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思想和影響遠不如我的網民出了事，湖北杜導斌在赴京參加聚會臨上車時被強行帶回軟禁了起來。不知為何，老梟比導斌（杜兄海涵啊）出道更早、罵黨更狠、思想更激、影響更大，卻依然平安逍遙，讓我欣慰又生氣，還有一種失落感：這不是太小看我了嗎。
有心人應可感覺得出這段話在怒意中含了笑意和善意，主旨不在"爭名"而是為導斌及其它蒙冤受屈的的網民和志士們開脫和致敬。導斌讀後卻友好而嚴肅地勸告我："名聲大小,不過一浮雲耳,我輩為文,最貴者:真學問,最重者:有創造。梟兄久讀古書,何不知文人相輕之說?梟兄喜歡比試名頭大小,遇我便無所謂,倘換其他年輕氣盛者,必不依您,蓋此舉最易引發毫無價值的口水戰,而且是在同仁之間，在朋友中間"。
這真令我哭笑不得。導斌的直言與好意我無任感激，但想不到江湖大俠級人物，如此"不解風情"。這雖不影響友誼，總是一大遺憾。朋友志同道合而無趣，總不如同道又有趣的好。
江湖人物不解風情沒關係，"布衣一怒，流血五步"，影響有限得很；如果朝廷大臣、方面大員乃至"黨和國家領導人"缺乏起碼的幽默感，開不起一點點玩笑，麻煩就大了，"天子之怒，伏屍千里"，民眾就會成為枯燥冷硬、相率為偽的殭屍木偶，政治就會成為冠冕堂皇、故作莊嚴的殭屍政治。
有人說中國人天生呆板迂腐，缺乏幽默細胞，所以幽默文學特別不發達，殊不知實乃中國自古以來缺乏幽默空間呀。專制政治，不論奴隸主、君主、軍主還是黨主專制，都是鄙惡、避忌、恐懼幽默的，因為幽默之風一行，偽道學偉光正的假面具就不易戴牢，政治就會失其莊嚴表象暴露內在醜陋，從而產生顛覆的危險（有學者將幽默分為軟硬二種。深沉、尖銳、諷刺、具有相當社會政治批判鋒芒和強烈進攻牲者為硬幽默；戲謔、調笑、俏皮、優雅、溫柔敦厚、以諷喻世道人心為主或聊博一笑者為軟幽默。嚴格地說，揶揄、嘲弄、諷刺不屬於幽默，幽默多是軟的，此處不作詳細論證）。
比較而言，古代政界幽默空間雖然狹窄，畢竟還存在，李敖在《開玩笑的自由》一文中就列舉了 秦始皇、楚莊王、宋徽宗、清高宗、五代唐莊宗、西太后的幽默或優容幽默的動人事跡。李敖提及中國傳統中有一種優容藝人開玩笑的習慣，並在宋朝發展為一種制度。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中談到宋皇宮內有特許："優伶人以時事入科諢，作為戲笑"，藝人可以拿時事、權貴開玩笑，堂堂一國總理如秦檜和韓柁冑，也難倖免。
到了我黨君臨天下，對於幽默和玩笑的恐懼"於今為烈"起來，不論冷硬，只要涉及政治、時弊，涉及偉光正的黨、偉大的社會主義制度及黨和國家領導人，一概嚴禁。相聲小品等幽默諷刺藝術，忌諱重重，只能拿農民和下崗工人開涮。共黨的官，上到主席總理總書記，下到鄉鎮小吏，無不成了特殊僵硬的材料做成的東西，聽不得諷刺，開不起玩笑，沒有靈性智慧，沒有自由流動，思想僵化，心靈鈣化、感情石化、形象臉譜化，豈但不配民主，古代君主、近代軍閥也不如。
有西哲說過，衡量一國文化的優劣，最好的方法是看它的喜劇及俳調是否發達。老梟曰：衡量一國政治的好壞、領導的素質，不妨看看官場的幽默空間大不大、領導幽默細胞多不多，看它的幽默諷刺藝術是否繁榮，領導、領袖、時弊和政治可不可以成為諷刺嘲笑的對象。我多麼羨慕西方國家的公民，可以隨意拿總統、首相之類大人物作幽默、調侃乃至嘲笑、"惡攻"的對象。我曾對好友表明我的雄心壯志：如我有朝一日當了國家主席，首先要請廣大文藝工作者特別是相聲小品大師開個會，請他們拿我當靶子，向我猛烈開炮，把我打成中國第一可笑人物。
什麼時候，我們的人民、我們的文藝作品可以拿領導領袖開涮，可以拿江澤民胡錦濤溫家寶開炮，而不至於犯有關部門之忌、犯有關人物之怒，不會受到追究帶上"攻擊領導"之類罪名，什麼時候，中國人民有了幽政治一默的權力和開領導玩笑的自由，那才證明民主已經在中國實踐了"三化"（信仰化、生活化、普遍化，李敖語），證明中國人民獲得了自由。
民主不僅是一種制度還應是一種生活、工作態度和方式，民主不僅意味著新聞、出版、信仰、遷徙、結社等自由，還意味著人民還要拿政治人物開玩笑的自由。其它自由且先不說，胡哥您帶個頭讓我開涮一番如何？
2003、9、4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居中國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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