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升值壓力成為中共新領導階層頭痛又必須面對的難題，但為了求經濟穩定發展，避免引爆社會危機，中共領導人反對人民幣升值決心已定。史諾大陸行無功而返，胡錦濤、溫家寶領導人已向外界表明，維護中國大陸經濟穩定發展不容退讓，即使得罪世界超強美國也在所不惜。
十六屆三中全會是胡溫體制上任以來又一次重要的演出，處在關鍵時刻，維持經濟穩定發展是鞏固胡溫體制權力基礎最重要的一張王牌。尤其在江澤民仍掌軍委主席，尚未完全交出軍權，胡溫體制權力基礎不穩，唯有搞好經濟才能掌握民心，強化權力基礎。
中國大陸宣稱美國關於人民幣匯率的爭論一開始就沾染上政治色彩，中共且不惜動用官方輿論機器，發表專論抨擊美國強迫人民幣升值，是美國推行「金融霸權主義」，使得單純經濟問題的人民幣升值問題反而複雜化。「穩定壓倒一切」這條鐵律，是中共新屆領導人必須遵循的，尤其處在三中全會前夕，避免給對手抓住把柄借題發揮，胡錦濤、溫家寶守得住人民幣不升值，就是守住了權力基礎。
中國大陸經濟改革之路十分艱難，由公有制轉型為鼓勵私人企業，國有企業數百萬人必須自謀生路，另有上千萬人面臨失業風險，必須仰賴人民幣匯率穩定以維持出口順暢。中共當局擔心如果人民幣迫於壓力而升值，將對中國吸引外資帶來非常不利的影響，中國經濟增長將至少因此下降二至三個百分點。如果情況進一步發展，中國大陸將重蹈日本的覆轍，陷入通貨緊縮，引發社會動盪。
雖然自一九七九年採行的穩定發展策略促使大陸在過去的經濟改革開放中，取得相當成果，但同時也讓大陸未來的政經發展，陷入如何平衡「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衍生的矛盾中，人民幣升值壓力即最佳例證。
事實上，大陸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經濟上取得發展的同時，大陸內部不少精英分子也在思考，中共是否也應從事政治改革。但可惜在六四事件後，主張政改的精英分子遭到鎮壓，中共宣稱「經濟改革要先於政治改革，用政治穩定來換取經濟發展」，已成大陸知識份子無奈中的被迫選擇。而大陸未來政治發展的趨勢，恐怕因此就必須在如何平衡「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的矛盾中循環糾葛。
中國從清末以來，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追求的目標一直就是「富強」，但從蘇聯移植過來的共產主義最終失敗，總是不斷掙紮在「貧」與「弱」當中。雖然鄧小平提出「要走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僅侷限在經濟一隅，政治體制改革方面仍然保守僵化，付之闕如。
目前主導大陸的政治主流觀念不外乎：穩定、發展、務實、走自己的路。也就是只要對經濟有利，不管是資本主義方法，還是社會主義理論，都要拿來用用看，因為只有務實才能發展。不過中共堅持政權穩定是所有發展的前提，所以大陸民眾仍然擺脫不了共產黨領導。
只有經濟體制改革，而沒有政治改革，對未來大陸經濟的發展絕對是負面的。換句話說，只有經濟改革開放，卻沒有政治民主改革，必然會帶給大陸許多內外在不利因素，危及發展的穩定性。
胡溫體制上任以來「穩健有餘，開創不足」，雖然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疫情爆發期間，胡溫一度展現魄力撤換了北京市長及衛生部部長，但眾所期待的「七一講話」並未發表令人耳目一新的改革措施。一般觀察認為，以胡錦濤為首的第四代領導人多數經歷過文革浩劫，對社會穩定有較強烈的期盼。然而橫在眼前的卻是貧富不均、幹部腐敗、國企改革失控、下崗失業潮湧、區域發展失衡等一連串嚴峻挑戰。中國大陸社會變遷迅速，非共產主義思潮興起，中產階級逐漸成形，中共在政治經濟上的集權控制力減弱，社會利益群體矛盾加劇。胡溫體制「穩健有餘，開創不足」的決策風格，怯於政治改革，僅能勉強維持經濟發展的有限格局，難於在政治民主化推動上有任何開創性、突破性的作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