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每年秋天，都會在中央公園舉行規模盛大的志願者招募，幾百個本地團體擺攤招新成員，團體大到為愛滋病者服務，小到愛貓協會，各式各樣，但有個共同點，所有團體活動都是無酬的。但成員們似乎不計較這些，熱心得令人吃驚。」
「我曾為提高英語水平，參加教會辦的培訓班，教師是哈佛商學院畢業生，薪酬極高，事情也忙，但每週都要抽兩個半天時間無償為教會上課。她稱這是為上帝工作，是種快樂。這種情況觸動了我，使我開始對美國人稱為社群（community）的社會形態產生興趣，並納入了自己的研究範圍。」許紀霖說。
9．11後的美國和
非典中的中國
《南風窗》：許教授，您9．11期間置身美國，而非典期間置身國內。您曾說過，似乎是天意，把您安排在兩個國家關鍵時刻的現場，讓您觀察其面對災難的反應，那麼您看到了什麼？
許紀霖：對比兩個國家，我感觸甚深的是9．11後，美國社群力量之強大，以及非典期間，中國社群的廣泛缺席。
9．11發生時，我正在西部黃石公園旅遊，兩天後，我搭乘UA的夜航班從洛杉磯回波士頓。當時，飛機上所有旅客都非常恐慌，一有人上洗手間，大家都緊張地盯著他，怕有什麼劫機舉動。清晨6點鐘到達羅根國際機場時，我大吃一驚：波士頓好幾個志願團體自發到機場來歡迎我們，因為我所坐的飛機是羅根機場重新開放以後抵達的第一個航班。一下飛機，就看到志願者們揮舞星條旗，向我們微笑。這使人有種回家的感覺。
而在中國的這次非典過程中，社群的缺位則不能不說是遺憾。為什麼這次在北京，當非典真相暴露之後，會出現許多人奪路狂奔？一個原因就是中國大都市缺乏各種社群的生活。在現代大都市這樣高度流動的空間裡，人們被迫剪斷了與以前傳統社群的聯繫，置身於陌生的人際網路中，所有人都帶著「口罩」，沒有真實面孔。單位也好，社區也好，所接觸的人，都是非人格交往，缺乏情感聯繫。現代大都會一旦缺乏社群生活，這個社會是經不起災難打擊的。
北京人口流動性非常高，許多北京人都對北京缺乏認同感，更別說外來人口了，這次逃離北京的，大多是外地學生和民工。北京對於他們而言，僅僅是賺錢和拿文憑的城市，他們與北京的關係很脆弱，社會上也沒有宗教、道德、文化或地域性的亞社群讓他們留戀。人之所以感到恐懼，往往是缺乏社群支持，讓他感到孤獨，無以面對突如其來的恐怖，只剩下一條路，逃亡，逃到老家。因為那裡還有他們所依賴的社群：家庭、家族和鄰里。
《南》：您認為，民工和外地學生所依賴的社群，仍是中國傳統的社群，對嗎？您認為這種傳統社群的主要特點是什麼？這種力量，今天還夠用嗎？
許：是的，那是中國傳統的社群，它們主要以血緣和地緣關係組織起來。這種社群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是很強大的。比如說傳統社會中，中央政府的統治只到縣，鄉土社會的治理主要依靠宗族，這就是社群自治的社會；再比如說，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大都市有各式各樣的同鄉會，這是地緣社群在城市中的延伸。
但在中國近代化和現代化過程中，隨著政府統治力量的加強和文化上對傳統的揚棄，這些傳統社群被一再壓縮，現在只是在家族、家庭和鄰里間存在了。而在大都市，這種社群基本上被切斷，但新社群又沒有建立起來。非典就像颱風，一下子把所有屏蔽捲起來，讓我們看見了中國新型社會中社群的嚴重缺位。
無可否認，中華民族最後還是取得了非典戰役的勝利，但這是在政府幾乎放下所有日常工作挑起領導責任的前提下取得的，所以代價太大。在現代社會中，這場戰役的領導者應該是社群。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改革中有個幾乎所有人認同的口號是「小政府、大社會」，但非典一役中，我們看到了多少社會的力量？幾乎都是政府的力量，所以這也暴露了改革中的問題。
社群缺席造成社會信用危機
《南》：在一個社會中，社群應發揮怎樣的作用？您認為，在美國，是怎樣的力量，使那位教師在繁忙工作之餘，來從事義務教學工作？
許：這要從社群的特徵說起。社群涵蓋面很廣，它的特點在於成員之間是以一些共同點來維持的－－比如說共同的家鄉、共同的愛好。大的來說，一個民族國家就是一個社群，小的社群則可能就是在街邊喝茶時，常聚在一起的老頭老太。
社群的特點是成員之間彼此認同。比如在一個民族國家裡，人們認同的是彼此之間民族的共同性，還有是對國家所代表的憲法和法律所組織起來的社會政治結構的認同；而在同鄉會裡，人們認同的是家鄉語言風俗。社群給予人們最多的，是熟人社會的感覺、一種歸宿感。很重要的一點是，對於所有社會成員來說，身處熟人社會都是有利的，所以建設這樣一個社會，也不是薪酬和物質成本可以衡量的。
