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切都是董先生自己錯誤選擇所致，與中共專制關係不大；董也絕非專制的被動犧牲品。恰恰相反，生活在專制外圍的董先生，在有條件「合法」尊重民意的情形下，非要「霸王硬上弓」，試圖將自由的香港掛上那輛窒靈、弒命的專制列車，結果給自己的政治生涯帶來恥辱。
董建華沒有理解專制政治的運作模式。中共專制的運作模式是什麼？概括地講是模糊：某個領導人給一個「模糊的說法」，執行的人(部門)自己去「揣摩」。中共雖有黨員數千萬，中委數百，但在具體問題上，要找「中共」究竟在哪裡可不那麼容易。董顯然把中共某些人物如江澤民或錢其琛「要立法或盡快立法」的說法當成「聖旨」了。董應該知道的是，即便在京城內，也沒有人再把江的意見當成「聖旨」。以犧牲民眾的利益來揣摩、迎合某個「影子人物」的狹隘見解，是缺乏良知的政治解讀。這樣的個人判斷與選擇正是專制之所以成為專制制度的原因，也是其香火延續之動力。而田北俊的「揣摩」卻是明智的，並利用政治程序協助港人挫敗董匆忙立法的企圖。我對田的做法表示敬意。
中共專制模式的另一個特徵是「權益應付」。權益決策必然導致「一國兩制」這樣自相矛盾的說法，無法產生相對恆定的政策(堅持黨的領導是唯一例外)。「一國兩制」根本經不起推敲。憲法一方面稱「制度」是立國之本，而「一國兩制」顯然表明「國」與「制度」無關。「一國兩制」和其延伸出來的「港人治港」雖然幫助中共體面回收並隔離香港，但也限制中共某些人在香港事物上採取它習慣的簡單粗暴做法。
董建華和港府完全有現實條件利用中共的「權益」政策，從政治上保護香港不被破朽的專制列車拖垮。因為中共目前還顧不上公然違背「一國兩制」，從「程序上」由人大立法來為「23」設定立法期限和內容。能夠聽到的就是黨內個別有特別顧慮的人(如江對「法輪功」的莫名擔憂)私下暗示鼓動，但這不是中共的政策。遺憾的是，或出於恐懼，或出於其它個人利益考量，董主動把自己套上專制的繩索，棄香港的民意、前途於不顧，短視推動「23」立法，實乃做人之失敗。董今天之內外交困完全是其個人錯誤選擇導致的，與江澤民如何偏執無關，與那個看不見、摸不著的專制也無關。如果我們依然相信董的基本操守，那麼董這樣做只能用「糊塗」來解釋了。
說董糊塗並非沒有根據。錢其琛去年在美波士頓接受採訪時說，若心中無鬼，為何怕「23」立法？董自己日前在回答記者提問時重複錢的說法：對不想推翻政府的人，「23」條有什麼可怕呢？錢的強詞奪理不值一駁。這是典型的「北京腔」，離開中宣部大樓和「人民日報」編輯部，它一文不值。因為一心為民服務的政府有什麼理由擔心民眾要推翻它？但面對受自由熏陶的香港民眾，在自由社會長大並受教育的董，如此鸚鵡學舌，令人臉紅。董在英國受教育，在美國工作過十年；他還曾在美多個機構和大學兼職，包括美國華盛頓國際策略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學等，對自由社會的民情和遊戲規則應十分熟悉。但令人瞠目的是，他不僅指責港人反對「23」立法是受「誤導」，在美國會以426比1通過議案譴責港府就「23」匆忙立法後，董又說美國會議員也受到「誤導」。董是在提醒有獨立判斷的香港民眾和美議員「揪背後黑手」嗎？還是在董看來天下人都是傻子？董從「人民日報」社論裡找詞彙，面對自由社會這樣講，不是糊塗嗎？
董先生這樣的人在任何時候都會層出不窮。我們也無法預知這類人的「個人」選擇，我們甚至也毋須花費心思去揣度其動機。因為，心智糊塗也好，利益驅動也罷，並非關鍵。關鍵是我們自己作為「個體」決不能再給這種人機會將其個人的「權益選擇」變成公眾的長期災難。在大陸這還需要時間去實現，但今天的香港完全有機會阻止個人的「惡」變成大眾的「災」。港人「七。一」50萬人走上街頭表達意志及後繼的和平抗議，已經表明港人不準備讓董建華走得太遠。 我願意提醒港人的是，中共在對待香港民眾反對「23」立法這樣的事件上並沒有也不可能有現成的「既定政策」。香港各階層採取和平、理性的手段創造並依借政治程序來擱置或全面修改「23」立法不僅是實現目標之必須，也是教育中共相關官員理性行事的有效途徑。保護自身利益是本份，教育港府是責任。
相比董特首，田北俊先生開了好頭。指摘他政治上「不成熟」的人是中國數千年「極為成熟」的宦官傳統的傳人，渾身散發腐朽霉氣，應該為自己的僵硬奴骨感到慚愧；指摘他「未會意」的人看似精明，實是被政治恐懼嚇破膽的人，身不由己撿拾紅牆根下的殘磚碎瓦為護身符。田先生面對民意主動「政治」上選擇不去「會意」個別人的「惡意」，反而讓這些批評者顯得既缺智能又乏良知。
董建華僵化「會意」給自己帶來麻煩，給港人的自由帶來威脅，也在焦頭爛額的中共內部產生不快。面對數百萬港人的期待，出生上海的董特首，一門心思和江澤民攀老鄉，與專制攀親戚，雖讓人難堪，但也回頭是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