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不該做的做了
一個現代型政府奉行政經分開、官退民進的原則。也就是說，政府的職責是搞好科教文衛、社會保障、環境保護、公共設施建設、國防與治安，一般不能從事經濟活動，不能直接干預微觀經濟。官員必須從市場經濟中退出，減少管制，限制公權力，縮小政府規模，實行廣泛的公民自治，讓民眾成為市場經濟社會的主角。
而在我國，常常是政府不該做的做了，該做的沒做，或者沒做好。政府把大量的時間、金錢用在了國有企業、新項目、新工程上，成天忙於上馬項目、扭虧增盈、引進外資、提高產品質量等，而對其份內的事卻沒有做好，也沒有精力和財政能力做好－－科研投入嚴重不足，義務教育成為畫餅，文化和精神文明類於沙漠，衛生醫療令多數農民和許多工人看不起病，社會保障覆蓋面小，生態環境整體惡化觸目驚心┉┉。
許多官員為政的習慣性做法是，攬權，施威，掠奪；插手經濟活動，動輒行政管制。一些人成天忙於開會、審批、發文件、發證、罰款、抓人，以至於各級政府都養了一大幫人專門妨礙別人合法做事，處心積慮進行掠奪，為自己的經濟利益而工作。
凡此種種管制和政府功能的錯位，導致社會問題叢生，阻礙經濟發展，耗費國民財富，形成官僚庇護網、權力網。
管制帶來問題，問題的解決似乎更需要管制，由此又形成惡性循環。
還有學者為之幫腔，尋找理論根據，說什麼中國是「軟政權」，權威性不夠，應當加強控制。殊不知，軟政權正是行政性集權、管制所造成的，上面帶頭違法，下面當然「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了；政府以文件治國，老百姓就奉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權威性豈能不軟？所以，軟政權與人治、集權相伴生，而硬政權與法治、民主相關聯。
政經不分、對經濟的無端管制導致政府機構的臃腫和官僚主義、貪污腐敗的氾濫。政府抓企業和經濟工作的方方面面，手中掌握著配額、指標、盤子，以及政府直接辦「三產」，掌握著企業的廠長經理任免權、項目審批權等，致使政府機構惡性膨脹。企業為與政府設置對應的機關，其後勤機構也膨脹起來。於是，整個社會辦事效率低下，官老爺作風盛行，腐敗猖獗，浮誇成風。一些地方官員為追求「政績」和經濟「成就」，急功近利，不顧成本，勞民傷財，任期滿後留下一堆無用工程，致使老百姓怨聲載道，地方財政虧空嚴重。
政府的錯位還導致國有企業效率低下，虧損嚴重，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企業經理成天圍著政府轉，到政府那裡「燒香拜佛」，哪有精力抓經營管理？如一家工廠開辦技術開發公司蓋了391個公章，一個工廠的基建項目蓋了745個大印，南京一個工程完工時蓋了上千個圖章，其效率之低令人瞠目。而且，由於政企不分，未落實法人財產權，無責任主體，因此國有企業無人承擔投資的風險責任。這又進一步促使大量的虧損項目、重複建設不斷問世。
根據各種資料估計，目前我國一年國有資產流失4千億元以上。僅八五期間，國有投資4.3億元，但到八五末，前40多年所有國有資產的總和才有不到4億元。平均每年損失4千億，考慮到折舊等因素，八五時，每年國有資產流失也在3千億左右。1999年國有商業銀行剝離了1.4萬億不良資產，但到2002年又新增1.7萬億，平均每年新增4千億以上。由於政企不分、治理結構不規範等原因，一些國有企業或以國有股份為主的企業也虧損嚴重，如重慶特鋼廠虧損20多億元，猴王股份虧損35億元，鄭百文虧損15億，拖欠銀行25億，湖北荊襄化工集團投資40億，處於倒閉狀態，中原製藥廠投資13個多億，現負債30億，中州鋁廠投資近20億，負債35億，川東天然氣氯鹼工程損失13個億，廣州乙烯工程投資80個億，至今無法形成生產規模。
從上可見，由於政府直接辦企業，導致了國有資產的驚人的流失。「國有」幾成「國無」。
從歷史上看，晚清政經不分，企業多為官辦或官督商辦，最終被列強所打敗。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也曾一度是國有企業為主，但在19世紀下半葉他們開始了私有化運動，於是有了日本的富強。歷史上，西班牙殖民者搞政府壟斷貿易，最終競爭不過英國殖民者的貿易自由化。西方在20世紀也多次開展「放鬆管制」的運動，所以，有了二戰後的經濟成就。中國若不葉公好龍，真想實現現代化，如今也到了該放鬆管制、搞私有化的時候了。
