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回歸六年，香港已經死了。即將實行的『二十三條』立法，不過是為這場靜悄悄的死亡發布一個喧鬧的訃告。
為什麼說香港已經死亡？請看回歸六年來的變化：
－－過去六年香港最大的變化，是經濟衰退，民生凋敝。失業人口已經從過去的大約百分之一，劇增到目前的百分之八點多，而且至少短期內還會持續上升；中產階級的資產在大大縮水之後，現在很有一部分人屬於所謂『負資產』階層；店舖不斷倒臺，公司紛紛關張；私營機構、政府與大學都已經實行了連續減薪，今後幾年內還會不斷實行……
－－六年來，香港的生活質素持續下降，表現到民眾生活的各個方面：環境惡化，空氣污染戲劇性地大大增加，近海紅潮多次出現；衛生條件惡化，一些多年不見的傳染病陸續重現，連續發生禽流感，而最為嚴重的危機，當然首推『薩斯』蔓延；與此同時，過去民眾免費享受一般公立醫院服務的社會福利反而取消，其它社會福利也大大縮減；教育體系千瘡百孔，正在擴展之中的國際學校可以在一夜之間忽然破產，不僅學生預先繳納的半年學費如雪入水，千百個兒童馬上面臨失學狀態；大學預算一減再減，原有的大學體系已經難以為繼，其中一些正面臨下馬的壓力；治安環境也在惡化，當街槍殺的惡性案件時有所聞……
－－另一方面，政府赤字卻在急劇上升，已經成為香港經濟社會的一大包袱，而這是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政府預算大量盈餘的背景下發生的，在那之前據說香港政府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沒有財政赤字的政府；回歸前公認為典範的香港公務員體系，六年來不僅士氣嚴重低落，而且表現令人失望，危機管理過程中漏洞百出，內部紀律也日見鬆弛，過往引以自豪的效率與廉潔都受到嚴重挑戰，香港居然成了『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例子；特首在第二任期引進的所謂『高官問責制』，呼朋引類，有問無責，倍受市民詬病……
－－政治上，法治與自由兩大基石正在受到嚴重侵蝕：胡仙事件、張子強案、釋法風波等一系列事件，一方面打擊了民眾對於香港法治的信心，一方面則在改變香港過往的普通法傳統；媒體中的中資成份暗暗但卻急速地增長，所謂『親中』也就是依靠與北京建立金權關係而擴張自己財富的資本家，據稱已經大部控制了香港媒體；尚未受到資金控制的自由媒體，則不斷遇到來自『港區政協委員』們的責難與謾罵；出版等其它相關行業，情況也大抵如此；而『二十三條』一旦立法，按照推動立法的關鍵人物之一、現任最高法律首長律政司長明言所承，這就在香港人頭上架上了『一把刀』……
這就是香港回歸祖國六年來變化的大體線索，雖然這裡還遠遠沒有列出全部類似事例；這也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六年來的一份簡要『成績單』，雖然我們並不瞭解它其實一定還有修習的更多類似功課的情況。在特區政府的『努力』下，香港就這樣迅速地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二十多年前，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看到了香港的優勢，設計了藉助這一優勢發展內地的計畫，使得與香港比鄰的深圳借光而從無到有迅速崛起為中國最為現代化的城市之一；現在，香港則需要不斷地籲請深圳支持，以試圖解決自己的經濟困境。當年鄧小平為中國發展而制定的計畫之一，就是要在內地『再造幾個香港』；現在，許多內地城市，都在用香港作為反面教材，要引以為戒，有些城市的領導人甚至公開嘲笑香港政府的能力。回歸前，香港經歷一百五十年的殖民歷史，從一個小漁村，成長為一個傲人的國際都市，一顆奪目的東方明珠，在世界上與倫敦、巴黎、紐約並駕齊驅；回歸以來，僅僅六年，香港人驚呼香港的『第三世界化』，面對來自上海、廣州甚至深圳的競爭而不知所措……面對這樣的變化，怎麼能不說曾經作為『東方小龍』騰飛世界的香港在經濟上已經死亡？怎麼能不說以法治、自由和廉潔高效政府為支柱的香港在政治上已經死亡？怎麼能不說那個充滿活力、享受自由、勇於競爭、傲視全球的香港已經死亡？怎麼能不說作為中國人驕傲的『東方明珠』的香港已經死亡？
