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令黨魁們倍感不爭氣的是，中共近來的「預見能力」的確讓人不敢恭維：一場影響如是之巨大的「非典」瘟疫，政府事情竟然毫無知覺，致使得災難來時，老百姓毫無準備，徒生恐慌，遭受了巨大的不必要損失；「非典之後」，中國政府的形象本已一落千仗，行事如履薄冰尚且怕小心不足，卻在這種時候拋出了對香港的「二十三條」，其結果已是眾所周知－－非典之後，又在香港掀起了「倒董風暴」。
中共究竟是怎麼了，為什麼如此臭棋頻出，為什麼患上「預見性缺乏症」？
中共的「預見」、「前瞻」，自然不等同於二孔明、王半仙們的諸葛馬錢課，全靠一張談天口高喊「三個代表」。政府的預見與決策，依靠的是對民情與民意的真實把握與瞭解。然而，今日中國，言論自由沒有保證，各路媒體報喜不報憂，百姓敢怒而不敢言。
「公僕」們對民情的些許瞭解，完全來自「形勢一片大好」的《新聞聯播》與被老百姓譏為「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焦點訪談》，對社會真實幾乎是完全無知，如此又怎麼可能有什麼「預見性」？即使有，也不過是鏡花水月，紙上談兵。政府患上「預見性缺乏症」，言路閉塞是第一個原因。
原因之二，則在於體制僵化，逆淘汰已成官員選拔的怪圈。中共體制，官員的升遷與百姓毫無干係，全憑上級領導難測的「天心」。因此，舉國上下，滿朝文武，人人腦子裡盤算的如何摸準風向、看清來頭，對上曲意奉承以備政壇投機。放眼今日體制內精英人物，你能看到幾個性格鮮明者？倒是全部低頭納悶狀，實則玩心計於不露間。大連出了個薄希來，當了省長便不再見動靜；王岐山意氣風發於前，藏身隱形於後；潘岳提出「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猶報琵琶地唱政改，即被貶去搞環保。這些活生生例子，再再說明中共官僚體制的常態即是拒絕活力。
趨利避害是人的本能，陞官發財人人想，美國的官員也不是個個道德水準一流。民主體制下，官員的升遷來自於社會的輿論，官員自然是「向下看」，對民情的預見比對上級風向的辨別更為重要，政府自然不會缺乏什麼「預見性」。筆者也絕對相信中國的政府官員道德水準不會比美國人底，但是，集權的體制，又怎麼能夠保障官員能夠時時「處高聽卑」？
中國政府患上「預見性缺乏症」的第三個原因，在於知識精英與政府的不合作。專制集權的政體將所有公民視為「專政對象」，因而，天然具有自由訴求知識精英在任何專制政體內都不可能被真正接納。「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仇。」中國的知識精英對於政府，也因而有著天然的牴觸感。這次非典危機，雖然對於中國是一場沈重的災難，但其危害並不如大多數知識精英們所鼓吹的一樣大。知識精英們對政府失誤的自覺放大，表明瞭知識精英對政府的反感與不合作。離開了知識精英的支持，政府的「預見能力」，可想而知。
中國政府的「預見性缺乏症」，其醫治說易不易，說難不難，只要一味藥：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