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許說這太誇張，或故做驚人之語，我只勸你慢下結論，也慢點給我戴上某種大帽子，且聽我為你一一算來，把帳算清楚對誰都是有好處的：
一、6種不合理使公民遭受巨大的經濟損失
1、腐敗給我們每個人帶來的經濟損失。中國權力腐敗的花樣之多、規 模之大、程度之深、，影響之廣早已表現出官員無恥之極，公眾麻木之至，想必大家都已熟悉到說都不想再說。如需再說者，只要略看一下《中國青年報．吶喊平臺．求實篇》（西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揭示出的冰山之小小一角即 可。
權力腐敗導致的國民財產的直接損失，胡鞍鋼的統計是每年一萬億元（約佔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十三），吳敬璉最近在中國監察幹部會議上指出，只 1992年就有當年國民生產總值30──40%的部分被腐敗分子笑納（《腐敗與反腐 敗的經濟學思考》──吳敬璉於2002年5月20日在全國紀檢委監察系統研究室主 任培訓班上的報告稿，見《中國監察》2002年8月號）。這兩位都是卓有影響而非常謹慎的學者。就往低了計也夠讓人心疼的。而且只聽說腐敗多年以來腐敗愈 演愈烈，那麼每一個國民每年辛苦的勞動創造的一成到三成的部分就這麼被極少數人佔有了。這樣的佔有不可能用作光明正大的投資，而且花起來也不心疼，於是這些資金要麼被惡性揮霍，要麼外逃，然後再讓國家以極高的代價引進外資。 如果再想想每一份腐敗對公平競爭的排斥所帶來的損耗，這些對黨的十六大報告 的建設小康社會將是多大的阻礙？
2、決策失誤給每個人帶來的經濟損失。目前為止似乎沒人做專門研究和 統計，但憑目前所見的各種「政績工程」、「首長工程」、「形象工程」、「富 官工程「，各地對機場等大型項目的盲目上馬、對公路和市政建設的反覆折騰， 既使只是最低層次的技術性決策「失誤」，其對社會的損害程度也不亞於腐敗。 較高層次的失誤則是政策性的，譬如為了「講政治」而對不可救藥的國有企業進 行強力扶助；最高級的失誤則是制度性的，不過這些恐怕已不能簡單說是「失誤」了。
劉奇中說，政府官員熱衷於「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的數字遊戲，大放衛星，群眾稱這種政績造假為「上級壓下級，層層加碼，馬到成功；下級騙上級， 層層加水，水到渠成」；為了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很多地方不考慮市場需求 因素和自身的承受能力，紛紛舉債大上「三拍」項目（拍腦袋決策，拍胸脯保 證，最後拍屁股走人），結果造成「一屆的政績，幾屆的包袱」，留下大批的「鬍子」工程和給群眾的「白條」。中國鄉鎮在上世紀留下的2000億元的債務（李昌平計算實際不下6000億），很大一部分正是這種行為的結果。
3、管制、壟斷和國企體制、民營歧視給每個人帶來的經濟損失。華人 經濟學家裡面最優秀的兩位，海外的張五常，國內的張維迎，都明言，一旦解除管制，中國經濟增長率再提高20─30%沒問題。這從一個側面也可看出各種管制、 壟斷對我們的損害。胡鞍鋼乾脆指出，行政壟斷已是目前最嚴重的腐敗形式。行政壟斷主要表現為地區壟斷和行業壟斷，也稱為「塊塊專政」和「條條專政」， 是透過法律、行政法規和各種規定，以合法形式取得的壟斷性權力。行政壟斷造 成的經濟損失，已遠遠超過政府官員貪污受賄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經過二十年改革，部分具有網路特徵的傳統非競爭性行業，諸如電力、電信、鐵路、民航等領域才剛剛開放市場，引進競爭機制，至於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等服務部門， 則是根本尚未開放。由於電力、電信、鐵路、民航等部門打破壟斷的進展卻非常 緩慢，包括農村電價過高、電信資費下調、鐵路票價上漲、民航機票禁止打折、 教育部門亂收費等，已成民眾關切的焦點。
至於國有企業，消耗了社會70%以上的資源，產出和貢獻率卻不到30%，和 民營經濟恰恰是鮮明的對比，還要用股市、用銀行、用財政去強行灌救──這不都是公眾的錢麼去？到底為了什麼？我想不通那些滿口公有制要佔主導地位的人，怎麼就不明白國有企業的性質，決定了它不可能解決好激勵機制和監督機制這兩個企業生存的基本問題？有些人你不能說他居心不良，但正義的激情如果稼 接在一個糨糊頭腦上，通常只會帶來比暴行還嚴重的災難。另一方面，許多對外 資都開放的領域，卻對民間實行封閉，這不是「寧與友邦，不與家奴」的醜陋嘴 臉和賣國心態嗎？
