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4日晚，獄方向我知會：每個即將刑滿釋放的犯人都要按規定寫兩件東西。一件是《思想改造總結》，另一件是《保證書》。且每件均為一式兩份，一份供監獄存檔，一份送達其戶口所在地的派出所。獄卒言罷，我笑而允諾。4月5日，癸未清明。我揮筆擬就《神州之大緣何容不下一個魯迅？》一文。4月6日，我繼而寫出《一生說真話》一文。
江棋生
2003年4月7日於北京市第二監獄六監區16分監區
神州之大緣何容不下一個魯迅？
－－我的思想改造總結
我在20歲之前，讀了一些魯迅。20歲之後，讀得很少。關於魯迅，有一件事我記得極清楚：在鄉下插隊的時候，我與幾個甚為相知的同學作過一個自問自答，即魯迅倘若活到現在，會不會被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大家都肯定地回答，會。
30年過去了。公開出版的報章終於披露了一件鮮為人知的史實：1957年7月7日，毛澤東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與上海文藝界人士座談。席間羅稷南問毛澤東，「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毛澤東答道，「魯迅麼，要麼被關在牢裡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南方週末》，2002年12月5日）。
我相信「毛羅對話」確有其事。這件事的意義不在於它的震撼力，而在於它的發人深省。梁漱溟先生曾認為自己不能見容於毛澤東，乃在於後者缺乏雅量。這樣的解釋或許有些道理：對你梁漱溟，如果不太識相，毛說翻臉也就翻臉了。而魯迅則不同。在現代中國的歷史人物中，魯迅是毛澤東給予最高褒揚的頂尖人傑，毛的雅量再小，恐怕也只能忍受魯迅帶來的不快。毛對這樣的國寶斷然容不得，看來不是什麼容人雅量大小的問題。
我認為，更為合理的解釋是，毛澤東所代表的制度與魯迅所崇尚的價值觀是不兼容的。為了維護不容異見、不存異端的制度，一代梟雄如毛澤東者，也不敢讓魯迅享有特別豁免權：有話直說，不予追究。只是毛澤東未免小看了魯迅，認為魯迅這位「沒有絲毫媚骨」的漢子，為了避免坐班房，可能會呆在家裡「一句話也不說」。依我看，倘若二者擇一，魯迅的選擇只能是：關在牢裡繼續寫他的。
不僅如此。毛澤東立國以來，炎黃子孫中因說真話而以言招禍、以言獲罪者，可謂大有人在，不絕如縷。首先我想說，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1997年後改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之名加以判刑乃至被處決的，高達數十萬之眾當是保守的估計。1957年，則有57萬人被以言治罪，打成右派。1959年，上萬言書說真話的「彭大將軍」被罷官，跟著就整肅了一大批「右傾機會主義分子」。1966年到1976年間，因私下議論被揭發而慘遭專政者，因一言不慎而橫遭批鬥者，因無限上綱而受文字獄迫害者，更是司空見慣，不計其數。我的母校－－常熟市中（當年叫常熟縣中）的一位青年語文教師張振寧，因口無遮攔說過「生的偉大，死的光榮」（毛澤東給劉胡蘭的題詞）有語法錯誤，就被鬥得死去活來，險些送命。張老師當時的痛楚絕望之情讓我刻骨銘心，以至37年後的今天依然歷歷在目，令人心悸。1979年，當西單民主?棤}始說出更多的真話時，就遭到封殺和取締。1980年代，以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王若水為代表的言者又遭最高當局整肅。1989年春，中國大地上爆發了一場空前規模的民主運動。當局除了將其誣指為「動亂」並謊稱演變為「暴亂」而加以血腥鎮壓外，還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之名在全國判了一批人。一大批八九民運中的吶喊者則被打入另冊，視為異類。1990年代至今，當局繼續以《刑法》第105條第2款為標誌來維持言禁，懲治直言不諱的持不同政見者。此外，其它敢說真話的人也繼續受到權勢者的打擊報復。1995年，時任河北省盧龍縣法院院長的賈庭潤，因恪守良知秉公直言、拒絕按縣委領導的意思定案，而被革去職務，貶為縣司法局一般幹部；後又受到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行政級別和職務工資分別降兩級（《南方週末》，2002年12月5日）。一名記者因為忠實於自己認為的新聞的真實而被單位開除（《南方週末》，2002年12月12日）。曾任四川省瀘州市人大代表的曾建余，因仗義執言為出租車司機爭取合法權益，而被以「詐騙罪」之名判刑一年。北京市人大代表吳青說：「本來有人打算推薦我做全國人大代表候選人，但是他們不敢簽名，我感到有很強的力量在阻止我成為全國人大代表。有一段時間，北京記者都不敢對我進行報導」（《南方週末》，2003年2月27）。吳青教授是敢於實話實說的，因此就有很強的力量在阻厄她。這種力量能使別人心懷恐懼，從而「不敢簽名」和「不敢報導」。