在一個社群中，彼此認同給成員帶來的成就感，並不比一般的社會成就，比如財富帶給人的更少，取得一個熟人社會的共同尊重，這裡的成就感是不言而喻的。所以，那位教師是能夠在其義務教學中，取得極大的滿足感。
而對於國家來說，一個建立在社群基礎上的熟人社會，其國家誠信度要高，因為在熟人社會裏不僅法律，就是道德也有了較高的約束能力。所以我們看到，社群建立程度高的幾個國家，如美、日、德等國，其社會誠信度也比較高。
我們為什麼需要社群？
《南》：您認為，除了能使社會風氣趨於誠信之外，社群在國家和個人之間還能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許：其實誠信度只是社群的附帶結果。社群在國家和個人間的實際作用，遠比誠信這一個結果更大。
一些中國學者，以為美國的民主只是三權分立和權力制衡帶來的結果，但就我在美國的觀察，其實美國的民主有雙重結構：一個是由憲法、法律和制度建構的政治法律上層結構；另一個是由社群和各種非政府組織形成的底層結構。
我們為什麼需要社群？一方面，個人無法面對國家，單獨的個人無力與龐大的國家機器抗衡，很容易陷入國家威權主義的泥潭。在轉型國家中，如果缺乏社群支撐，那麼由全能政府轉化而來的國家機器，很可能把私人領域的自由與公共領域的自由分開，只給民眾私人自由而不給你公共自由。即使是實現了制度上的民主化，假如社會缺乏公民的政治文化和強大的社群，民主依然有可能成為政客的囊中私物。臺灣就是一個例子。正像林毓生先生所批評的，臺灣的政治，從蔣經國到李登輝，一直到現在的陳水扁都是「私性政治」。
另一方面，社群對於個人來說，可以克服孤獨、疏離化狀態。在一個人與人之間缺乏社群生活、彼此隔離的社會裏，最容易產生威權政治，因為威權成為了他們彼此間惟一的聯繫方式。因此，民主社會，不僅是講個人權利的社會，也是要求公民責任的社會。國家對於民主社會的公民來說，不僅僅是保護其私有財產的守夜人，國家也是一個社群，一個為所有公民所認同的政治社群。
我們在這次非典危機當中可以看到，由於缺乏社群紐帶，危機一來，很多人都變為自利性的個人。自利性的個人，按照黑格爾和馬克思的經典分析，只是僅僅有權利意識的資產階級市民，還不是有公共意識和社會責任感的現代公民。真正的公民在面對社會事務時，是具有公共責任，是能夠超越個人利害、有所擔當的。
社群應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
《南》：如果中國需要社群的話，是不是把傳統社群恢復起來就可以呢？
許：中國傳統社群是以血緣和地緣關係組織起來的，這種社群一方面在現代化過程中已經受到衝擊，無法適應現代社會的變化，另一方面它存在侷限，對社會影響力也有限。但這並不是說傳統社群在現代中國一點作用也沒有，比如說在農村，傳統社群－－宗族，就可以制約過度擴張的基層行政權力。但這些社群都不是現代的，是非自願的組織，在現代的條件下，需要轉化，轉化為現代的自願的社群。
《南》：那麼中國未來的社群可能以什麼面目出現呢？
許：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把社群看作是一種不安定因素，「聚眾」後面跟著的，一定是「鬧事」兩個字。事實上，如果處理得好，社群應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舉個例子，現在中國的進城務工者被認為是不安定因素，但沒有人考慮過他們在陌生城市裡和巨大的生活反差面前的心理撫慰需求，沒有相應社群做這樣的工作。而很多務工者案件的發生也正是因為心理失衡造成的。因為城市不是他們的家，沒有親人。
在六七十年代，日本在城市化過程中也像我們現在這樣有大量農民進城打工，但許多人都參加了「創價學會」，這是現代的心靈團體，給了那些背井離鄉者以很大的心靈撫慰。
我們設想一下，在這樣一個團體內，務工者彼此間認識照應，在城市有一個很大的熟人社群，是不是會對城市產生一種家的感覺？心理失衡的概率是不是會少得多？這就是社群在安定社會中的具體作用。認識到這種作用，以及進一步認識到社群在政治體制改革中的作用，是我們急需補上的一課。
我相信，隨著現代化過程的日益推進，「小政府、大社會」的概念必然會進一步深入人心，而社群作為政府與個人間的中介組織，也會被更多人認識。在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作為政府，應考慮逐步放鬆對社群的控制，給予社群以體制化保障。
南風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