（中）
回歸僅僅六年，香港就死了。這是為什麼？
有人說，這是經濟問題，原因在於亞洲金融危機和外圍經濟因素。不錯，亞洲金融危機對香港有衝擊。但是，第一，香港當時就沒有被衝垮，而是挺住了。第二，香港的經濟後盾－－中國經濟，更沒有被衝垮，而是大大發展了。第三，一些受到嚴重衝擊的東南亞國家，法治落後，腐敗嚴重，裙帶關係發達，政府能力甚差，無論就經濟發展水平而言，還是政府管治能力而言，抑或就政治基本面而言，從來都與香港不在同一個量級上，而是被廣泛認為遠遠落後於香港。難道，這些過往的認知，其實都是錯誤的？難道香港本來就和這些國家一樣落後、腐敗、缺少法治？第四，就是這些國家，近年也在復甦；與此相反，香港則還是一天不如一天，其下墜之勢不知伊于胡底。第五，近年外圍經濟持續強勁，特別是中國經濟，作為香港經濟的最大後盾，發展迅猛；而在中國整體經濟中，又以珠江三角洲，也就是香港的直接經濟腹地，表現最為突出。相形之下，香港在幹什麼呢？第六，如果僅僅是經濟問題，為什麼其它層面也出現嚴重問題？那又為什麼偏偏要在這時傾力實行『二十三條』立法，難道這就能解決問題？
有人說，這是歷史問題，原因在於英國人留下來的爛攤子。不錯，英國人留下了它的遺產。但是，這是什麼樣的遺產呢？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英國人撤走的時候，也就是香港回歸祖國的時候，香港是『東方明珠』，是世界級的國際都市，是新興工業化發展的典範，是法制健全的自由港，是全球引為楷模的公務員體系，是中國政治改革要解決頭疼的腐敗問題時第一個要學習的政府廉潔範例，是巨額財政盈餘和完全沒有赤字的政府預算，是全民甚至包括旅遊者到公立醫院看病不要錢的社會福利體系……當然，這一切，是以中國人為主體的香港人多年奮鬥的結果，不是英國人的恩賜。但是，難道今天的香港人就不是以中國人為主體了？難道回歸後的香港人就好吃懶做、不肯奮鬥了？難道現在可以依靠北京的恩賜了？就算想某些香港『精英』所說，確實是因為香港人不肯奮鬥了，那又為什麼呢？為什麼他們可以在英國人之下勤懇勞動而收穫纍纍，而回到祖國之後就不再勤懇，或者雖然勤懇而沒有收穫了呢？
也有人說，問題在於北京的干涉；而有人駁斥說這是無稽之談，北京從來都是在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方針，根本沒有干涉。這種爭論，在難以找到論據的情況下（而這可以是因為根本沒有干涉，也可以是因為政治根本不透明），是很難有什麼結果的。我們不妨認同北京沒有干涉的說法，那麼，麻煩好像更大。如果是因為北京干涉，還可以說，原因在於中國的政治制度，在於共產黨那一套，所以香港搞不好。可是，既然北京沒有干涉，六年來根本是特區政府獨立自主地在管理香港，那豈不等於說：中國人根本就沒有能力治好香港？即便是那些多年受西方教育、深入瞭解自由社會和發達國家運作的人，也根本就不可能管理好香港這樣的比較發達的地方？
還有人說，原因在於現任特首無能，香港缺少政治家。這個說法，目下似乎正在成為香港民意的主流。可是，第一，這樣一個特首，是怎麼產生的呢？第二，既然已經知道他無能，為什麼他還可以在完全沒有競爭對手的前提下連任第二屆呢？第三，過去英國派駐香港的總督，真的是個個很有能耐嗎？如果是，為什麼他們可以派出這樣的總督？如果不是，為什麼無能的總督也沒有影響香港的持續進步發展呢？第四，在民意如此高漲、矛頭直指現任特首的今天，為什麼他依然得到中央政府強力支持？『倒董』運動甚至被認為是『反中亂港』的巨大政治陰謀呢？第五，明天他下了臺，誰能保證下一個產生的不是那麼『無能』的特首呢？
