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中國領導層：崛起的第四代》，由大衛.芬科斯坦(David M. Finkelstein)與瑪雅恩．季黎涵（Maryanne Kivlehan）編著。雅莫:薛浦出版社（Armonk: M. E. Sharpe）2003年出版，共302頁，74.95美元。
2003年3月15日，中國第十屆人大一次會議選出新一屆國家領導人，這象徵著以胡錦濤為代表的中國第四代領導人正式登上了中國的歷史舞臺。無庸諱言，「中國第四代領導人」這一概念早就眾所周知，但如何圈定這一批政要的群體特徵，描述各自特殊的人格特質與領導風格，以及預測他們對中國未來政治、經濟、外交事務的影響都需要極大的時間、精力的付出，當然，還需要人類天然好奇心的驅使。
這本由中國問題專家芬科斯坦與亞洲安全問題專家季黎涵編撰的書，正是彙集了一群對中國問題充滿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的學者和專家， 通過對中國第四代領導階層的研討，結集成冊的。他們包括李成（Cheng Li）, 莫裡．斯科特．特納（Murray Scott Tanner）,約瑟夫．傅士卓（Joseph Fewsmith）,布魯斯．迪克遜（Bruce Dickson）, 卡羅爾．李．漢穆閏（Carol Lee Hamrin）, 和 大衛．沙姆鮑爾（David Shambaugh）。他們因為專門從事中國問題研究而擁有自己群體的稱呼，被譽為「北京學」或「中國問題研究」派。學者們從自己研究的不同角度對中國現領導階層進行分析，闡發自己對中國問題的態度；他們一方面承認中國問題研究前輩羅斯．特里爾(Ross Terrill)對中國問題的某些見地，另一方面，對中國問題他們比這位老前輩顯得更為樂觀：他們相信中國第四代政治精英變得更職業化、更知識化，更富有創見性與思考性……
以下扼要概述幾位作者的背景及其幾點共識。
李成，研究中國第四代領導人的頭號專家，目前為漢密爾頓學院政治教授。他早年成長於中國上海，在文革中自學成材。1985年赴美留學，先後就讀於加州伯克利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獲政治學博士。1993-1995年間，他曾回到中國基層進行調研。根據這一經歷，1997年，他寫出了《重新發現中國：改革的生機與困境》（Rediscovering China: Dynamics and Dilemmas of Reform ）；2001年他又完成了《中國領導人：新的一代》（China』s Leaders: The New Generation）。這兩本書讓他在中國問題研究學界名躁一時。
約瑟夫．傅士卓，波士頓大學政治系教授，中國問題研究專家。他經常往返於中美之間，寫作了大量的中國問題文章；他的主要興趣是在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方面，如中國選舉制度等。
莫裡．斯科特．特納，西密歇根大學的刑事學教授。對中國刑法有所研究，寫作過《後毛澤東時代的立法政治》（The Politics of Lawmaking in Post-Mao China: Institutions, Processes, and Democratic Prospects）。
大衛．沙姆鮑爾，又稱瀋大偉，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知名中國問題專家。他曾在倫敦大學執教，並任《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主編。瀋大偉專精於中國內政，軍事，外交關係，國際政治和亞洲安全研究，其主要論著編著有《中國外交政策：理論與實踐》（China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1994）; 《鄧小平：中國政治家肖像》（Deng Xiaoping: Portrait of a Chinese Statesman，1995）; 《大中國：下一個超級大國？》（Greater China: the Next Superpower? 1995）。
以李成為代表的中國問題研究資深專家，對中國第四代領導人的看法是非常積極和樂觀的。他們認為中國第四代領導人與其前輩不同。首先，他們是中共歷來領導層平均年齡最低的，大多50多歲，新中國成立前後出生。這使他們的世界觀和對中國的未來所做的設想中更少「革命」色彩，而更易支持推行經濟改革；其次，第四代領導人也是學歷水平最高的一代，大多為工科背景，從事過基層工作，對中國底層問題有相當瞭解。在領導風格上，他們不像以前的領導人那樣行事高調、具有個人魅力，而是更務實、低調，「神秘」而「成功地讓人不瞭解他們」。
經濟上，中國各階層、部門和團體之間貧富加劇問題將成為這代領導人首要關注的問題。這批領導幹部多為「經濟改革精英」，具備「技術官僚」（technocratic）和「重視能力和素質」的傾向。很多學者認為，江澤民在位13年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很大程度上歸功於「技術官僚」類領導幹部（尤其是中低層）的智慧。
政治上， 新一代領導階層必然會加大改革力度，這不僅僅因為中國人的民主觀念和思想已經萌芽，而也是因為現政權害怕重蹈前蘇聯和其他垮臺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覆轍。關於民主問題，毛澤東說過：「中國是有缺點的，而且是很大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鄧小平也說：「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治。」這些中共領導強調的民主問題落在第四代領導人身上顯得更有現實意義。他們認為中國城市中產階級的擴大、非政府組織迅速崛起、人民民主意識日益覺醒、各地方積極實踐民主選舉、律師行業規模性擴張、媒體商業化等因素也促使中國第四代領導人加大政治民主改革運動。
在外交方面，新一代領導人顯得與世界步伐更為一致，他們將著力樹立中國在世界地位上的良好形象。李成暗指中國新領導人在外交事務上會更符合美國人的胃口，他們不熱衷意識形態、缺乏領袖的感召力、務實、更瞭解西方社會和國家，這使中美雙方的交流更加通暢。
這本在中國兩會召開後僅幾月出版的書籍，無疑透露了海外中國問題專家對於中國新領導階層的莫大興趣。21世紀的世界進入到一個多元化時期，給予不同學者觀察與評介中國新領導人的敘事空間；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所描述的內容濃縮的不簡單是幾個中國核心領導人物生平逸聞或行事方式等，更反映是對在當下中國何去何從的思索和問尋。
曾進，《華盛頓觀察週刊》，2003年 06月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