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先輩在與大疫的抗爭中,很早就認識到大疫的主要特點、傳播的途徑,並提出了治療和預防措施。
對大疫主要特點的認識。我們的先祖較早地認識到大疫具有傳染性、流行性兩大特點。2000多年前戰國晚期的《黃帝內經》記載:「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疫狀相似。」公元121年許慎在《說文解字》一書中也指出:「疫者,民皆病也。」先民們還認識到這種傳染性、流行性與氣候、四時有關。反映先秦思想的《周禮》、《禮記》都有這方面的記錄。《周禮.天官》篇曰:「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禮記.月令》說:孟春「行秋令,則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疾」;仲夏「行秋行,民殃於疫」。
對大疫傳播途徑的認識。先民們注意到大疫可以通過呼吸道、口腔和接觸等不同途徑加以傳播。一是呼吸道傳染。宋代楊士瀛在《仁齋直指方論》中指明:「不可入癆瘵之門弔喪問疾,衣服器皿中皆能乘虛而染觸焉。」明代虞搏在《醫學正傳》中說:「其侍奉親密之人,或同氣連枝之屬,熏陶日久,受其惡氣,多遭傳染,名曰傳屍。」清代王清任《醫林改錯》曰:「天行觸濁氣之瘟疫,由口鼻而入氣管,由氣管達於血管」。二是食物傳染。東漢張仲景在《金匱要略》一書中,從食物來源、氣味、色澤、存放和污染等情況,科學地介紹了各種疫毒、致毒、致瘘等後果。張氏指出,六畜「疫死,則有毒,不可食」;「穢飯、餒肉、臭魚食之皆傷人」;「凡蜂、蠅、蟲、蚊等集食之上,食之致瘘」。晉代葛洪《肘後方》說:「凡所以得霍亂者,多起於飲食。」三是接觸傳染。葛洪的《肘後方》認為:「馬鼻疽乃因人體上先有瘡而乘馬,馬汗及毛入瘡中」而引起。巢元方在《諸病源候論》中提出:麻風病是風邪或五蟲入皮膚而致。清代汪期蓮在《瘟疫彙編》一書中記錄:清道光八年(1828年)「入夏,瘟疫大行,有紅頭青蠅千百為群,凡入人家,必有患瘟而亡者」。民國年間《續遵義府志》記述:清同治三年(1864年),「疫大作,有全家病臥者,有相繼抱病故者……至秋,疫瘴又作,凡下田獲谷者染瘴扑地,十死五六。」《鼠疫約編》記載,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冬間,鼠疫盛行。疫將作,則鼠先死,人感疫氣輒起瘰癘,緩者三五日死,急者頃刻,醫師束手」。可見,古人已知大疫一般是通過呼吸道、食物的接觸傳染的。
對大疫的治療。自東漢張仲景名著《傷寒論》問世至明清時的溫病學派,治療大疫的專著留存至今的不下數百部。例如,明代瀋之向的《解圍元藪》為中國第一部治療麻風病專著,明末陳司成的《霉瘡秘錄》為中國第一部證治梅毒病專著,清代張璐的《傷寒纘論》、《傷寒緒論》和葉天士的《溫熱論》、吳鞠通的《溫病條辨》、汪期蓮的《瘟疫彙編》、王孟英的《溫熱經緯》等對瘧疾、肺結核、肝炎、天花、麻疹、麻風、傷寒、痢疾、血吸蟲病等一系列傳染病的症狀和治療均有論述,為傳染病的辯證、治療提供了確實有效的方法。
對大疫的預防。戰國晚期的《黃帝內經》中已明確提出:「不治已病,治未病」。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更明確提出:「與其救療於有病之後,不若攝養於無病之前。」中國傳統醫學重視預防醫學,為了達到未病先防,提出了一系列預防瘟疫的有效措施。一是隔離預防法。在秦代,已設有癘人場,專收麻風病人,進行隔離。《後漢書》記載:漢桓帝延熹五年(162年),隴右軍中大疫,當時就設有野戰軍傳染病院--庵盧,實行隔離。清代熊立品在《治疫全書》中進一步提出瘟疫流行時節的「四不要」原則:「瘟疫盛行,遞相傳染之際……毋近病人床榻,染其穢污;毋憑死者屍棺,觸其臭惡;毋食病家時菜;毋拾死人衣物。」二是藥物消毒法。唐代孫思邈在《千金方》中指出:治療和預防傳屍病(肺結核),可服用金牙散;還介紹「絳囊盛帶之」以驅辟穢氣。元代滑壽在《麻疹全書》中提出:在麻疹流行季節,可服用消毒保嬰丹等預防。三是蒸熏消毒法。《周禮.秋官》篇載有人們用莽草、嘉草等燒熏驅蟲、驅病的記錄。明代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指出:「天行瘟疫,取出病人衣服,於甑上蒸過,則一家不染。」清代羅世瑤在《行軍方便便方》一書中說:「將初病疫氣人貼肉布衫,於蒸籠內蒸一柱香,久則全軍不染。」四是衛生消毒法。據《詩經》記載:周初已有冰窖,用於防腐消毒。據《後漢書》記載:漢靈帝中平三年(186年),畢嵐發明灑水車,灑澆南、北郊路。宋代沈括在《忘懷錄》一書中,介紹運用鐘乳石、磁石、硃砂、硫磺、金紀玉等礦物藥物對不同地方的井水消毒。五是預防接種法。東晉葛洪在《肘後方》一書中,記有民間用狂犬的腦子敷塗在人體被狂犬咬傷的傷口上,便能預防狂犬病。這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免疫的記錄。最典型的是人痘接種術的發明。成於1567年的俞茂鯤所著《痘科金鏡賦集解》一書,記有安徽太平縣以接種人痘法預防天花。1681年,康熙皇帝下詔全國推廣人痘法以預防天花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