4、行政低效和司法缺位給每個人帶來的損失。這方面也還沒人專門研究，但是每個人都是身（深）有感受的，凡是讓公僕給服務的地方，給人的感覺都像是奴僕求主人給好臉色。而司法的低效、缺位（如民營企業財產權益被人損 害一直得不到有效的處理），以致像廣東企業有糾紛往往去找黑社會而不找司法 部門，這又是多大的傷害。我們的許許多多的東西總是「四不像」，司法不像司 法。司法部門由於不是一個獨立的部門，所以總是不能獨立斷案，總是要依靠別 人的意志、別人的條子來斷案，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我們司法部門往往不去履行自己的職責，而是把自己的職責交給了公安機關，導致了公安機關的權力 的無限擴張，使公安機關既執行了逮鋪的權力，又擁有判決的權力。這使公安機關往往採取非人道的方式來進行證據的收集，以及對「所謂」的罪犯採取毒打等方式進行刑訊逼供，甚至對有些罪犯根本就不進行宣判，而採取黑箱操作。
5、誠信的缺乏為對每個人帶來的經濟損失。周澤雄先生說，中國每年因缺乏誠信導致的經濟損失，高達5000億（《書屋》2002第12期）。同時，和直接的損害相比，各種坑矇拐騙、假冒偽劣、不守契約等給人們帶來的更大的損害是一 種「發展可能性的損害」，交易費用大太使人望而卻步，特別是和知識產權有關的領域就更是如此。其實，民眾之間存在誠信問題對我們來講還不是致命的，因 為我們還可以依靠政府，還可以依靠政府的引導。然而，最致命的是我們的政府總是在說假話，如2000年廣西南丹事件發生後，當地政府口口聲聲地宣稱沒有死人，然而等新聞記者去採訪後，我們才真相大白，我們知道政府在說慌。到了這 個時候，我們還會再繼續相信政府所發布的消息嗎？
6、公民損人不利己行為對每個人帶來的經濟損失。詳見茅於軾《誰妨礙了我們致富》。
這6種最常見的非正常經濟損失，究其根源基本上都是制度安排不合理和政 策不合理導致公共權力不該越位地方的越位、不該缺位的地方缺位的結果。制度的不合理和社會成員的健全程度直接相關，個體的不合理行為導致社會成員相互損害的後果。
二、生態和環境層面每個人的損失。
這主要是對我們健康的傷害和對發展可能性的損失。
這兩年北京的城市環境治理見點成效了，但最近在秋高氣爽的一天登上香山 看市區，還是吃驚：明明是碧空萬里，但近在咫尺的市區卻只見得一團灰霧，我簡直懷疑我居然在這裡面呼息在這裡面生活。再想想沙漠離北京已只有70公里─ ─有人說這就是世界末日離我們的距離。再有各種有毒物質還在源源不斷的排泄 到地下水和土壤裡，這些東西又在多大程度上威脅著我們的健康和成長？而幾乎 不受約束的嘈雜的環境，又對我們的寧靜生活造成了多少干擾？看看中國的荒漠 化和接連不斷的超異常的災難，我不知道中國的發展或者說我們的幸福將建立在 什麼基礎上？
正如有人（一時想不起具體是誰）指出：在生態和環境危機已十分嚴重的情況下，許多中上階層的人們仍在極力追求所謂現代化物質享受，這種「商女不知亡國恨」的「發展」早晚要帶來生存災難。更讓人憂心的是，誰來關心中國？如 果依照某些擁有權勢的「先富起來」的人的行為，中國的結局將令人心怵：富人 與權貴通過「與國際接軌」，正將其財富轉移他國，他們自己則正在或將成為發 達國家的一員；而留在這塊國土上的則是被「淘汰」的貧困弱勢群體，民窮財盡。
另有學者證實：「從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期的三十多年中，社會總產值增加了15倍……向大氣中排放的污染物增加了100多倍。也就是說社會總產值增 長1倍，污染量就要增加6∼7倍」。按此比例算下來，中國經濟總量如果再增長50倍，污染就要增長300倍。就算是污染率隨經濟發展而減輕，GNP增長50倍污染 量僅增長100倍，那麼中國也絕不是人類可以存活的國度。
我提出的各種問題，也不知道誰能夠圓滿地回答。官員只會板著「假大空套 「的傲慢的面孔，學者則以概念遊戲掩護自己的虛弱。這兩種人都不知道自己在 說些什麼和說給誰聽──但他們都在紮紮實實地浪費著公眾的財富。
三、公共安全層面每個人的損失
哈佛大學魏尚進曾論述：高度腐敗導致高度暴力和高發事故。腐敗使政府科層組織優勢喪失，產生負效率加大社會成本，惡性事故瀕瀕不斷，公共治理幾無 效率可言。這幾年來，爆炸、沉船、翻車、塌樓、跨壩、斷橋、火災、搶劫、綁 架，接二連三，「特大事故」隔三差五。在鄉村，許多地方已經連牛啊、雞啊什麼的都不敢養了，因為怕偷，甚至是因為無法抗拒的明搶。在城市，報復性的投毒、扎針、悶錘殺人、黑社會什麼的都出現了。
而且事情惡化到公共權力部門與黑社會相互勾結在一起地步，這我們可以從 瀋陽的劉踴案看出，劉踴這個黑社會的老大勾結了多少的政府官員，從副市長、 公安局長到法院院長等一大批政府高官，這些人為了自己的個人利益的最大化相互勾結在一起，危害公共安全與民眾的利益。
而且從這次「非典」事件中我們看的更清楚：中國政府張文康式隱瞞、欺騙、縮小疫情進行防治的方法是錯誤的、失敗的，有罪的，是貽害無窮、殘害國人、禍及人類。他們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而總是不顧不管公眾的利益。在這場瘟疫面前，我們每一個人都顯得和渺小和微不足道。然而，我們擁有許多的資源的政府部門卻對瘟疫進行隱瞞、欺騙，而總是藉口為了維持公共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