政府該做的沒做
一個現代型政府莫不重視「科技立國」、「教育立國」，莫不以科教文衛為施政的優先。但在我國，目前科研總經費只及西方一個跨國大公司的科研經費，全國大中小學教育經費之和僅相對於美國一個名牌大學的經費；而且，我國科研開發經費、教育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均位於世界的後列。之所以如此，與政企不分的體制很有關係。由於企業的效益不好，我國的財政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很低，僅為11％左右，而發達國家平均為47.6％，發展中國家平均為31.7％。這麼少的財政支出，還要解決企業的停產、無資金等各種困難，不像發達國家的政府不管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所以，我們無資金用在科教事業上。即使是專家教授走上領導崗位，也身不由己地天天抓恢復生產、扭虧等工作，大量的資金只得扔進虧損企業的爛窟窿。因為恢復企業的生產關係到地方上的財政收入，是地方上的「命根子」，也是上級政府衡量地方領導人「政績」的尺度之一。所以相比而言，難以短期見到效益的科教就顯得可有可無了，必然是「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遇到困難就不要」了。
公共衛生、社會保障也應是政府施政的重點，國家必須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向以人為本、以民生為中心的發展道路。可是在我國，1990年代以來，國家為了甩財政包袱，搞起了醫療衛生產業化改革，醫院成為賺錢的機構，但又保持了政府的行業壟斷，於是，藥費奇高，治療費驚人，以藥養醫，以醫謀財，成為普遍現象。一些醫院「有病無錢莫進來」，其冷漠程度竟比衙門有過之而無不及，把「救死扶傷」的天職忘在了腦後。每年估計有數百萬的農民、工人無錢治病，不治而亡。
1997~1998年低收入國家的公共健康支出佔財政支出的1.26%，而中國僅為0.62%。從1990到2000年，中國的醫療費用增加了10倍，可參加醫療保險的農村人口從1970年代末的85%下降為1990年代中的不到10%，參加醫療保險的城市人口從1993年的73%下降為1998年的56%。至今，全國還有76%的人沒有醫療保險。
在環境保護方面，由於政府片面地強調經濟建設，一些地方領導只重GDP、「政績」，採取竭澤而漁、殺雞取卵、禍害子孫、殃及人民健康的方式搞經濟建設，致使全國環境問題突出，70%的河流水域被嚴重污染，20年中癌症死亡率上升了47%，肝炎患者佔世界的75%，每年新增的沙漠化面積達3400平方公里，中華民族的生存家園很可能會在幾十年中破壞殆盡。
在法治建設方面，政府更應當殫精竭慮。現在，農民權益、勞工權益的保護亟待改善。農民動輒被鄉鎮官員罰款、罰跪、關黑屋，被拘押、勞教，農民的聲音無人聽，有理無處伸，農民自殺的現象越來越多。中國每年煤礦死亡的人數佔世界的一大半，美國每億噸煤死3人，印度50人，中國700人。在黑煤中，我分明看到了纍纍白骨！2002年，中國各類工傷事故死亡超過14萬人，塵肺病患者58萬多人，潛在的職業重病患者達數千萬人。
可見，政府不是沒有事情可做。一個具有現代意識的國家，政府應當全力以赴抓科教文衛、環境保護、法治建設等工作，而不應當越俎代庖，去幹預微觀的經濟活動。甚至對於宏觀的經濟活動也要盡量減少干預，如發達國家的中央銀行也是獨立於政府的，各級政府的財政預算也要經過同級議會的批准。而類似於中國的政經不分、過分的集權和行政性管制必然導致政府的短期行為嚴重，國有資產流失驚人，貪污腐敗盛行，科教無人問津，醫療衛生事業落後，勞動者的權益無法得到保障等等弊端。如果不糾正政府施政的錯位，即使有再崇高的目標，再宏偉的藍圖，也不可能實現，相反，只能導致貽害四方的劣治、劣政，而不可能屬於善治、善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