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文革中期出生的，我上學的時候文革剛好結束。我記得有一年在我們家附近的國營副食店的門上面掛著橫幅，寫著「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我那時還小，還不知道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可是大進步。後來的政策比較務實了，不整天搞政治路線鬥爭了，青年學生也不用上山下鄉了，都踏踏實實地上學。我父母總說我們改革開放以後長大的這一代人是最幸運的，生活好了，能正常地讀書，政策寬了，畢業後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賺錢，又能出國。我也覺得我們這一代比較幸運。
我的父母兄弟都是學理工科的，我也是。我在省內最好的中學念了高中，又考上了最好的理工大學 -- 清華大學，畢業後在一家高科技企業任職。文革的教訓使後來的中國人都很厭倦政治，在我們文革以後這一代中國學生的頭腦中想的就是要有知識，賺大錢，過好自己的生活，我對政治毫不關心。
我父母都是知識份子，父親是大學教授，母親是高級工程師。在中國，我父母這一輩人也是屬於比較幸運的，他們比文革中挨整的那些老知識份子要年輕，所以沒輪到他們挨整；他們比被文革耽誤了青春的那一輩知識青年還年長，文革開始時他們已經大學畢業了，所以也沒去上山下鄉修地球，文革中他們就是跟著搞政治學習。在我看我父母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養育了我們幾個孩子。
後來改革開放了，生活也還行，我們這幾個孩子也都成人了，他們對自己的一生很滿足，對XX黨充滿感激。可在我看來他們也很悲哀，因為他們從沒能有機會獨立地思考過、選擇過自己的人生信仰，他們已經認識不到自己在被扭曲地生活著。在中國要想全身而活不受迫害，就得像他們這樣，絕對地順從黨的一切宣傳灌輸、政策路線。
我是XX黨的教育下培養出來的標準好學生，我很早就加入了共青團，在高中我還是年級的團總支部書記，大學畢業後在一家國營公司勤勤懇懇干了五年。至少在八九年以前，我是篤信共產主義，認為共產主義社會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形態。
我還記得，我在大學第一學期末學《中國革命史》不考試但要寫作文，我在作文中談了關於對於社會主義是先進社會形態的見解，得了年級唯一的一個特優。現在我才看清楚，在中國作為學生，你所學的知識範疇、世界觀、人生觀都是XX黨思想體系內的。文革中鏟除了所有的其它思想文化，所以你接觸不到別的東西。建國後幾代中國人的思想都是XX黨的宣傳教育嚴格規範出來的，你不想參與政治，其實所有中國人都是XX黨的政治工具，中國人潛在思維習慣都是維護XX黨政治需要的。
我也知道文革給那一時代的中國人帶來的苦難，八十年代中國的文學很大一部分是反思文革的傷痕文學。但我從不去想XX黨怎麼樣，對不對，好不好，對於我們文革後長大的人來講，都是過去了，再說（據說）那都是「四人幫」的錯，黨不是也糾正了嗎，所以就算還是「偉大、光榮、正確」的吧。
我這一代人都厭倦政治，想遠離政治。但99年開始的這場迫害竟然輪到了我頭上，我因為煉法輪功被關進了勞教所遭受迫害將近兩年。我從沒想跟XX黨對著幹，我只是選擇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想有個煉功的基本人權。可是事實看來，在中國不能隨便選擇自己的生活。出來後，西方人總是不停地問我「到底中國政府為什麼迫害法輪功？」這使我不得不仔細思索這些問題，回顧自己過去的生活，回顧我父母的生活，也回顧中國的歷史，在這個過程中，漸漸地我才看清了XX黨是個什麼東西。
在這裡講出來這些決不是有什麼政治目的，要針對任何人，或要推翻XX黨的政權，因為現在XX黨的思想作為一種理論已經沒有人信了，包括XX黨的最高領導層都沒有人相信XX黨的理論了。講出來是因為我看到XX黨的宣傳導致人的思維的扭曲，使人不能用人性的概念去思考問題和相互對待，人被可悲地利用著，相互傷害。
二. 「六•四」
從我自己的親身經歷，看到XX黨政府大規模的殘酷迫害人民，在法輪功被迫害之前只有一次，那就是八九年「六•四」事件。
那年我正在清華大學念大一。我在煉法輪功之前，身體總是病病歪歪的，我很小心地照顧自己，但還是小病不斷，進了清華第一學期末又得了一場大病，住院了，急性肝炎。第二學期開學後上不了體育課，其它課勉強跟上。不久胡耀邦去世了，紀念活動發展成了反對官倒、腐敗等的大規模遊行，越來越多的學生加入了，後來老師們也支持，各大學紛紛停課了，學生至少一半以上直接參與了遊行。我也參加了遊行，也去天安門廣場，但當時身體還很虛弱，也不是參加得很多，處於半參與半旁觀的狀態。