（下）
經濟因素、歷史原因，甚至現任特首的顢頇無能，都不能從根本上解釋香港回歸中國主權六年來的迅速死亡。作為一個政治學者，我把目光放到政治制度層面。可以說，香港的死亡，根本在於『一國兩制』的失敗。
不是說北京沒有太多干涉香港事務嗎？那不等於說，『一國兩制』的原則並沒有受到嚴重挑戰嗎？可能是的。但是，六年來香港特區的實踐表明，『一國兩制』的失敗，根本原因，並不在於它是否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一國』壓倒『兩制』的政治干涉，而在於這一制度設計本身。六年前，人們慶幸，『一國兩制』這一制度框架，解決了香港主權回歸中國的歷史難題，保存了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可是，六年來的實踐，卻越來越清楚表明：『一國兩制』作為原則是錯誤的，作為制度是空想的，作為實踐則是自我欺騙的。它經不起實踐的檢驗，把香港帶入了死亡。
為什麼說『一國兩制』的原則是錯誤的呢？關於這一點，我們首先要問鄧小平：如果香港原有的制度與中國整個國家的制度相比，是不好的，那為什麼要通過『一國兩制』來保留它？如果香港的原有制度優於中國內地的制度，那為什麼不改造中國內地的制度向香港原有制度看齊？很可能，『一國兩制』的提出，表明中國當時的領導人承認香港的原有制度優於內地制度，但是內地一時又不可能實行香港的制度，所以採取了『一國兩制』的權宜之計。所謂『五十年不變』，鄧小平的解釋是，『五十年後也不必要變了』－－這是不是意味著五十年後中國內地就將全面實行一九九七年之前香港的制度呢？如果不是，通過『一國兩制』來保留香港的惡劣制度，那在原則上當然是錯誤的；如果是，卻不改造中國內地的惡劣制度，那更是在原則上錯誤的。特區成立之初，『立區』原則兩錯必居其一，怎麼可能保持以後的繁榮和穩定呢？
當人們談論『一國兩制』的時候，常常會忘記，這四個字後面，還有不能省略的四個字：『港人治港』。假設過去六年中北京沒有大幅度干涉特區施政，而確實落實了『港人治港』，那麼，時至今日，應該可以得出結論：『港人治港』已經失敗。那些認為香港之死原因在於經濟或者特首能力的看法，大體上都注意到了這一層。問題是，為什麼『一國兩制』後面要加上『港人治港』？從原理上講，北京派遣特首，不也一樣可以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嗎？這就是我們說『一國兩制』在制度上是空想的原因之一了：『一國兩制』是針對香港人和國際社會不接受共產黨那一套制度而提出來的，而香港人和國際社會又怎麼會信任共產黨真的能夠實行『一國兩制』呢？提出『港人治港』，就是要增加這種信任度。換句話說，『一國兩制』的死穴，本來在於人們擔心北京干涉，於是北京提出『港人治港』而擺一副門面。門面是不能解決真正問題的，結果反而成為新的死穴。
其實，真正的『港人治港』，應該是全體香港居民通過民主參與來治理香港。在那樣的制度下，根本就不需要搞什麼『一國兩制』 。同樣，中國應該是全體中國公民通過民主參與來決定根本治國方針，那也就不需要高談什麼『三個代表』或『執政為民』。七月一日，香港回歸六週年的日子，同一天，在北京，國家主席胡錦濤強調，要『順民意，謀民利，得民心』；而在香港，近百萬人上街遊行，強烈表達民意，高度展現民心，反對『二十三條』立法，要求董建華下臺，根據『基本法』還政於民。胡錦濤口中的『民意』『民心』，立馬就有試金石。香港人民已經說話了，這是香港起死回生的最後一點兒希望。當這一點希望也最後破滅的時候，那就恐怕連『香港的死亡』也不必談了：一具死屍，還有什麼好說的？且任『民族罪人』肆虐蹂躪這顆失去光芒的昨日之珠吧！
（原載BBC)(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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