不過，應當公道地說，言禁不是中國的專利；在中國，言禁也不是自1949年始。作為人類朦昧時期產物的言禁，它源於對有限理性原理的無知，對拒絕謊言說出真話的人類天性的漠視，和對人類生活多元化、人的平權化的拒斥。在帝王專制時代，說了皇帝不愛聽的實話，將被視為大逆不道，腦袋搬家亦是常事。這裡僅舉兩例。明世宗年間，大臣楊繼盛向皇帝說了真話，上奏指摘奸臣誤國，結果被皇帝廷杖，打了140棍。打完以後，又下獄3年。最後還把他殺了。他死後20年，左光鬥出生了。在左光斗51歲時，由於說真話，被廷杖、被下獄、被刑求，刑求中主要是炮烙，用燒紅的鐵條去渾身燙，燙得體無完膚。後來左光斗也在獄裡被殺死了，死在明熹宗年間（資料引自李敖所著《法源寺》一書）。所幸中國的言禁在民國時期曾經大大弱化，乃得以成就魯迅、胡適、茅盾、巴金、沈從文等大師級人物。民國之後，中國本該取消言禁、實行民主，以消解「毛黃對話」中黃炎培袒露之擔心。然而，歷史的真實卻是黃炎培之子黃萬里被打成右派，一生坎坷！
21世紀的今天，代表制度落後和文化落後的言禁還在中國、朝鮮、古巴、越南和伊拉克等少數國家中存在著。作為一名因挑戰言禁而鋃鐺下獄的良心犯，我心情沈重。四年的牢獄之災當然不可能讓我放逐自己的良知，但是，我也不想把自己甘願坐牢的行為視作人生的驕傲。我只是痛苦地覺得，醜陋和噁心的言禁是今日中國之國恥；中國人直到現在還要被以言治罪，實在是民族的不幸和悲哀。
在即將走出大?棜姚穧菪悀宏琚A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堅信：沒有言禁的制度優越於實行言禁的制度。後者不符合人類的天性，在容納、適配和促進人類生活的多樣性和生氣勃勃，在激發人的創造性和人的善意，並形成寬容、友誼和信任的社會氛圍上，遠不能望前者之項背。在此，我真誠地呼籲：渴望尊嚴地生存和發展的公民們，企盼中華民族復興的同胞們，讓我們盡快在神州大地上確立那樣一種良好的制度，她能夠容得下魯迅，容得下每一個說真話的中國人。
一生說真話
－－我的保證書
現在的中國，很多人可以不說違心話了。比起1976年丙辰清明時分，是個不小的進步。那時候，人們不說違心話不行，不說「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行。
對我來說，自1989年以來，我就對自己提出了如下要求：不僅不說違心話，而且要說真話；不僅要說一般的真話，而且要說官方不愛聽的真話。四年前，我寫了《告全國同胞書》，指出1989年6月根本沒有什麼「反革命暴亂」，有的只是軍隊屠殺平民鎮壓民主運動的史實，要國人點燃萬千燭光，共祭六四英魂。結果是，真話既出，牢獄之災接踵而至。獄中很多人問我，一篇文章換來四年冤獄，值不值？我說值。出去之後還寫不寫？我說寫。於是就有人表揚我，說我為了理想犧牲自我令人敬佩。
我深知他們的稱道出自內心。然而，他們話音剛落，我會立即正色申辯道，我這麼做一點也不崇高，只是為了自己，至少首先是為自己。我說，第一，說真話是天性使然。我說真話只是自己作為人的一種本色表露。人生苦短，不順天性，還活個什麼勁兒？
第二，說真話的感覺真好。經歷過不准說真話的壓抑，憋氣、窩囊和惱人的年代，你能體會到說真話是一種人格的張揚，是一種人生的幸福和享受，能給你帶來問心無愧的踏實感和欣慰感。
第三，說真話的價值很大。只有說真話，才能領略人生的意趣和真諦，才能建立友誼和信任的平臺，才能有獨特的創見和卓越的建樹。
一句話，只有說真話，才能實現自我；為了說真話，我願意付出坐牢的代價。當然，我也並不諱言，我的具有精神特質的言行會在別人心目中被視為榜樣。說真的，我的確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在中國人的價值尺度上，說真話的份量應當至少不亞於吃好穿好的份量，應當至少有一部分人先把真話痛痛快快說起來。
悠忽間，1460個日日夜夜就要逝去，冤獄將盡矣。此時此刻，我深深感念與我同甘苦共患難的骨肉親人，深深感念所有理解我、關心我、聲援我、幫助我的人類同胞。此時此刻，我誠摯祝願從我兒子一代開始，言者無罪將在中國被確認為客觀真實和法律真實，將再不會有國人以言獲罪身陷大牢。此時此刻，我願對天發誓以明心跡：此去別無求，一生說真話。
江棋生
2003年4月6日於北京市第二監獄六監區16分監區
（作者簡介：原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因參加「八九民運，」1989年9月被捕，被關押1年零5個月。獲釋後協助「六四」難屬丁子霖尋找「六四」死難者和傷殘者，參加爭取人權與民主的各種和平請願簽名上書活動。1999年6月以涉嫌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正式逮捕。2000年12月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剝奪政治權利1年。2003年5月從北京市第二監獄刑滿出獄。）
－－《人與人權》2003第6期
