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六四前夕，北京便進入「敏感」時期。那年六月三日上午，我從友誼賓館出來，上了小公共汽車。小公共招手即 停，很是方便。停了幾次上人，車上的二十多個座位差不多 都坐滿了。忽然，司機大聲問售票員：「餵，我違章了嗎， 怎麼後面的桑塔那老跟著咱們，我停它停，我走它也走。」大家從後車窗望去，一輛深藍色桑塔那轎車不緊不慢地跟在 小公共汽車後面，如影隨行。這時，坐在後排座上的一位婦女告訴售票員說：「別理它，跟我的，買菜它跟著，上醫院 它跟著，我去哪它跟到哪。」車上的人聽了都很是吃驚。我看那是位文靜的知識女性，不到六十歲，聲音清亮。售票員疑惑地詢問。她告訴售票員：「我兒子六四時被槍殺了」。 車裡一片寂靜，大家
全明白了。
我一想，友誼賓館的前一站是人民大學，人民大學有一位六四難屬丁子霖老師。難道她就是丁老師？我不知道。豪爽 的售票員勸慰著：「伯母，腦袋掉了就碗大個疤，過二十年 又一條漢子」。
乘客們震驚過後，臉上都充滿了同情；人們或是勸慰，或是憤憤不平地議論著，都對跟蹤的轎車投去鄙夷的目光。
行駛中的小公共正是當今社會的縮影。乘客之間並非完全信任，但良知在高壓下閃現。在這個暫時封閉的空間裡，恐懼被道德的感召力淹沒了。人們的目光和表情都傳達出一種默契和共識，黑白分明，都明瞭正義在哪一邊。其實，在北京的每一 個家庭，每一個朋友圈子裡，人們都無數遍地議論過六四的所見所聞，所知所感。專制高壓下，政府剝奪了大眾公開的話語權，卻剝奪不了滲透進每一社會細胞的大眾民間的話語權。政府騙人民，人民騙政府；政府怕人民，人民怕政府。麻桿打狼 兩頭怕，但誰更怕誰？政府更怕人民。因為政府同六四鎮壓栓在一起，同罪惡栓在一起，站在歷史的被告席上，沒有前途。
這輛小公共汽車成了一個正義的精靈。儘管車後面緊跟著恐怖，但這輛車「反了」，人們無畏地自由表達。這又有什麼奇怪的呢？六四以前，許多人懷疑自己的認知，願意聽黨的話，把一切罪惡都記在「四人幫」頭上。六四使億萬人大徹大悟。現在，即使你一個人站在掌握了一切資源的黨面前，就像車裡那位柔弱的母親，也敢看小了它──黨；因為人一旦為正義武裝，人就是頂天立地大寫的人。
那些賣身投靠的「知識精英」們總會出來打圓場，說：「六四很複雜」。這就跟說「法國大革命很複雜」「辛亥革命很複雜」一樣，純粹是沒用的廢話。那些所謂的「中國通」們，說中國人已經忘記了六四。忘記了嗎？你看專政的毒刺，一刻不停地叮在「天安門母親」的心上，噬嚙著中國歷史上最不幸的群體。這種喪盡天良，只會強化所有中國人的記憶，並使記憶爆炸。
車在北太平莊停下，「天安門母親」在大家敬重的目光中下了 車。我看到桑塔那像只猙獰的鱷魚掉身又尾隨追去。望著母親的背影，我知道她沒有淚水只有堅強。我在心裏默默地說：「好媽媽，多保重；您雖然在六四大屠殺中失去了兒子，我就是您的兒子！」
摘自華夏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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