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24日發表文章說，印度儘管電話中心、軟體行業和製藥工廠給人印象深刻，但被看作較小成功的經濟和較小的威脅。中國人有秩序、紀律、現代化通訊和道路，較少貧困人口和快速增長。印度有民主、混亂、糟糕的通訊和道路、更多貧困人口和較低的增長。
但現在有兩個學者說前途屬於印度。他們是中國出生的麻省理工學院政治科學家黃亞生(音譯)和印度出生的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堪納(Tarun Khanna)。
中國的成功和全球聲譽是因為外商在工廠、建築和機器上的巨大投資。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超過印度的十倍。中國成功的部分原因在於越來越多、富有的海外華人。中國也歡迎外國公司，部分避免創造自己的資本家階層。哈佛大學的印度學者堪納說，中國繞開自己的企業家，把自己賣給跨國公司。但那種情況正在變化。
堪納和黃亞生在《外交政策》雜誌上發表文章說，很難發現一個中國企業具有全球經營規模、在海外銷售自己的產品。
華爾街日報說，印度在一個時期避開外國投資，即使改變心意之後也沒有吸引太多投資。但印度有中國沒有的東西：能同歐美最好公司競爭的印度公司，例如生產軟體的信息系統技術(Infosys Technologies)和瑞地實驗室(Dr. Reddy's Laboratories)等製藥公司。印度缺乏現代經濟的物質硬體，但它比中國有更多現代經濟的軟體--法庭、金融制度等。
他們的底線是，同中國效率低下的銀行和金融市場相比，印度的本土企業家有長期優勢。
他們的說法在印度很受歡迎。印度媒體廣泛轉載、報導他們的文章。中國則謹慎翻譯、轉載這篇文章。
至於他們的說法是否正確問題，華爾街日報說，簡短概括區別這麼大的兩個國家不可能準確。中國1978年開始經濟改革，印度1991年採取新經濟戰略，兩個國家的任何對比也不能否定他們實施新經濟戰略以來的取得進步的現實。
問題歸結到一點：印度能否在今後20年縮小同中國的差距，促使更多人富裕，超過中國成為全球競爭者？堪納和黃亞生的答案是肯定的。其它觀察家都持懷疑態度。
布魯金斯學院的達斯古波塔(Sunil Dasgupta)說，他們說中國走錯路的提法是錯誤的。中國已經比印度富裕，印度今後20年是要追趕。
但斯坦普公司跟蹤印度和中國的姆克基(Joydeep Mukherji)認為他們的說法有一定道理。採用數字分析法，他發現中國奇蹟沒有媒體報導的那麼輝煌。減去官方統計數字的誇大部分，中國過去十多年的增長可能平均每年百分之七，而印度增長率為百分之六。但中國儲蓄率高達百分之四十，加上外資都被投入經濟發展；印度儲蓄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四，外資也比較少。
因此，按照一個企業的做法就是中國投入四十美元每年掙七美元，而印度投入二十四美元掙六美元。姆克基說，中國很多錢都浪費了，尤其是中國政府的投資。對於這麼大、儲蓄率這麼高的國家來說，中國不尋常地依靠外國投資。這是它成功的關鍵，也說明國內投資多麼差。中國銀行的一半貸款將永遠收不回來，中國人的許多儲蓄都被浪費了。
印度資金利用的更好。印度銀行的壞債比中國低一半。姆克基認為，只要印度能溫和提高儲蓄率和外資，就能很快加速增長。
但那種假設經常進入印度人的談話中，也是個重要的條件。堪納和黃亞生的預測可能被證明很差勁。但他們對中國經濟奇蹟的持久性提出明智的懷疑，引起人們對印度增長潛力和競爭力的關注。
(多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