我覺得當時學生們的願望是非常樸素的，沒什麼可指責的。所有對官倒腐敗有意見的市民當然都覺得學生幹得好，希望學生能堅持下去，這談不到什麼被利用。遊行得到了社會各界和廣大市民的廣泛支持，各界紛紛捐款捐物，而且自始至終都非常和平。我記得有一次遊行，走在東二環路上，我跟不上，落在後面的學生稀稀落落的。旁邊住宅區裡出來站在路邊看的人倒顯得很多，有的對我們鼓掌加油，有的點頭示意。
有一位婦女領著四、五歲的女兒，拿著一個燒水壺和一個碗，盛著水端著，遊行的學生誰想喝就停下來喝，她雖然不說話，但那種默默的支持和祝福溢於言表。在廣場上，有的市民買兩瓶雪碧、有的買一箱雪碧遞到學生的隊伍裡就走，整個北京市民的心都擰成了一股繩。後來外地學生也加入，在天安門廣場就駐紮下來了，搭了許多帳篷，整個廣場上滿滿的，能有十多萬人。
政府這邊，趙紫陽到廣場看了一次之後，很長時間政府再沒人說話。學生們一天天在廣場上住著，誰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這種遊行很消耗體力，我的身體還是不太吃得消，到六月初我就開始發燒，很難受。後來我就決定回長春家裡了。父母看我回來，也很高興，說原來肝炎出院後還沒完全恢復，正好在家好好修養一下吧。
到家沒兩天，一天早上起來，我爸跟我說北京開槍了！我趕緊打開收音機短波，「美國之音」裡傳出自動武器連發射擊的聲音！我驚呆了，我不知道我要是還在北京還能不能活著回來。中央電視臺稱發生了暴亂，我們所有在北京的學生和市民都知道我們有多和平，這是造謠栽贓！坦克竟然都開進了天安門廣場！我們所有近代史課本上記載的歷次國民黨時期的「慘案」都望塵莫及。
我至今無法理解那些當權者，有各種方式可以解決問題，怎麼也不至於把坦克開到首都的街上來啊？這說明它們沒有一個基本的人與人相處方式的概念，而且它們絲毫不掩飾自己的凶殘。學生是基於樸素的願望希望國家好，可是政府這樣屠殺。
從八九年「六四」以後，所有的人對中國政府徹底失去了信心。在清華，從那以後，學生們就是專心學英語、考GRE、出國，不出國的就專心賺錢，中國人再也沒有人過問國事了。清華大學成立於1911年，當時是庚子賠款建立的留美預科學校，到了二十世紀末也確實成了名副其實的留美預科學校了，我大學同班同學現在有一半在美國，其實文革以後的這一代年輕知識份子最有才華的精英都去了美國了。
有的人說我們出國的不愛國，其實說這話的往往是沒經歷過「六四」事件的更年輕的一代或這完全被XX黨宣傳洗了腦不瞭解中國歷史的人說的。參加八九學運的，誰不是因為愛國才走出來的？可是有人不允許你愛國，有人怕你愛國，因為它們做的事情是見不得人的，按照愛國的意見辦它們就沒地方呆了。
三.接觸法輪功
我當時也想出國，可是在清華課內學習已經很忙了，再花時間去學英語考GRE，我的身體沒那麼充沛的精力。即使出去了，在國外為了拿到獎學金學習壓力也是很大的，我當時的身體狀況肯定不行。所以我一直也沒考GRE聯繫出國。
後來畢業了，在北京一家高科技企業裡工作。頭一年，我是做軟體程序設計。我本來睡眠就不太好，做這種工作弄得我徹底的神經衰弱了，躺下兩三個小時，大腦還特別興奮，白天的什麼事包括程序裡面的細節都能想起來。睡不好覺，也不愛吃飯，整個身體一團糟，總是感覺精力很差，容易疲勞。身體不好使我一直特別注意自己的生活，注意按時進餐、按時休息、注意季節冷暖的變換，我也很注重營養，也嘗試各種適量的運動，但我的身體還是沒有得到任何改善。
大約我開始工作一年後，當時法輪功的創始人李洪志先生在中國大陸巡迴辦傳授班，聽煉的人都說祛病健身效果很好，我就請了假專門去大連參加傳授班。我記得李洪志先生在傳授班上反覆說，他不給人治病，只為修煉的人淨化身體。還有一句話我印象很深，他說「很多人已經不知道人沒有病是什麼感覺了」，說在這個班上身體淨化下來就知道了。那絕非虛言。
從大連參加完班回來我整個身體狀況完全變了，以前那種感覺身體很沉、容易疲勞的感覺全沒了，真是一身輕，精力充沛，睡眠效率極高，胃的不舒服的感覺也沒有了。以前對身體的擔心使生活很複雜，怕得病、怕吃的不舒服對胃不好、怕著涼、怕累，現在我什麼擔心都不需要了。
我的生活變得簡單了，變得走路、吃飯都極快，總有使不完的勁。我所接觸的法輪功修煉者中，像我這種情況的比比皆是。那是一種來自內在的快樂，是一種完美的身心狀態，健康、平和、理性、智慧，全不是外在的物質享受所能帶來的。但這只是煉法輪功的效果的一個方面。對於我來說，法輪功最主要的是他還是真正的科學的真理，他解釋了我一生中所有的問題。
我每天早晨在清華的校園裡煉功，在食堂裡吃完早飯去上班。我很勝任工作，我的收入對於我的單身生活來說很富足了，在假期我就回老家看父母或出去旅遊，我曾去過俄羅斯、西藏。這在我學法輪功以前是不可能的，我那時最怕旅行了，擔心吃住，幹什麼都感覺沒精力。我們煉功點有很多年輕人，我們都那麼健康、快樂、充實。開始煉法輪功之後的幾年是我這一生最快樂的時光。
到98年下半年，我完成了和公司的五年合同，作為當時完全公費的大學畢業生，我完成了要求的五年服務期，再出國不涉及和公司的合同違約也不涉及償還培養費了，我發現可以自由地出國了。但我沒有GRE成績，聯繫北美的大學不行，我就聯繫歐洲的學校，後來愛爾蘭的三聖學院的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