘害，把人變成馴服工具，變成怪獸，從而使殘酷、冷漠、陰險變成了美德，正直、善良、仁愛變成了愚蠢，釀成民族精神的滑坡與墮落。誰又能說這「暗傷」何時能痊癒呢？也就是說悲劇本身已基本上謝幕了，但餘音繞樑啊！然而，幾十年來，有多少社會精英成了這些運動的犧牲品？成了含恨九泉的冤魂？而運動的發起者卻「其樂無窮」。
在過去的30年裡，假、大、空在中國歷史上已登峰造極，那些空泛的政治口號喊得山響，沒有不敢說的假話、大話和空話，沒有不敢做的假事、荒唐事和齷齪事，社會空氣受到嚴重污染，這在大躍進和*中表現得尤為突出。越假越革命，越假越突出政治，越假越吃香。因為中國的歷史經驗告訴人們：報喜者給喜，報憂者給憂。在當時看來，對於一切事，是真是假是好是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能為我所用。那時稻穀畝產明明只有三四百斤，但到處報導畝產萬斤甚至十幾萬斤；幾億人過著飢寒交迫的生活，還說自己過著幸福生活，美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還要去解放全人類。
在那30年裡，幾億人只允許一張嘴說話，不能有第二種聲音，這種死一樣的沉寂也許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封建社會還可以冒險給皇帝進諫，百姓受了冤可以到縣衙去擊鼓鳴冤；國民黨時期的報紙可以開天窗，魯迅可以寫雜文，而在那30年裡誰敢呢！除了歌功頌德外，就只能唱《東方紅》了，少有不識時務者，就成了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成了「政治挂帥」的犧牲品，其下場是十分悲慘的。而當權者嘴上說的卻是那麼動聽，「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實事求是」、「民主集中制」等，但你千萬不要頂真，不要當真小人，那可是個圈套，鑽進去就慘了。
我常想起顧炎武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覺得他老人家有點故作多情。在一個「匹夫」幾十年吃不飽肚子的「國」裡，這國還是匹夫之國嗎？既然「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匹夫何責之有？老百姓巴不得這樣的國早些滅亡。在那個年代，國家成了一個人手裡任意捏玩的橡膠泥，真不知道誰在「為人民謀幸福」？誰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過去那30年給中華民族帶來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和自然環境方面的災難是沈重的、深遠的，應該全盤否定，否則將成為我們建立文明社會的思想障礙。因為，一個勇於揭示真相，敢於面對真相的民族，才是自強的民族。一個健康、公正、自信而充滿理性的社會，才是培養正義、良知、道德的樂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