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對「三個代表」的解釋，首先也要堅定不移地堅持「生產力優先」。他說：「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黨作為執政黨的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發展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發展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政治文化相協調的發展，是促進人與自然相和諧的可持續發展。」他對「生產力優先」的創新性解釋，也就是從胡溫上臺以來，在所有重要講話中都強調的「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他在總結抗炎的勝利經驗時，也強調了「抗炎和發展經濟」兩手抓。
新華社七月二日發表了十四位省部級幹部學習三個代表的文章，也進一步驗證了這樣的底線。他們的發言甚至很少凸出「立黨為公」，而大都把落實「三個代表」表述為「執政興國」，「執政興國」的主要手段就是「保持穩定」和「發展經濟」。在談及如何落實「執政為民」時，這些高官主要談及怎樣兌現物質上的「小康承諾」，仍然是「吃飯第一」和「生存權優先」的豬哲學。
誰說中共現政權背離了馬克思主義，這種「經濟拜物教」正是馬克思主義粗俗唯物論的「與時俱進」，也是中國漫長的獨裁政治總結出的實用主義天條：「民以食為天」。而在毛澤東製造了餓死幾千萬國人和貧困的票證中國的大災難之後，中共現政權把「吃飽飯的小康」塑造成政績神話或執政奇蹟，自然理由充足。用高增長和吃飽飯的政績，來代替社會的綜合發展和人對自由的本能欲求，也就成為現政權的自我辯護。在中共的統治邏輯裡，「吃飽」就是「天大地大的事」，牧羊者能夠讓羊群吃飽，「天大地大」就轉化為「不如黨的恩情大」。比天地還大的黨恩，經常通過回顧中國漫長的飢餓歷史來強迫民眾憶苦思甜，以此支撐「今天是中國有史以來發展得最好時期」的自我標榜。這種體制邏輯對被統治者的要求形成了循環論證：讓我代表你們，你們就能吃飽；既然我讓你們吃飽，我就有權強行代表你們－－不管你們是否同意。「吃飽了知道感恩」，才是良民；而「放下碗罵娘」，就是刁民；良民被獎勵，能夠坐穩奴隸地位；刁民不願做奴隸，就要被鎮壓。
溫家寶的首次香港之行，也時時刻刻踐行著這種「經濟拜物教」。溫家寶給香港經濟送上了政策優惠的「大禮」，在公開演講中也大談如何重振香港經濟，甚至還指出香港經濟的結構性弱點。而對敏感的政治問題，特別是港人的主流民意和國際主流社會皆反對的23條問題，溫家寶卻刻意迴避，甚至要避開與香港大學生的見面。有人就23條提問時，溫家寶也是顧左右而言他：「我們希望香港創造一個有利於外資進入香港的穩定環境。」這樣模糊的回答，也離不開「外資」，他所指的「不利於外資進入香港」的因素，顯然是指政治上反23條大遊行。他在慶典酒會上的講話強調：只有穩定和團結，才能振興香港經濟。
這樣的「穩定第一」和「經濟拜物教」，也成了董特首及親共挺董的香港富豪們的口頭禪。在此次23條所導致的港府執政危機中，董特首多次講話都強調：當前香港的首要任務是「重振經濟」，而重振經濟的關鍵是「穩定和團結」。如此大陸腔調，甚至在宣布押後二讀的講話中也在重複。在中共政協裡當了數年花瓶的大亨霍英東，對如何化解當下的意見是：「香港是個經濟城市。我們應當多講經濟，少講政治。這才會帶來社會穩定。」50萬人走上街頭的民間政治行為，已經擊碎了霍花瓶的謊言，也已經駁斥了「港人只關心金錢而不關心政治」的偏見。因為，今日香港，前有北京欽定的特首，背靠獨裁大陸，港人的自由可謂腹背受敵，稍不留神，強權就會乘虛而入，不但昔日的自由空間被蠶食，未來的民主化也將更為艱難。所以，香港的政治與每個港人的自由之多寡和有無密切相關，焉能無動於衷！
總之，啟動政改就必然要超越「吃飽哲學」，超越「穩定第一」和「經濟優先」的跛足改革，超越坐穩奴隸地位就心滿意足的傳統國民性，而胡溫體制決不會超越由鄧小平開創的、江朱繼承的跛足改革。特別是，在「麵包萬歲」的民智之下，就連很多精英都認為「民主不能當飯吃」，那麼，牧羊者只需做大麵包就可以安枕無憂，根本不必考慮羊群的「自由」。甚至對要求自由的人們進行大屠殺，也可以用「穩定」、「發展」和「吃飽」之間的因果關係，來加以正當化。
2003年7月9日於北京家中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評論家
---《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