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是韋伯到美國考察100週年，當年他在那本名著中提出，美國之所以產生了充滿活力、發展迅速的資本主義社會，和從歐洲逃到美國來的新教徒（也稱清教徒）帶來的倫理道德、基督文明有直接的關係。在這點觀察上他和托克維爾比較接近，都看到了基督信仰所產生的道德力量在經濟活動（包括對美國民主制度的建立）中所起的根基性作用。
近百年過去了，今天美國社會的現狀，更加證明了韋伯當年觀察的準確性。紐約大學金融學教授弗格森（Niall Ferguson）6月8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為什麼美國超過歐洲（線索：上帝的因素）」中，就美國和歐洲的比較，再次強調了韋伯這種結論的正確性。
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強已是公認的事實，無論其軍事力量，還是經濟實力，全球都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匹敵。北約中，除美國外的其他25國的軍費開支，才是美國的一半；歐盟15個成員國的全部經濟能力，才比美國一個國家多一點。在過去20年中，美國的經濟成長率是英國的兩倍，法國的三倍，美國波士頓一個地區的生產總值，就超過整個瑞典。兩年前結束的美國經濟擴展期，竟連續持續了113個月。即使這兩年美國經濟發展遲緩，上星期失業率升到6.1％，但仍低於法國和德國（法德失業率多年高踞在9％以上；11個使用歐元國家的平均失業率，曾高達百分九點六）。
為什麼美國的經濟一直比歐洲要好？弗格森教授在他的文章中引用了很多數字證實，這和絕大多數美國人有宗教信仰，尤其是基督教的新教倫理有直接的關係。正如韋伯當年觀察的，正是美國人的基督信仰和倫理道德，使美國人更加勤奮、努力，包括自立、自強等，而正是這種精神力量在推動著美國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弗格森教授說，「按照美國人的標準，歐洲人則屬於懶散。」
這一點，僅從大西洋兩岸的工時長短就可看出，按照「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最近發表的數字，平均每個美國人每年工作1,976個小時，德國人平均每年工作1,535個小時，比美國人少22％。而荷蘭人、挪威人等工作小時比德國人還少。即使是英國，也比美國少10％。從1973到1999年這26年間，美國人平均每年工作的時間延長了50個小時，即增長了3％，而同期德國人縮短了12％。在這個期間，美國人口在就業中的比例從41％上升到49％，而德法兩國不僅沒有上升，反而德國降到44％，法國降到39％。1999年，法國又把每週工時減到35小時，等於工廠每週減少四小時產值。法國企業家抱怨說，「這等於全球企業百米賽跑，法國要穿拖鞋，我們沒個贏。」
被稱為「密特朗式社會主義」的法國經濟在歐洲相當有代表性：高福利；大政府。美國《時代》週刊在報導法國的高福利時說，提起法國人，就意味著躺在家中的籐椅上喝最好的酒，吃最好的菜，窗外是大購物市場，鄰旁是酒吧和咖啡館。法國人的付薪假期長達六、七個星期，遭解雇，可獲60％工資，甚至長達五年。在全球七大工業國家中，法國的國營部分比例最高，佔24％（美國低於15％，英國低於20％）。
這種國營和福利政策，產生災難性後果。國營部門大多效率低下，虧損嚴重，結果導致法國的通膨指數和物價都比其他國家高很多。於是法國人又不滿，抗議、罷工不斷。據弗格森教授文章引述的數字，從1992到2001年，由於罷工，法國的經濟，平均每一千工人，損失了120天；丹麥、義大利、芬蘭則損失了80天以上，西班牙最嚴重，損失了271天，而美國損失了不到50天。因而有人說，歐洲的很多工人不是處於失業狀態，就是在罷工，根本不願幹活。
為什麼大西洋兩岸會有這樣的不同？歐洲主要國家原來都是基督教徒佔主體的國家，但現在整個歐洲在走向非宗教化，歐洲人對宗教的信仰已比六十年代大幅下降。據最近蓋洛普的調查數字，在荷蘭、英國、德國、瑞典、丹麥等國，每個月至少去一次教堂的人不到10％。在天主教的義大利和愛爾蘭，每月去一次教堂的人也不到三分之一。48％的歐洲人從來沒有去過教堂。一半以上的歐洲人說「上帝」對他們來說沒有什麼意義，其中在丹麥佔49％，在挪威佔52％，在瑞典的比例最高，達55％。而在美國，91％的人相信有上帝，82％的人說，上帝對於他們來說「非常重要」。以美國近3億人口計算，那等於持這種看法的人近2億半。
這次在對伊拉克戰爭問題上，美國和歐洲出現了不同看法，除了政治因素外，宗教因素也是一個重要的潛層原因。因為現在執政的布希總統屬於傳統派共和黨，更加看重和強調道德責任。克林頓政府時的對外政策核心是保持美國安全和世界穩定，現在布希政府的對外政策，除了安全與穩定外，還加上了傳播自由這樣的道德責任。從布希提出「邪惡軸心」，不斷強調恐怖主義和流氓國家是「邪惡」等，也看出這種宗教情懷，因為《聖經》裡就不斷提到「原罪」和「邪惡」。所以面對薩達姆對伊拉克人民的屠殺，不可能無動於衷（上星期伊拉克挖出一個有3,000名被殺害平民的秘密掩埋地，《紐約時報》報導時說，這樣的白骨堆，在伊拉克可能有幾百處）。
原布希總統演說撰稿人戴維．弗魯姆（David Frum）在他那本最近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榜的書《找對了人：令人驚訝的布希總統生涯》（The Right Man: the Surprise Presidency of George W. Bush）中說，進入21世紀的美國正在出現巨大的社會變化。在19世紀，美國被分成南方、北方。林肯總統所代表的共和黨，對付大莊園主的南方；20世紀，美國的兩黨被階級所分化：共和黨所代表的中產階級，和民主黨所代表的窮人、大都會富人的對峙；進入21世紀，則有了新的變化，美國的兩黨則被信仰所區別：布希所代表的共和黨更加強調宗教信仰和道德的力量。例如，布希和民主黨候選人戈爾的總統大選中，在每週至少去一次教堂的美國選民中，布希得到57％的選票，戈爾得到40％。民主黨一直攻擊共和黨只代表富人，但布希在大選中，在年收入10萬美元以上的富人選民中，所贏得的選票比例，遠沒有在上述每週上教堂的選民中多（少四分之一）。這至少說明並不是越有錢的人越支持共和黨，而是越有宗教信仰的人，越支持布希。因而弗魯姆說共和黨代表中產階級，而民主黨代表的是窮人和大都會的富人，因為美國有非常多的大企業家、大富豪，都是民主黨的支持者（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我會在以後的文章中專門探討），而好萊塢的億萬富翁和富婆們，幾乎全部都支持民主黨。
雖然基督教有過長久的壓抑人性和科學發展的歷史，更有過中世紀的殘酷和黑暗，但在政教分離之後，則日趨走向更文明的階段；尤其是在民主制度下、物慾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基督信仰在道德層面所起到的重大作用，目前看不出來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代替。
2003年6月10日於紐約
（多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